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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作為意識形態之中介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理論視域下意識形態與國家的關系再闡釋
2019-05-17 10:19:11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鮑金 【 】 瀏覽:158次 評論:0
    一般而言,學界對意識形態與國家之間關系的研究,多從馬克思恩格斯所強調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在思想觀念上的表現這一點切入,“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某一國家的某個時期,王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奪取統治而爭斗,因而,在那里統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就會是關于分權的學說,于是分權就被宣布為‘永恒的規律’。”國家權力決定意識形態的內容,并且將意識形態作為自身的合法性基礎,這是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的關系的重要方面。不過,意識形態作為現代社會的重要上層建筑和意識形式,并非僅僅仰賴國家權力的決定性作用就可形成,它同樣要將國家作為自己的構成性中介,以國家作為自身的合法性依據,這就涉及到以往研究中一個重要但是很少關注到的問題:國家對意識形態的功能是什么?
    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作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形式,意識形態不能直白地說出“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這就是說,意識形態總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意識形態既要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又要以“普遍形式”的名義說話,這要求意識形態必須找到一個以“普遍性”為特征的中介得以存身,這個中介既能夠以自身的“普遍性”拱衛出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從而消解社會成員對于意識形態之“自己的利益”即“特殊性”的質疑,又不能因為“普遍性”的特征而妨礙意識形態之“特殊性”的實現,進而要為意識形態維護“自己的利益”提供保障性的外殼。這個中介究竟是什么?馬克思指出,正是國家,國家以其理想的“普遍性”特征充當著意識形態的中介,“因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該時代的整個市民社會獲得集中表現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獲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產生了一種錯覺,好像法律是以意志為基礎的,而且是以脫離其現實基礎的意志即自由意志為基礎的。同樣,法隨后也被歸結為法律。”只有國家才有權維護意識形態,任何社會成員乃至特殊階級都無權這樣做。一旦意識形態通過國家的普遍性中介抹去了背后的特殊性背景,社會成員就會產生意識形態代表普遍利益的“錯覺”,就很難再對意識形態提出特殊性的指控,而統治階級的利益訴求就會得到很好的維護。伴隨這一過程,意識形態與社會成員(包括統治階級)的關系就表現為國家與社會成員的關系。由此可見,國家在意識形態運作機制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是任何意識形態消除特殊性、獲得普遍性的中介。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國家為什么能夠成為、如何成為以及如何充當意識形態獲得普遍性的中介?這就需要從國家的雙重屬性的辯證結構談起。
    一、國家的雙重屬性:國家為什么能夠充當意識形態的中介?
    眾所周知,國家既是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治形式,又是社會公共權力的形式,即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雙重屬性。一方面,國家是掌握著它的那個階級實行階級統治、維護本階級根本利益的必要工具,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另一方面,國家又要成為社會的普遍利益的代表,按照社會的意志對整個社會進行公共管理,國家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國家既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是社會管理的機關;既有從根本上服務于某個階級的工具性,又有不得不服從社會意志、遵循普遍利益的公共性。國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張力關系體現在:只有遵循普遍利益的公共性要求,按照公共性要求實現普遍利益,統治階級才能借助國家形式長期占有行使公共權力的資格;國家之所以還對公共事務保持著足夠的興趣和關注,只不過是統治階級還能夠通過國家形式來獲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或者說國家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不僅沒有損害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直接或間接地有助于特殊利益的實現。
    國家絕非黑格爾所斷言的“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抑或“神自身在地上的行進”,國家根源于各個階級的利益沖突,生成于不致導向社會全體成員自我毀滅的利益平衡。“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馬克思主義傳統國家理論往往強調國家的特殊性一面,而相對地忽視了國家的普遍性一面,實則是未能理解國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互補關系,這是因為國家固然是從各個階級、特殊階級與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中產生的,但是僅僅利益沖突產生不出國家,它的惡性循環只能導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這必然違背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和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
    為了避免利益沖突所可能導致的同歸于盡,利益斗爭中處于優勢地位的特殊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也為了獲得更多的未來利益,就創設出一種旨在“緩和沖突”、能夠把沖突維持在可容許范圍內的機構,由此國家作為平衡各方利益的仲裁者角色出現了。而國家之所以能夠成為包括統治階級等特殊階級在內的各方利益的仲裁者,是因為“只有為了社會的普遍權利,特殊階級才能要求普遍統治”。在這種意義上,國家的普遍性充當著特殊性實現的中介,為了達到在根本上實現特殊階級之特殊利益的目的,國家不僅應當而且必須追求廣大社會成員的利益。既然如此,國家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就與意識形態的普遍形式和特殊利益發生了鏈接關系:意識形態的特殊利益在國家的特殊性當中得以維系,意識形態的普遍形式在國家的普遍性當中得以支撐;意識形態的普遍形式既然來自于國家的普遍性原則,抹除了特殊階級的特殊性痕跡,那么意識形態的特殊利益就能從國家的普遍性中獲得保護,從而維持在國家的特殊性范圍中而不致喪失。
    二、國家的獨立性及其限度:國家如何成為意識形態的中介?
    當意識形態由國家來中介之后,意識形態與社會成員(包括統治階級等特殊階級)的關系就表現為國家與社會成員的關系,由此意識形態背后的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關系就表現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與國家的普遍利益之間的矛盾關系。在普遍利益由國家來代表的過程中,國家日益發展出脫離特殊利益的獨立性,這既是對社會成員的獨立性,也是對特殊階級的獨立性,由此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矛盾就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形式上作為普遍利益之代表的國家與公共權力被特殊階級所掌握之間的矛盾,這是國家與社會成員之間的矛盾;二是國家作為公共權力要服從普遍利益的形式化要求與國家要服從特殊階級的工具性要求之間的矛盾,這是國家與特殊階級之間的矛盾。上述矛盾關系表現為國家會為了社會普遍利益而規制特殊階級的某些特殊利益,會為了民族國家利益而犧牲社會成員的某些特殊利益,會為了緩和利益沖突、構造利益和諧而調整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間的關系。國家作為各種特殊利益的平衡者和調停人,既不能允許社會成員顛覆社會秩序從而危害特殊階級的社會行動,也不能容忍某些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過分膨脹而威脅到普遍利益的存在,國家要執行固有的社會公共職能才能獲得其長遠的合法性基礎。
    恩格斯曾說:“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斗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于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正確地指認了國家相對于社會成員的獨立性,不過恩格斯又把國家的獨立性僅僅作為“例外”來看待,而現代國家的現實運行已經超出恩格斯所設想的“例外”狀態,即國家的獨立性并非國家身處社會利益矛盾關系中的暫時策略,國家只有成為社會普遍利益的代表,才能服務于普遍統治的工具形式。就此而言,國家的獨立性并非可有可無,它是國家成其為國家的必要屬性。建立在國家的獨立性和普遍性基礎上,國家才能夠代替特殊階級來維護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國家愈能夠滿足獨立性的中立要求,就愈能夠增加其所支撐的普遍形式的合法性。換言之,意識形態的普遍形式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的表象,是因為作為它的支撐基礎的國家具有普遍性的品質。久而久之,人們就會習慣國家這樣一個中立者所提出的意識形態及其普遍形式,不再意識到意識形態背后的特殊利益的存在。言及至此,我們對由國家所支撐的普遍性做出了系統闡述,不過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我們局限于國家的視域來考察意識形態所體現的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矛盾,那么就會限于國家的獨立性范圍而難以發現國家背后發生的真實的利益斗爭,因此我們既要考察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關系在國家中的表現,也要考察國家作為公共權力在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關系中的發生,后者將會揭示出國家所支撐的普遍形式的利益根源。
    作為一種人為的政治事物,國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性產物,這意味著人類社會的早期曾經有過沒有國家的歷史階段,也將在未來經歷國家消失的歷史階段。對于前一階段,恩格斯如此描述:“國家并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于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對于后一階段,恩格斯引用摩爾根的話說:“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我們之所以引用上述兩段話,是要為國家的歷史性存在鋪墊一個論述背景。在大尺度的人類社會背景上,國家的存在和發展只是和人類社會的特殊性原則聯系在一起,這是因為在前國家階段,當人們還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自我利益從而就無法追求脫離于某種狹隘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時,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從普遍利益中脫繭而出,社會中只有混沌的普遍利益,那么作為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之矛盾產物的國家就不可能出現;而在后國家階段,基于生產力高度發達和集體財富充分涌流的人類社會,將會進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實質普遍性階段,這一階段雖然同樣存在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矛盾,但不再是特殊利益的實現以其他特殊利益和社會普遍利益的犧牲為條件,而是特殊利益的實現成為其他特殊利益和社會普遍利益的實現條件,這將根本性地摒棄特殊利益之間和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之間的對抗性關系,代之以特殊利益與普遍利益的高度融合關系,這種條件自然會使人們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而不再需要國家這樣一個獨立于社會、高于社會的機構來進行管理,因此國家將會退出社會舞臺從而走進自己的“陳列館”時代。可見,在尚不存在特殊利益的狹隘普遍性時代和特殊利益高度融合于普遍利益的實質普遍性時代,國家缺乏生存的土壤,這與意識形態的生存條件完全同構,由此國家只能存在于產生了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同時特殊利益又堅持自己的至上權的時代,在這一時代,國家作為既維護某種特殊利益的工具同時又調整特殊利益之間關系的仲裁者才會獲得自己的本質規定性。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的問題》中指出:“在政治國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僅在思想中,在意識中,而且在現實中,在生活中,都過著雙重的生活——天國的生活和塵世的生活。前一種是政治共同體中的生活,在這個共同體中,人把自己看做社會存在物;后一種是市民社會中的生活,在這個社會中,人作為私人進行活動,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為工具,并成為異己力量的玩物。”馬克思指出的問題是在國家這樣一個所謂普遍性事物產生之后,在同時符合國家和市民社會之本性的意義上人可以過兩種性質不同的生活,一種是天國的普遍性生活,在那里人們只是服從普遍性要求,從而就超越了市民社會的特殊性原則,另一種是塵世的特殊性生活,在那里人們只是服從特殊性要求,從而就安于市民社會帶給人們的規定性,于是天國和塵世兩相疏離、相安無事。這正是現代社會所顯示出來的形象,即政治領域的公共性、普遍性與經濟領域的私人性、特殊性的相向而行,兩個領域性質不同卻又恪守邊界、互不侵犯。然而這些只是表象,真實的事情倒是市民社會的特殊性原則頑強地將自己貫徹到底,即不僅在經濟領域的私人領地上演特殊利益反對特殊利益的斗爭,而且在政治領域的公共地帶使國家的公共權力服從于自己的特殊性原則,從而使得國家的獨立性顯示出固有的限度,這一點表現出來便是馬克思恩格斯反復強調的“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這些始終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虛幻的共同利益相對抗的特殊利益所進行的實際斗爭,使得通過國家這種虛幻的‘普遍’利益來進行實際的干涉和約束成為必要。”這一點使國家所表征的普遍性成為特殊利益的特殊性的外表形式,使國家成為意識形態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形式發生矛盾關系的中介。
    三、國家機器的工具性作用:國家如何充當意識形態的中介?
    意識形態獲得國家的拱衛和支撐,這一點是意識形態獲得普遍性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不過這不是絕對的,原因就在于人們是帶著自己的特殊性原則進入到國家的公共性生活的,這就使國家在保持著公共性的同時,始終無法放棄服務于某些特殊階級的特殊性特征,由此也埋伏了國家的特殊性顯露、普遍性喪失的可能,而這一可能一旦成為現實,社會成員就會放棄對國家所支撐的意識形態的認同,從而成為意識形態的揭露者和反對者,這是意識形態和國家所不愿看到的。就此而言,國家不是在社會成員質疑和反對意識形態及其普遍性的時候才采取相應措施,而是在國家支撐意識形態的整個過程就會采取相應措施,確保上述情況盡量不會發生,而這些措施就表現為國家機器的創制,國家機器也成為國家充當意識形態之中介的具體載體。
    如果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么國家機器就是國家借以實現統治的工具,它表現為軍隊、警察、法庭、監獄以及一整套的法律、行政制度及其執行機關。為了厘清國家機器的概念,我們需要將其與國家政權做一比較。國家機器不同于國家政權,國家政權是掌握國家機器的政治組織及其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國家政權幾乎是國家的化身和代名詞,它側重于國家的權力主體,而國家機器作為國家的器物,側重于國家的權力載體和權力工具,是國家權力借以落實和實現的具體手段。阿爾都塞在闡述“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時就對國家機器和國家政權的差別非常重視,他提出必須對國家政權和國家機器加以區分,“階級斗爭的目標在于國家政權,因此在于利用國家機器——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以及階級或階級的某些部分之間的聯盟)可以利用國家機器的功能來實現他們階級的目標。”阿爾都塞的意思是說對于不同的階級,國家政權具有絕對的相互排斥性——一個階級占有國家政權,必然排斥另一個階級對國家政權的占有,而國家機器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同一套國家機器既可以被這個階級占有,也可以被那個階級占有,只要欲占有國家機器的階級占有國家政權即可。人類社會歷史上經常會發生如此現象:一個階級的國家政權被另一個階級奪取,而后者卻繼續使用著前者所遺留的國家機器,這便是國家機器的兼容性的突出例證。
    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國家機器的作用,認為國家機器及其所蘊含的暴力等措施既是國家維護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的強大工具,也是國家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柱,這對于他們所反對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抑或贊成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來說都是如此。“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當制憲議會在理論上雕琢資產階級統治的共和主義形式的時候,它在實際上卻是專靠否定一切常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嚴來維持的。”“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們的政治工具不能當成解放他們的政治工具來使用。”“無產階級不能像統治階級及其互相傾軋的各黨各派在歷次勝利的時刻所做的那樣,簡單地掌握現存的國家機體并運用這個現成的工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權的第一個條件是改造傳統的國家工作機器,把它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加以摧毀。”相對地來說,國家政權表征著國家權力的主體屬性,國家機器表征著國家權力的工具屬性,既然從屬于工具,那么國家機器就具有某種可普遍化的可能,即被不同的國家政權輪流使用而仍然保持住自身,這就極大地促成了國家機器在國家存續期間的重大作用。那么接下來的問題便是,國家機器對于意識形態究竟有何功能?
    簡要地說,國家機器對意識形態的功能體現在維持意識形態的普遍性,保證意識形態的普遍形式不會受到特殊性質疑的威脅。我們知道,意識形態的普遍形式始終與特殊利益的追求相伴而行,這給意識形態帶來的持續性的、巨大的麻煩在于意識形態要維持住自己的生命線,就需要在根本上確保特殊利益實現的同時,不斷地壓抑特殊利益在普遍形式中的不自覺呈現,這是意識形態對特殊利益的內部控制,除此之外,意識形態還需要對外部的特殊性質疑進行規制。與內部控制經常采用的談判、協商、妥協等方式相比,外部規制體現出更多的暴力色彩。我們這里使用的“暴力”不是狹義暴力,即以軍事力量和警備力量為工具直接地產生出來的強制性武力,而是廣義暴力,即對人們產生某種威脅或造成某些損害、使得人們僅僅基于外部因素而無法實現自身潛能的支配性權力。在多數情況下,在廣義暴力中既看不見明顯的武力手段,也看不見直接的肉體強制,廣義暴力已經將暴力對人們施加的痛苦效果內化到人們的身心,以致成為人們發出言行的無意識背景。就此而言,國家機器恰恰可以借助這種內化的暴力來維持意識形態的普遍形式,因為內化暴力的突出特征是心理性、精神性,這與意識形態總是在人們的心理和精神層面發揮作用完全契合,所以國家機器對意識形態的功能主要表現為心理和精神層面的規訓與規制。
    國家機器的規訓和規制的具體方式便是設置一系列旨在增強普遍性形式、消除特殊性痕跡的積極性倡導和禁止性規定。積極性倡導是動員人們從符合意識形態之特殊利益實現的方向去理解意識形態,促使人們將具有歷史性、偶然性的普遍形式理解為自然性、必然性的永恒普遍形式,從而縫合個體和制度、主體和體制、觀念和行動、自然和歷史之間的裂縫,如宣揚某種思想觀念與普遍利益的一致性、創設旨在拱衛意識形態的社會機構和社會行動(博物館、展覽館以及閱兵、游行、節日、慶典)、推出符合意識形態要求的著作期刊和大眾媒體、為意識形態階層和知識分子設置旨在闡發意識形態的研究項目等;禁止性規定是為人們的言行規定不得觸犯的底線和禁條,因為這些底線和禁條無一例外地會將人們的注意力導向意識形態的特殊性痕跡,猶如齊澤克所說的“征兆”,“‘征兆’是一個特殊因素,它顛覆了自身的普遍根基;嚴格說來,征兆是屬,它顛覆了自己的種。”鑒于特殊性痕跡對于普遍形式的顛覆作用,國家機器會竭盡全力避免人們提出對意識形態的特殊性質疑,并且不惜借用監控、威脅、懲罰乃至直接的暴力等措施,禁止人們質疑普遍形式之下的特殊利益,從而構造出表象上的和平和秩序上的穩定。
    四、結語
    中介,按其本義來說,是一事物通向其他事物或一事物內部各要素之間的環節。在事物的普遍聯系中,中介不但可以促使各種要素通過中介環節聯系起來,而且可以使對立的要素通過中介環節連接為一體。換言之,中介使得一切差異顯示出相互過渡、相互融合的性質,使得一切“非此即彼”的事物顯示出“亦此亦彼”的性質。在這種意義上,從中介的視域考察國家對意識形態的功能,使得我們能夠深入理解國家與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貫通關系和內在轉化關系,從而把握意識形態所具有的內在機制以及國家、意識形態的未來命運。“只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說,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么,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與國家將會走向消亡相似,意識形態這種思想統治也將會在遙遠的未來走向消亡,這既是國家作為意識形態之中介的結束,也是國家與意識形態同構性的表征。由此可見,意識形態與國家的關系的深層歷史意蘊便是中介,意識形態自身“沒有歷史”,即沒有自身獨立發展的歷史,它的實體性內容需要由國家來提供,它的普遍性形式也需要由國家來拱衛。對意識形態與國家之關系的再闡釋工作,要求我們更加全面地揭示出意識形態與國家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更加深刻地把握意識形態的客觀規律,這是我們在當今時代背景下抓好意識形態這一“黨的極端重要工作”的內在要求和參考依據。
國家 意識形態 中介 特殊利益 普遍形式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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