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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貧困、貧困積累與貧困克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條隱性線索
2019-07-03 10:55:05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姜英華 【 】 瀏覽:73次 評論:0
    “貧困,就像美那樣,只存在于注視者的眼中。”馬克思對現實的、歷史的和社會的人的生存環境和境況的關切,使其將理論整體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瞳孔”聚焦于對貧困性迷霧的“祛魅”和貧困性疑難的消除上。為此,馬克思超越古典貧困話語的歷史譜系,從現代性場域和理想性愿景的互動張力出發,實現了對貧困、貧困積累和貧困克服的全面認知。本文追溯和遵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整體思路和致思邏輯,發掘與商品、貨幣、資本等拜物教遞推結構相伴生的理論線索,探尋貧困的多維度面孔和根本性誘因,進而找到破解貧困難題的可能性方案,重塑“真正的”、“屬人的”生活世界。
    一、貧困、貧困的多維面孔與多重表征
    “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實質上同時就是積累過程。”既在一極堆積龐大的商品元素和物質財富,又在另一極擴大揮之不去的貧困和失業,因為用來進行商品生產和物質財富積累的工具和手段也同樣制造著貧困和失業。或者更確切地說,貧困比財富生產的欲望更加迫切地被擴大生產出來,“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壓制住,還在于它使財富的積累變得可能。……沒有窮人,國家就會貧窮。貧困成為國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窮人成為國家的基礎,造就了國家的榮耀。”就貧困的特質而言,貧困不僅意味著軫恤與憐憫,而且也代表著苦難與屈辱。因此,貧困是多面的棱鏡,折射出多維的面孔,具有多面的表征。
    (一)“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貧困的兩種樣態
    一般而言,生產力不發展和不發達形成財富生產能力的低水平循環或意外突發情況剝奪了勞動者的勞動生產能力,形成物質上的匱乏和生活上的拮據,這被認為是導致貧困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因由。但是,貧困、富有、享受和滿足除了具有純粹天然的內容之外,更具有社會的內在規定性,不同的社會生態條件下,貧困和貧困的存在樣態不是純而一的,而是多而雜的。
    就“絕對貧困”而言,主體性與失去主體性、獨立性與失去獨立性、對象性與失去對象性、現實性與失去現實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置條件,也貫穿于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始終,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勞動能力表現為絕對的貧窮,……被剝奪了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勞動能力是絕對貧窮本身,……工人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貧者,是這種自為存在的、與自己的對象性相脫離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擔者。”從這一意義上來講,“絕對貧困”意指由于“被剝奪了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而失去獨立生產能力的勞動者永久性地處于被動服從和依附從屬的狀態和地位。因此,“絕對貧困”是說一方面“勞動是財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是“勞動能力與財富相對立”,這種“豐盛中的矛盾和悖反現象”。
    就“相對貧困”而言,與“絕對貧困”所指涉的可能性與現實性的分離以及創造者與享有者的對立不同,一方面,與社會整體性發展相適應,人的需要、滿足和幸福感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消費水平的提高而有更高的需求和訴求。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一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子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一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可憐的茅舍模樣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講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但是,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那四壁之內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另一方面,工人境遇的改善、工資額度的增加、社會需要的增長、社會福利的增進比起生產資本的增加、資本積累的增速、資本家享受的推進,“與一般社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的性質。”除了福利和需求的社會性和相對性之外,在實際的商品生產、交換和消費過程中,“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之間以及“相對貧困”的內部差距也逐漸擴大。一則商品生產者和企業激烈的市場角逐引發利潤率的下降,總資本中的可變組成部分“絕對減少”,“可變部分”與“不變部分”相比“相對減少”,龐大的產業后備軍使在役工人隨時面臨被擠出的威脅。而且與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勞動力價格的下降和生活資料的增加相比而言,“工人和資本家的生活狀況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此外,剩余產品的增多和支付手段的回流固然增加了工人的消費貨幣基金,擴大了工人的享受內容和范圍,“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或者換句話說,貧困在“外圍”的相對性減弱不會改變貧困在“內核”上的絕對性凝固——工人主體性的喪失和主體條件與“對象條件”的永久性分離,而在最一般的情況下,貧困的相對性的增強即貧富分化是常態。
    (二)“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貧困的二元維度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體系下的貧困具有殊異于其他生產范式和生產過程的屬性和特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旨在剖繪這一特定的歷史過程和闡明表象背后潛藏的本質和真相,為此,馬克思從“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兩方面進一步確證了貧困的二元維度。
    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一個不斷產出商品的機器體系,對剩余價值的熱衷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一般勞動過程中到處滲透和浸潤著剩余價值生產的痕跡。所謂“一般勞動過程”實質就是勞動者通過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的外向化的力量釋放和自我確證過程,作為一切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共有始基,其實踐展開包含純然自然的終結和人化自然(自然異己對象化)的開端兩個方面。具體而言,“人(作為勞動者)‘為了生存’必須要同自己的無機身體不斷進行交流=代謝,而且還要把自己的勞動對象從大自然剝離出來,并將自己的生命力注入其中。這一‘對象化’本身不僅把過去曾充滿熱情地包容、保護和養育自己的大自然反過來看成與自身相對立的、異己的勞動材料和糧食倉庫(自然的異化);與此同時,它還是將勞動對象從自然當中分離出來,勞動對象不斷被加工和完善的對象自立化和異己化進程(事物的異化)。”“一般勞動過程”描述了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分離對立的情況,它在一定程度上闡明了勞動者有目的的對象化勞動過程或勞動能力的發揮實質是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雙重消耗和支出的過程。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和絕對規律是“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在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和生產條件而勞動者喪失生產資料和生產條件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下,勞動力商品的轉讓和出賣還必須以“無酬勞動”的形式將“自身作為資本再生產出來”為必要構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必要勞動是通過剩余勞動并且為了剩余勞動而存在的勞動。”但是,財富的源泉和生產的富足“被當作剝奪的富足返回到生產者面前”。“這種情況表明,通過勞動本身,客觀的財富世界作為與勞動相對立的異己的權力越來越擴大,并且獲得越來越廣泛和越來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對來說,活勞動能力的貧窮的主體,同已經創造出來的價值即創造價值的現實條件相比較,形成越來越鮮明的對照。勞動本身越是客體化,作為他人的世界,——作為他人的財產——而同勞動相對立的客觀的價值世界就越是增大。”
    與“物質貧困”和“外部世界的貧困化”相輔相成的還有“精神貧困”和“內部世界的貧困化”。因為“貧窮現象不能僅僅簡單化為物質的剝奪和身體的災難,它還是一種境況和心理境況。……貧窮意味著被排斥在正常生活之外,這必然導致窮人的恥辱感、內疚感以及自尊的淪落”。其一,私有財產與異化勞動造成了“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包括這種發展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現象”。也因此,“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于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其二,分工細化與機器發展以“犧牲工人的全部五官為代價”。“分工使工人去從事屈辱身份的職能;被損害的靈魂與這種屈辱身份的職能相適應,而工資的不斷急降又與靈魂的被損害相適應。”分工將生產過程整體肢解為碎片化的粘結,使“完整的、整體性的人”退變為“殘缺的、局部性的人”,分工的細化和簡化抽掉了“工人的特殊技巧”的無與倫比和獨特價值,將生動的、活潑的工人勞動變為“不需要投入緊張的體力和智力”的單調的、枯燥的均質化的機械力,工人不可替代的工匠技藝隨時面臨被大規模作業的“簡單職能”取而代之的危險,工人精神需求的多元性和創造享受的豐富性被粗糙的周而復始的單一化操作和沮喪的循環往復的片面化利用所閹割和淹沒。最后,“人的控制的需求、創造性、好奇心、獨立思考都被阻止,這樣做的結果,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工人們的逃避或反抗,以及冷漠或毀滅,精神上的退卻。”其三,市場競爭與時間壓縮使“人的生命”轉化為失去智慧的“愚鈍的物質力量”,絕對延長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擠占必要勞動時間和并吞自由時間,都使工人不僅在物質生產上依賴和供養“非生產勞動者中的純粹寄生的部分”,而且也使工人在精神生產上陷入低頹萎靡狀態。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和省思就會發現,“一個人如果沒有自己處置的自由時間,一生中除睡眠飲食等純生理上必需的間斷以外,都是替資本家服務,那么,他就還不如一頭役畜。他不過是一架為別人生產財富的機器,身體垮了,心智也變得如野獸一般。”其四,消費社會與抽象符號使人們淪為失去質疑精神和批判能力的單向度的人。資產階級用來批判以往一切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犀利工具變為用來佐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統治關系合理性的合法性工具,健全的精神和批判的氣質淪陷了。“一旦連精神勞動本身也越來越為資產階級服務,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這時資產階級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力求‘在經濟學上’證明它從前批判過的東西是合理的。”這種情況反映了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同時也是精神上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的“精神貧困”。恩格斯在《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中提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的概念,他指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它的使命是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并肩地發揮重要作用。”此中所言的“腦力勞動無產階級”是“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的反題,即推翻使人被驅使、被奴役、被侮辱、被歧視和被邊緣化的“一切關系”,使其既具有勞動的能力也具有豐富的社會知識,尤其是超脫于膚淺的表象直觀,深入到內層的本質機理,恢復主體間性,實現勞動者物質充沛與精神豐滿的有機結合與統一。
    (三)“現實貧困”與“潛能貧困”——貧困的雙重內容
    勞動者的“一般勞動過程”本質上是發揮“真正的人的技能”,通過自主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將人類無涉的“天然自然”轉化為屬人的“人化自然”的活動。在對象化的確證活動中,不僅借助于有形的生產、生活資料和手段、工具,而且勞動者還將“精神和靈魂都鑄給對象”,在商品體中“注入了全部的生命和能力”。故而,在談到“動物活動”和“動物機能”與“人的活動”和“自主氣質”時,馬克思指出,“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固有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這種按照“種的尺度和需要”進行構造的過程就是發揮其主觀能動性和施展“創造天賦”進行美的塑造的過程。勞動本應是“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統治的充分發展”,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吊詭的是,從“原初豐裕社會”脫域的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世界,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勞動的現實化過程(Ver-wirklichung)”本身也是“勞動的非現實化(Ent-wirklichung)”或被剝奪本身,“勞動的對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展開為“勞動者的對象的喪失”或“被對象的奴役”,最后,勞動者對勞動對象或成果的占有表現為勞動結果本身的異化、外化和不受控制。由此,勞動的現實性與非現實性、對象化與非對象化之間的矛盾必然導致悖論性的結果——“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這種赤貧使財富的創造者們時刻面臨著朝不保夕的“現實貧困”的困窘,在通常意義上,“社會無論處于衰退、進步還是處于富裕狀態,工人都只能獲得至多從瀕臨餓死的四個孩子中救活兩個的那種‘剩余’。”對剩余的控制權和索取權不僅限制了勞動者的基本生存,在更長遠的未來,“現實貧困”會束縛和扼殺各種新的潛在想象和可能性。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寓意不僅在于感性持存和生活現實,更深刻的意義還在于發展潛質和未來尺度,費徹爾發覺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對“潛能貧困”的論解,他指出,“貧困化不僅有其字面意義,而且還有其引申意義,那就是,不斷提高的專業化以及個人對這種專長的終身從屬關系妨礙了他們全面地發展自己的潛在可能性。”每當出現這種情況時,不僅勞動者作為貧困人口失去了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權力,更嚴重的是,貧困附庸的加劇、固化和代際傳遞中斷了勞動者自由生活、發展和轉變的機會,從而在“必然性”的幌子和“神秘性”的掩蓋下阻滯和取消各種發展的多樣性和可能性。
    二、生產富源與貧困積累——“一個活生生的矛盾與悖論”
    從貧困到貧困積累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條理論線索。循著這條邏輯理路,馬克思進一步解析了貧困積累的前提和貧困積累的邏輯,在此基礎上回應了緣何財富生產的富源卻淪為貧困積累的淵藪這一看似悖謬的景觀。馬克思從“勞動和所有”的解體與分離這一資產階級的“原罪說”入手,透析了生產富源與貧困積累這一“活生生的矛盾與悖論”。
    (一)“勞動和所有”的解體與分離
    我們已經知道,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宣揚勞動力商品流通領域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的地方,馬克思超越了“虛構的原始狀態”和“預設的和諧統一”,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和盛行的“前世”和“前史”出發,探究了貧困產生的土壤和基因。
    首先,“貧困的源泉是國民經濟學形式規定下的勞動,這是一對絕對要發生自我碰撞的邏輯矛盾,從結論上說,掩蓋這一對矛盾的首先是‘私人所有’。‘私人所有’是揭示歷史與現代背離關系的關鍵概念。” 無論“私人所有”或“預先積累”看起來多么天經地義和理所應當,只要與勞動者對“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占有”和“勞動與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階段相比,“私人所有”的歷史階段性和暫時性就一目了然和顯而易見了。“雇傭勞動的前提和資本的歷史條件之一,是自由勞動以及這種自由勞動同貨幣相交換,以便再生產貨幣并增殖其價值,也就是說,以便這種自由勞動不是作為用于享受的使用價值,而是作為用于獲取貨幣的使用價值,被貨幣所消耗;而另一個前提就是自由勞動同實現自由勞動的客觀條件相分離,即同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相分離。“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和獨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幼年階段”由于其“蝸牛爬行的進度”無論如何也不能跟上新生產力發展的節奏和步伐,所以這一過程不是自然進化和分娩的過程,而是依靠“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等真正的暴力進行的強行撕裂和“原始剝奪”。“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離過程,要在一極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極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這一現代歷史的杰作,就需要經受這種苦難。”
    其次,在資本范式和本源積累面前,活勞動對于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的否定性“非所有關系”通過表面上平等的商品交換這一中介再度結合起來,“窮人和勞動階級一向就有;并且勞動階級通常都是貧窮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條件下的這種窮人、這種工人,即無產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由于清除了人身依附關系的自由勞動的所有者“只是勞動能力的人格化”,所以要在“非所有關系”的前提下實現重新結合,工人就不得不把出賣勞動力商品作為唯一出路,不得不將勞動力置于“實際的財富”的對立面,然后將受“資本支配”的失去“客觀條件”的“主體勞動”的“勞動能力”升格為受“天命支配”的失去“社會條件”的“勞動能力”的“環節結合”。在連續不斷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積累和擴大這種不平衡的對峙和附屬關系,并在更廣泛的范圍和更深刻的程度上強化和烙刻這種不對等的社會地位。所以,生產越是發展,科學技術越是進步,從而“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貧困積累的結果就存在于以交換為中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再結合的前提之中。
    (二)“資本邏輯”與“資本積累”——“貧困積累”的一個析出邏輯
    “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游離出“自由得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勞動和所有”的再結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了四處兜售勞動力商品的單純勞動能力主體,商品流通領域內勞動力的買賣使貨幣成功地羽化為資本。資本從其誕生之日起,其本質就不是單純的物,而是“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資本邏輯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統轄下,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由“直接生產者的財產”轉化為“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所以,與其說矛盾和對抗由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等要件引發,不如說是從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面應用中產生。“因為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因為機器本身是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為機器本身增加生產者的財富,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使生產者變成需要救濟的貧民,如此等等。”
    資本邏輯的展開將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總之一切生產條件和對象都納入到資本邏輯的裹挾之下,為資本繁衍和增值這一目的服務和效勞。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唯一目的和“絕對真理”造成一系列多米諾骨牌效應,使“資本積累”和“貧困積累”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統一體”。具體而言,資本的形成和資本邏輯的展開使過去如仆人、禮物一般的對象化勞動或“過去的勞動”不再用來與“現在的活勞動”一起工作或滿足勞動者的需求,“相反,死勞動……作為主人面對活勞動。活勞動必須根據死勞動的要求調整其活動,而且,這些要求并沒有成為機械的一部分以提高活勞動的工作體驗,而是被用來盡可能多地創造剩余價值。”在剩余價值的生產中,雖然生產資料以物化的形式參與其中,并且物質形態發生變化,但其價值只是發生轉移,而未發生增加和減損。其形態或性狀之所以發生變化,其價值之所以能夠保存和增值,只是由于后者——活勞動的加入。所以,“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它就什么也不是。”資本家為了能夠抓住生金蛋的種子和增值自身的酵母,務使活勞動游走于沖破生理極限和社會道德底線的鋼絲之間。“資本家財富的增長……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程度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生產中資本家“財富的積累”和勞動者“貧困的增長”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分配領域中“勞動產品的分配”與勞動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必然造成一個反差的結果——“產品的最大部分屬于從來不勞動的人,次大部分屬于幾乎只是名義上勞動的人,而且勞動越艱苦和越不愉快,報酬就越少,最后,從事最勞累、最費力的體力勞動的人甚至連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沒有保證。”資本積累和朝不保夕的無產階級人口的增加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更重要的是,“資本高踞在勞工之上,積聚的財富高踞在生命的表現之上。……‘物’高踞于人之上。” 資本邏輯的“札格納特車輪”將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僅僅看作資本的生產力發展的手段和工具,它“不會考慮人的需求,只考慮資本的需求。人們被迫從事新的職業,卻不關注這些職業對他們健康、經濟保障或者發展機遇的影響,而只是又一次服務于擴張性資本的要求”。車輪碾壓和竊取的“無酬勞動”越多,創造的剩余價值越大,資本積累的強度和趨勢隨之增長,甚至可以說,“資本的經常趨勢是使工人降到這種不費分文的地步。”資本從勞動者身上榨取的越多,增值的范圍數量越大,資本積累的越快,勞動者得到的越少,工資下降的幅度越大,貧困積累的也就越多。資本積累的過程就是無產階級產生的過程,也是無產階級貧困化在場和加劇的過程。而且,為了賺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和在兇險的“經濟叢林”中不致被甩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資本家不斷開發新的科學技術領域以便獲得超額利潤,這一動機和動因自覺不自覺地提高了資本的有機構成,衍生出機器對人的排擠和勞動力需求的減少,“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資本越來越成為生產的紐樞和“絕對的支配力量”,這一終點反過來成為起點,誘發了工人的競爭和工資的下降,“生活資料的大量生產→勞動力再生產費用的減少→工資的下降。工人干得越多越貧窮。”由此,資本海格力斯般的力量形成了最大限度吸收和整合客觀物質力量和主觀精神力量的經濟邏輯,伴隨生產能力的發展和生產系統的擴張,“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的兩極對立也逐漸形成并加強。
    三、貧困克服與消除——制度、歷史、實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不是停留于對貧困內涵的揭示以及“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之間的矛盾如何演化的文本謄寫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要回應的是緣何原本用來創造財富的“生產富源”卻陷入無法掙脫的“貧困泥沼”?馬克思透過繁蕪叢雜的遮掩面紗揭開了隱藏在“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背后的本源性致因,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在階段和現有形式中找到了根除病灶的“揚棄之點”和缺口,從而找到了破解和祛除貧困謎疑的可行路徑。
    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認知圖式和話語權體系中,“貧困只不過是每一次分娩時的陣痛,無論是自然界還是工業都要經歷這種情況。”對貧困“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誤解誤釋無疑是為了得出貧困像其他客觀規律一樣只能遵從而無法改變和逃避的結論,以此勸誡和說服廣大的勞動者階級只要“足夠的隱忍”和“過度的勤勞”就能平穩度過。馬克思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言說貧困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地方發現了一個簡單的經濟事實,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座架中“貧困像財富那樣大量產生”。“勞動和所有”的分裂和資本與雇傭勞動的疏離,造成了一種物化勞動吞噬活勞動能力、資本霸占他人勞動的顛倒現象,而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看似作為人類掌控下的巨大杠桿而存在,而不是對人類的一種懲戒工具而存在。因此,我們‘服從’的是機械的節奏并跟著金錢的調子起舞,幾乎沒有意識到,我們遵從的是一種社會而非自然需要的支配。”這就道出了身處于異化世界受抽象的消費符碼控制的人失去了自身自覺和對社會環境自覺批判和審視的能力。一方面,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一樣,在現有方案和眼前場景中“兜圈子”而不是跳出來,人們不愿意或不具有反抗“肯定性理論”和“粉飾太平”的才智和本領。另一方面,和迄今為止的一切文明時代和進步社會一樣,資本主義社會“是由于構成社會物質基礎的勞動群眾得不到發展而發展的,也就是在對立中發展的”。“不勞動的社會部分的自由時間”的縮短與“勞動那部分人的剩余時間”的伸長之間的抵牾、非勞動部分自由能力和自由空間的發展與勞動那部分人的發展受限和空間緊縮之間的沖突,再次言明,“資本并不像經濟學家們認為的那樣,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資本既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絕對形式,也不是與生產力發展絕對一致的財富形式。”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掘進不是“一種絕對的必然性,倒是一種暫時的必然性”。最后,資本和資本積累“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刷新了社會勞動時間的最低限度,這一方面的成功趨勢反倒“因為資本無法實現剩余價值”,而不斷“吃到生產過剩的苦頭”。原本資本只以自身為目的,資本邏輯的奧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與資本增值無關的“多余”和“贅疣”,只要勞動者的貧困、萎縮、早衰甚或“過早死亡”不干擾和影響剩余價值的生產,“貧困積累”的削弱和克服就成為非必要和不可能。但是,一邊是財富的累積堆集,另一邊卻是貧困的蘊蓄積生,資本的逐利本性遇到了“資本嚴格紀律”的束縛和限制,生成了自身無法拽起頭發離開利潤場的困局,因為,“被規定的貧窮,不是與需求相對立,而是與生產和出售的無限的能力相對立,這樣貧窮就成為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將破解之道訴諸于制度、歷史和實踐,以此找到了克服和消除“貧困積累”謎題的正解。
    對問題的靶向和破解首先需要識破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囈語”和超出資產階級的狹隘眼界,確證“不論是機器的改進,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開辟,向外移民,擴大市場,自由貿易,或者是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在現代這種邪惡的基礎上,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新的發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會對比和加強社會對抗”。這就解釋了緣何在現有制度框架和工業體系下的任何細枝末節和零敲碎打的改革或改良都無法徹底打碎“這種邪惡的基礎”和滋生于其上的愈演愈烈的文明分裂。可見,影響這個結果強度或表現形式的自然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同因素,但是拋開“這個或那個次要的弊端”,究其始源,產生這個結果的是制度基質和“增長的結構性矛盾”,所以,“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建立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上的“現代國家制度”是引發和硬化勞動者貧困的根本制度因素。1866年在馬克思寫的《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于若干問題的指示》中,經過工人們的合作運動,用事實證明了“這種使勞動附屬于資本的制造貧困的殘暴制度,可以被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的造福人民的共和制度所代替”。此外,馬克思還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惡化勞動者貧困處境的另一制度因素——雇傭勞動制度,馬克思揭露了雇傭勞動制度的“奴隸制度”的本來面目,并指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越發展,這種奴隸制度就越殘酷,不管工人得到的報酬較好或是較壞。”因此,《哥達綱領批判》在批判了拉薩爾“廢除工資制度”的任意胡說之后,構擬了“廢除雇傭勞動制度”的根本因應之策。
    空想社會主義者雖然對無產階級的貧困生活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和憐憫,并竭盡所能地對非人化的制度進行抨擊,主張一種更人道的社會模型和制度方案。但是他們“拒絕歷史”,“他們所瞄準的協調,與歷史相對抗的協調,來自一種應用的嘗試,應用于最不依賴于歷史科學的社會。”易言之,對現有制度必將被代替的確信未能使其跳出尚不發達的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階段的“囚籠”和繼續釋放其生命力的歷史必然,空想社會主義者對社會現實批判的非科學性和非徹底性是同資本主義的不發展不充分階段相一致的。馬克思高于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置身于更高的發展階段,完成和超越了前者沒有辦法達到的使命和高度。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界,在宏大的歷史布景上,歷史地考察和診斷了貧困產生的根源和多樣化的特性,在此基礎上提出和構建了化解重建之法。面對既成的社會現實,馬克思訴諸于歷史變遷中的福利改進,從而“為人類打開了通向提高福利、減少苦難與赤貧之門”。概言之,理解資本主義制度及其變遷的減貧效應,要將其置于歷史的坐標系中,做好“向前思索”和“事后思索”,理解歷時性維度資本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歷史任務和歷史權利,明確資本創造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更高水平和更好條件,在此資本完成相反相成的雙重使命,“它在使生產的物質條件和社會結合成熟的時候,也使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的矛盾和對抗成熟起來,因此也同時使新社會的形成要素和舊社會的變革要素成熟起來。”可見,成熟的理論是和成熟的歷史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在歷史中生成和成長起來的理論又為更高的歷史階段和理想遠景的實現指引方向,實現了變革的頭腦和革命的力量的結合,蘊生了變革現實的社會實踐。
    馬克思認為改變被剝削者和無產階級貧困命運的根本途徑是進行社會革命實踐,從而才能“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克服貧困不僅需要有“革命的理論”,而且需要有“革命的運動”,馬克思清晰地認識到,“如果我們在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發現隱蔽地存在著無產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物質生產條件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關系,那么一切炸毀的嘗試都是唐·吉訶德的荒唐行為。”但同時,馬克思也辯證地指出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運動者們,“當他們還在探尋科學和只是創立體系的時候,當他們的斗爭才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貧困不過是貧困,他們看不出它能夠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破壞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這一面,這個由歷史運動產生并且充分自覺地參與歷史運動的科學就不再是空論,而是革命的科學了。”無產階級和飽受貧困苦難的勞動者們一經發現貧困不僅是貧困,還是“推翻舊社會的革命”的自覺運動和實踐的時候,加之科學的理論體系的“頭腦”武裝,革命的時機將慢慢成熟。需要強調的是,無論馬克思還是革命的無產階級,都認為改造現實的革命實踐和物質條件一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經歷漫長的、艱辛的奮斗過程。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闡明:“工人階級……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種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進而促進“新社會因素”的成長,促進全體社會成員“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資料”。“在這個轉變中,……群眾的剩余勞動不再是一般財富發展的條件,……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
    總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指向人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意向性結果,因而內在地包含超越“資本邏輯”的宰制和擺脫“貧困積累”的禁錮。馬克思透過物象化的關系,發現了貧困產生的根源——“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再結合和“資本邏輯”的演繹拓展,進而剖析了“資本積累”與“貧困積累”的悖論性結果,指出了“貧困克服”需要以“資本邏輯”為基軸,進而從根本上促進制度變革、推動歷史發展和開展現實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說,貧困、貧困積累與貧困克服不僅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一條隱蔽但不容忽視的重要線索,同時也是把握和體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本真意蘊和精神實質的關鍵。
政治經濟學批判 資本邏輯 資本積累 貧困積累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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