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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列寧主義”的定義之爭及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基于列寧時代觀的視角
2019-05-17 09:29:44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舒新 【 】 瀏覽:115次 評論:0
    在列寧的一生中,他的理論和實踐每前進一步,都飽受爭議。列寧去世以后,有關“列寧主義”的爭論并未結束且持續至今。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和時代發展的視角,厘清有關列寧主義的爭論及其影響,不但關系到對共產主義先驅者們事業的認定,也對當下和未來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時代觀——解讀“列寧主義”的一把鑰匙
    馬克思曾經說過,任何理論“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恩格斯也說:“任何哲學只不過是在思想上反映出來的時代內容。”作為繼承者的列寧,他的理論無疑是對新時代挑戰的回應,是對新時代的本質內容、基本特征以及發展趨勢的理性思考。列寧的時代觀,理應是解讀列寧的理論貢獻和精神遺產的一把鑰匙。
    (一)關于正確認識時代的重要意義
    在列寧看來,正確認識時代,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只有準確認識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整體面貌和一般特征,再據此考察某一個國家的具體特點,才能夠正確地制定政策和策略。他說:“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第二層含義,必須忠于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結合時代條件推進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而不能從本本出發,恪守教條,脫離實際。列寧曾多次批判俄國黨內存在的無視時代變化而固步自封的傾向。他說:“忽視從那時以來已經變化了的條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舊的答案,那就是只忠于學說的字句,而不是忠于學說的精神,就是只背誦過去的結論,而不善于用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來分析新的政治局勢。”“只有不可救藥的書呆子才會單單引證馬克思關于另一歷史時代的某一論述來解決當前發生的獨特而復雜的問題。”
    (二)關于正確劃分時代的原則、方法和依據
    學術界曾將階級斗爭作為列寧劃分時代的唯一標準,依據是列寧在《打著別人的旗幟》中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時代的各個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必須將這段話放到當時極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去考察。1915年初帝國主義國家紛紛卷入了戰爭。列寧指出當前的戰爭不是過去常見的那種民族戰爭,而是一場帝國主義戰爭,社會黨人的任務是利用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局面,發動國內戰爭。《打著別人的旗幟》旨在怒叱各交戰國社會黨領袖“保衛祖國”口號的虛偽性和背叛性,激揚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斗志。在戰爭與革命的背景下、在論戰的語境中,列寧突出強調了階級斗爭的重要意義。但列寧并不是將階級斗爭作為劃分時代的根本標準。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寧談到:“只有首先分析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理解我們面前發生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里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這個具體環境里可能出現的進步的主要動力。”他還在“客觀”這一詞下加了著重號。可見,完整理解列寧的意思應該是:要考察時代問題,必須以“歷史階段的客觀內容”為根本準則。哪個階級、哪種階級斗爭在這個時代是進步的,是由“歷史階段的客觀內容決定的”,也就是說,是由一段時期的世界政治經濟矛盾運動的基本狀態決定的。
    (三)列寧對其所處時代的具體表述
    列寧將資本主義分為三個時代。第一個是從1789年至1871年,標志是“法國大革命到普法戰爭”;第二個是從1871年至1914年,標志是“普法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三個時代是“1914—”,列寧沒有給出這個時代的上限。列寧說“兩個時代沒有被一堵墻隔開,而是由許多過渡環節聯系在一起”。對于第三個時代,由于具體的語境不同,列寧的表述不盡一致。歸納起來,最主要有三種基本的提法。第一,“帝國主義時代”的提法。其最早形成于1915年左右,在次年發表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對這個時代做了詳盡的論述。與此相關的表述很多,比如“最新資本主義時代”、“壟斷資本主義時代”、“最反動的金融資本時代”等。這種提法側重于強調時代的“腐朽性、反動性、垂死性”,是列寧對于時代的總的看法和根本的觀點。第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提法。這主要出現在俄國革命和歐洲工人運動高漲的重大關頭的文章中。類似的提法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代替資產階級政治統治的時代”、“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時代”等。第三,“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提法。主要出現在俄國革命勝利后尤其是共產國際的文獻以及與第二國際機會主義論戰的文章中。如“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已經開始”、“資本家議會制度時代和無產階級蘇維埃國家制度時代的世界性交替的開始”。
    列寧并不局限于對個別國家具體特征的總結,而是力圖對世界政治經濟矛盾運動的基本狀態作出一般性判斷,并明確地將時代與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結合起來,賦予時代問題以鮮明的實踐特色。列寧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變化作為劃分時代的準則,以重大的歷史事件作為時代變遷的分界線——分界線“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別突出和引人注目的歷史事件作為重大的歷史運動的里程碑”,從各種個別的、局部的運動和現象相互作用的“合力”中判斷時代發展方向。列寧的時代觀是主觀認識和客觀實踐的統一,是貫穿列寧主義的邏輯鏈條。
    二、列寧時代觀視閾下的“列寧主義”定義之爭
    列寧去世不久,蘇聯黨內爆發了“列寧主義”的定義之爭。爭論圍繞著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為“列寧主義”下的定義而展開。斯大林認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確切些說,列寧主義一般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與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季諾維也夫認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里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認為,季諾維也夫定義中對俄國“農民占多數”的強調,旨在將列寧主義這一國際無產階級的學說降低到俄國特殊國情的產物,貶低了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目的是為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效勞。爭論的結果是,斯大林的定義以及他對季諾維也夫的批判意見被各國共產黨普遍認同,我國也曾長期采用斯大林的定義。這個結果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1.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定義都準確地把握了列寧的時代觀,闡明了列寧主義是對新時代提出的問題即帝國主義問題所作的回答,是在新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是新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的定義中強調了“帝國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兩個時代要素,指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季諾維也夫的定義強調了“帝國主義戰爭”、“世界革命”兩個時代要素,指出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世界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應該說,在這層意義上,二人的觀點是一致的,只是在具體表述上有所不同而已。
    2.季諾維也夫對“在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里直接開始的世界革命”的強調,不但沒有偏離列寧主義,反而更科學地表達了列寧主義的理論本質和貢獻。這個提法實際上包括兩層意義:一,俄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直接開始;二,農民問題是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也是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貢獻。
    第一,“俄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直接開始”這個表述沒有偏離列寧主義。俄國革命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推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列寧終其一生的觀點和奮斗目標。十月革命勝利后,推進世界革命的綱領頻繁出現在蘇聯共產黨和蘇俄政府的文獻中。正如季諾維也夫所說,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列寧根本就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他一直堅信“世界革命的最終勝利是有百分之一百的保證的——盡管會推遲和會有反革命的‘垂死掙扎’”。1922年,列寧在生前主持召開的最后一次俄共(布)十一大上強調:“過去,由于俄國和全世界的整個客觀形勢,需要前進,需要用奮不顧身的英勇精神迅速而堅決地向敵人進攻,我們就這樣進攻了。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會再次進攻,并且不止一次地進攻。我們正是這樣把我國革命提到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高度。”在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系問題上,季諾維也夫對列寧主義的把握是正確的。
    第二,季諾維也夫對農民問題的突出強調,抓住了列寧理論中最具時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問題。在俄國革命時期,列寧把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提高到決定革命成敗的高度。他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思想和土地綱領,符合俄國廣大農民的需要,達到了團結廣大農民群眾的目的,保證了俄國革命的勝利。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尤其是國內戰爭勝利后,列寧特別指出,由于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作為階級遭到徹底剝奪,已經退出了俄國的政治舞臺。那么,在若干年內俄國只有無產階級和廣大農民兩個階級。這種情況在世界歷史上是從未出現過的。他告誡俄國黨和無產階級,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列寧說:“我們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看到這里若干年來只有兩個階級存在——一個是無產階級,……另一個是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小農。……在這種國內形勢下,俄國無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當前主要任務,就是要正確地規定并實行一些必要的辦法,以便領導農民,同農民結成鞏固的聯盟。”可以說,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建設時期,農民問題一直是列寧十分關注的重要問題,是列寧理論中最具俄國特色的理論。季諾維也夫的表述正好突出了這個特色。季諾維也夫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資本主義時,并沒有將農民問題納入視野。在一個農民國家如何進行革命、如何鞏固工農政權、無產階級如何領導農民,這都是全新的時代課題,列寧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在新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貢獻,“沒有這些論斷,在目前時代馬克思主義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了。”
    第三,季諾維也夫的定義沒有降低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列寧本人在“民族性”和“國際性”問題上曾作過專門闡釋。他將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分成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指出俄國革命的國際意義僅僅是就狹義方面而言的。“我這里所說的國際意義不是按廣義來說的,不是說:不僅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而且所有基本特點和許多次要特點都具有國際意義,都對所有國家發生影響。不是的,我是按最狹義來說的。”他表示,一旦西歐發達國家發生革命,那么“同我國的革命將很少有相似之處”。列寧在強調俄國經驗的“國際性”時,不但對“國際性”進行了嚴格的限制,而且要求其他國家科學借鑒俄國經驗,不能全盤照搬照抄。斯大林在強調列寧主義國際性時,顯然有所夸大。斯大林認為季諾維也夫對“農民占多數”這一俄國民族性的強調,貶低甚至否定了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他說:“列寧主義就是世界各國無產者的國際學說,對于世界各國——其中包括那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毫無例外地都是適用而且必要的學說。”這個說法與列寧的主張顯然是不一致的。應該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民族性和國際性的統一,要用兩點論來看待問題。正如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并不意味著否認或降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意義。斯大林的批判意見顯然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第四,季諾維也夫主要是從東方國家民族解放運動對世界革命的意義的角度,闡釋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的。20世紀初,由于革命風暴由西方轉向東方,列寧調整了他的世界革命的部署。列寧在共產國際的大會上多次表示,雖然曾經寄予厚望的歐洲革命并沒有到來,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進入決戰時刻是必然會到來的。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做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專門闡述了民族和殖民地地區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理論,指出東方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將成為瓦解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重要革命力量。列寧教導剛剛成立的東方各國共產黨認真學習俄國經驗,尤其關鍵的是學習俄國革命和建設中處理農民問題的經驗。季諾維也夫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強調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的。他說:“正是因為有了列寧,布爾什維主義才在農民問題上實現了國際化。”在此基礎上季諾維也夫表明:“列寧主義還運用馬克思的方法,總結了近東和遠東——首先是俄國、其次是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偉大革命運動的經驗。”因此“列寧是徹底的國際革命家”。
    總之,在時代問題的把握上,在列寧主義的理論淵源和理論使命上,斯大林和季諾維也夫的觀點是一致的,只是具體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二人的定義在原則問題上其實是沒有分歧的。季諾維也夫對列寧主義的闡述,突出強調了列寧主義是國際性和民族性的統一,實際上更全面更科學地表達了列寧主義的理論本質和貢獻。隨著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內地位的不斷提升和鞏固,斯大林的定義逐漸被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奉為“正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定義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影響
    “列寧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題中應有之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馬克思主義就已形成亦可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科學體系。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影響和經過俄國人介紹的,是同“列寧主義”緊密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中如果沒有對“列寧主義”中國化的探源,就無法理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中國道路之間的關系,也不能完整勾畫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壯麗圖景。
    1.一定程度而言,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闡釋的“列寧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緣起。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來說,建黨時期主要學習和著重傳播的是經由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闡釋的“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后,李大釗在《新青年》五卷五號上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二文,這是最早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文獻。自1920年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后,《新青年》便成為了該組織的公開刊物。此時《新青年》創設了“俄羅斯研究專欄”,發表了多篇介紹和詮釋蘇俄革命和建設的文獻。這是中國共產主義者有組織學習和傳播馬列主義的起點。1923年后,《新青年》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刊物,黨中央宣傳委員瞿秋白任主編。自此,《新青年》先后刊發了“共產國際號”和“列寧號”,登載了多篇共產國際理論家關于東方國家革命理論的文章。據統計,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新青年》發表的共產國際相關文獻及詮釋列寧主義的文章占到了46%。除了《新青年》雜志外,相繼在上海和廣州創刊的《勞動界》、《勞動者》和《共產黨》等刊物,在宣傳俄國革命和“列寧主義”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貢獻。列寧逝世以后,共產國際掀起了學習和傳播“列寧主義”的高潮。中國共產黨創立的《列寧號特刊》、《少年國際五周年紀念特刊》等成為宣傳“列寧主義”的重要陣地。一批列寧本人的著作、斯大林和布哈林等闡釋“列寧主義”的著作、共產國際文件和蘇聯共產黨黨綱被翻譯成中文,對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
    共產國際是列寧親手建立的推進世界革命的組織。為了傳播和踐行世界革命理論,共產國際派代表直接指導世界各國尤其是東方殖民地國家建立共產黨,并致力于將這些黨的指導思想引導到“列寧主義”的正統認識上來。從1920年共產國際的第一位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起,至1939年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離開中國返回蘇聯止,共產國際先后向中國派出過二十多位代表。在共產國際存續的24年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六次代表大會。每一次代表大會都是在共產國際代表的直接指導下召開的,每一次大會都通過了與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精神相一致的決議。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初步發展,與共產國際的指導密切相關。這反映出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上的重要特點,也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早期進程帶有濃厚的“列寧主義”特色。
    2.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堅持以“列寧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客觀上起到了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作用。斯大林的“列寧主義”觀,在對時代問題的把握和“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的規定上,是完全符合“列寧主義”的,所以斯大林時期的共產國際基本上遵循了列寧提出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世界革命時代”的路線,對世界各國共產黨尤其是東方殖民地國家共產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給予了重要幫助,推動了世界進步力量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迅速成長,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成果,也是共產國際推進世界革命的重要成果。
    第一,在蘇聯共產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黨的主要創立者們摒棄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轉移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來,奠定了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式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基礎。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以極大的熱情贊揚了十月革命的勝利,謳歌了布爾什維主義和勞農政權,認為十月革命是開展世界革命的先聲,為黑暗中的中國人亮出了指路的明燈。他們肯定了“列寧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堅持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立場,迫切希望走上俄國革命的道路以拯救民族危亡。陳獨秀思想立場的轉變,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陳獨秀早年信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張在中國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然后通過走改良主義道路,漸進地走向社會主義。在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和學習“列寧主義”之后,他鮮明指出:“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雖同出于馬格斯,而兩派的主張彼此卻正相反對,共產主義主張階級斗爭、直接行動、無產階級專政、國際運動;國家社會主義底主張勞資攜手、議會政策、民主政治、國家主義。我們中國人對于這兩種社會主義,究竟應該采用那一種呢?我以為中國底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忙,這是不容諱飾的了。”他還說:“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綱領明確表明了聯合第三國際的立場,二大專門制定了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這樣,中國共產黨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并執行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委會的一切決定。這為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制定正確的革命總路線提供了捷徑和保障。
    第二,在中國共產黨的初創時期,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輪廓便初步形成,這與共產國際的指導密切相關。在成立之后的短短幾年內,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統一戰線、發動農民的重要作用等問題,極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這與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不無關系。1922 年1月,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張國燾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參加了大會。大會號召各被壓迫民族和國家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要求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解放運動中與國內的農民運動和革命的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并“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作領袖”。在中國共產黨二大上,張國燾將大會精神向全黨做了匯報。這對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認識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為中國共產黨制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提供了理論指南。中國共產黨二大明確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闡釋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二大指出,“消除內亂,打到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是黨的最低綱領,是革命的第一步;作為無產階級利益的根本代表,黨的根本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革命的第二步。在共產國際建議下,中國共產黨二大還明確提出與國民黨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這為后來中國共產黨提出統一戰線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礎。二大還提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三大進一步提出了關于農民問題的議決案,指出“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的國民運動里大多數農民群眾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動力”。
    在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共產國際通過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頻繁互動,客觀上促成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認識和組織建設上呈飛躍式發展的態勢。毛澤東曾經對蘇聯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在幫助各國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上,在組織反法西斯斗爭的偉大事業上,有其極巨大的功勞。共產國際在中國人民中的影響,是很大的。”
    3.斯大林、共產國際對“列寧主義”國際性的過度強調,助長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左傾教條主義傾向,妨礙了中國共產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主體自覺性的生成。由于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定義,片面夸大了“列寧主義”國際性的一面,完全否定了“列寧主義”民族性的一面,這實際上閹割了列寧從“馬克思主義民族化”視角解讀布爾什維主義的認識邏輯,扼殺了“列寧主義”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方法論指導意義,這就導致各國共產黨在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過程中主體自覺性的長期缺失,中國共產黨也概莫能外。
    雖然列寧從未正式提出過“馬克思主義俄國化(民族化)”,但是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歷史進程是客觀存在的,“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理論成果,這個客觀事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以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與時代發展、俄國革命的實際條件結合起來,建立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提出了俄國革命理論、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實際上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的進程。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寧強調對俄國革命經驗的國際意義只能從“狹義上”去理解,說明列寧已經開始從馬克思主義民族化這個角度來思考布爾什維主義的民族性和國際性之間的關系。列寧逝世后,由于斯大林對“列寧主義”國際性的擴大化強調,共產國際先后開展了“布爾什維克化”運動并出臺了“第三時期”理論,旨在把俄國革命的經驗普遍運用于各國,要求各國黨在理論旗幟、策略原則和組織建設等方面全面達到“布爾什維克”的要求。共產國際六大進一步強化了共產國際對各國支部的領導權威,將共產國際執委會由負責共產國際工作的執行機關變成了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領導機關。共產國際的這一系列做法,對各國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在1926—1935年間,由于中國共產黨在理論素養的培育上主要依賴共產國際,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還不高,再加上共產國際嚴苛的組織原則和運行模式也不容許中國共產黨有獨立思考的空間,導致黨內一些對共產國際指示有著較為清醒認識的人的意見不可能得到全黨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內部實事求是傾向和左傾教條主義傾向斗爭激烈,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最終占據了主導地位。在共產國際脫離中國國情的錯誤思想指導下,中國革命事業幾乎被葬送。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反思和總結了這段歷史:“本世紀(指20世紀—引者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
    四、結語
    在中國革命經歷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不能以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總結提煉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中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方法論指導意義,用以指導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斗爭中去。”中國共產黨揚棄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客觀需要。在此后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自覺性不斷彰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將領導中國人民不斷開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反觀“馬克思主義俄國化”,由于蘇聯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俄國化主體自覺性的長期喪失,致使蘇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上越來越僵化,黨政骨干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任度不斷削弱。以對“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剛性維護為思想基礎,以黨政骨干為核心依靠力量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然走向崩潰。
列寧主義 時代觀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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