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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主義概念 在中國的原初表述、普及化及理解
2019-02-17 20:19:38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陳紅娟 【 】 瀏覽:238次 評論:0
    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語境不是以一種系統的、整體的理論呈現,而是以零星的、音譯的狀態呈現。這些術語不是以一種主觀的、積極的狀態被介紹到中國,而是在晚清由官員、士大夫、傳教士被動的、有目的的傳入到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術語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在中國語境中最初的呈現形式,反映了中國人最初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原初狀態,代表著那個時代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原初認知。
一、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術語在中國語境中的原初表述
    1840年,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西方宗教、科學、技術、制度與文化等所謂的“資本主義”文明隨之洶涌而至。不少仁人志士在反思中國政治、文化危機同時,逐漸祛除了“天朝上國”的優越感,轉而掀起了“借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的西學東漸浪潮。1一時間無論是洋務派、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把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文化、制度看作中國救亡圖存和民族復興之關鍵。然而,那時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正是矛盾充分暴露,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社會主義思想亦夾雜在西方先進理論中隨之傳入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運動、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只言片語正是在此背景下被譯介到中國。中國人不是直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而是首先接觸了西方世界里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介紹或描述社會主義運動時出現了“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的音譯詞。可以說,源自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基本術語初入中國語境一開始并沒有不言自明的對應詞,主要以形態各異的“音譯”方式存在。雖然,譯者的“在場”讓這些詞從一開始就存在“中國化”的轉化,但此時的“中國化”主要是一種表層的、膚淺的,尚未與中國文化、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粗糙的“中國化”。
    十九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一些外交人員的日記、筆記中涉及對國際工人運動、巴黎起義、美國罷工、德國社會民主黨等的零星描述,如張德彝的《三述奇》、宋育仁的《泰西各國采風記》、黎庶昌的《西洋雜志》、李鳳苞的《使德日記》、崔國因的《出使美日秘國日記》、曾紀澤的《使西日記》、王韜的《普法戰紀》、江南制造總局編印的《西國近世匯編》、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等等。1不過,他們并沒有理解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原因與措施,也并沒有表現出對社會主義的任何興趣,相反,在描述過程中常夾雜著許多歪曲的成分。
    同文館畢業的張德彝親眼目睹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其所著的《隨使法國記》中記載了巴黎工人階級起義的情況,并描寫了公社戰士面對死亡“有吸煙者,有唱曲者,蓋雖被擒,以示無憂懼也”2的從容。他還分析巴黎起義的原因,“夫鄉勇之叛,由于德法已和;蓋和局既成,勇必遣撤。撤而窮無所歸,衣食何賴?因之挺[鋌]而走險,弄兵演[潢]池”3。他雖然正確指出了巴黎公社起義的起因即反對法國政府向德國投降,但也加入了起義者迫于生計鋌而走險等因素,這表明他并未真正理解巴黎公社革命的性質。此外,王韜也對巴黎公社革命進行了轉述。不過,他站在政府的角度將巴黎公社革命視為“叛亂”,用“亂黨”、“亂民”等詞加以指責,并指出“叛亂”的緣由,“推原其致亂之由,則皆因自主二字害之也。”4顯然,他并未完全理解巴黎公社革命的無產階級性質,更不理解公社革命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
    巴黎公社革命后,雖然西方工人運動一度陷入低潮,然而1873年后社會主義又重新高漲,中國國內相關介紹日益增多。此時,“Communism”“Socialism”等馬克思主義基本術語的音譯詞開始出現在中國人的視野中。隨后,《西國近事匯編》、《萬國公報》、《新民叢報》等報刊,以及《富國策》、《西政叢書》等書籍中均有對工人罷工、社會主義運動等事件的介紹,其中出現了最早使用“Communism”“Socialism”等詞匯的“對應詞”。《萬國公報》曾描寫美國“工人滋事”,“美國近因生意不佳,各等公司欲減工價以節開銷,乃工者不服,齊心把持大眾停工,頗為滋事。”5《西國近事匯編》中有大量篇幅對西方各國工人罷工、工會運動進行描述,尤其是,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金楷理口譯,姚萊、蔡錫齡等筆述的不少文章都提到了各國發生的社會主義運動及主張。不過直到1878年5月在介紹美國共產主義者“梅戤”從事工人運動時,才第一次提到了“共產主義”的音譯術語以及其核心要旨,“美國費拉特爾費亞省來信,謂美有數處民心不靖,恐康密尼人亂黨夏間起事,國內有無賴之人為奸徒唆使行兇,以償其貧富適均之愿”“今亂黨以體恤工人為名,實即康密尼黨唆令作工之人與富貴人為難。”6其中,“康密尼人”是“Communism”一詞的最早音譯詞,而“康密尼黨”則是對持“Communism”這一政黨的最早翻譯。而且,這里明確概括“Communism”主張即“貧富適均”。此后,《佐治芻言》、《萬國史記》、《泰西新史概要》等書中,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做了新的解釋,不過也不外乎“產業平分”、“齊貧富”“均有無”之理解,如《佐治芻言》在談及法國社會主義時將其主要思想概括為“一國產業,必與一國人平分,令各人皆得等分,方為公道”7。
    除此之外,“Communism”“Socialism”對應的音譯詞也出現在中國駐外使臣和留學生的著述中。中國第一任出使德國的大臣李鳳苞在《使西日記》中將德國社會民主黨翻譯為“莎舍爾德瑪噶里會”,俄國民意黨譯為“尼赫力士”,“廓密尼士”作為“Communism”的音譯,“先是歐洲有‘莎舍爾德瑪噶里會’,譯音‘平會’,欲天下一切平等,無貴賤貧富之分。”“德國查屢次謀殺之‘平會’,西語‘莎舍爾德瑪噶里’,各國皆有之……在俄國曰‘尼赫力士’,在法國曰‘廓密尼士’……”1。另一使臣黎庶昌在描述德國社會革命黨人行刺德皇時,首次使用了“Socialism”的音譯詞“索昔阿里司脫”,“行刺者就獲后,刑司訊之,以‘為民除害’為詞,迄無他語。……久乃知為‘索昔阿里司脫’會黨。‘索昔阿里司脫’,譯言‘平會’也”2。他將“富貴者無所恃,而貧賤者乃得以自伸”3概括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這種音譯狀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1903年中國留日學生杜士珍將久松義典這部《近世社會主義評論》譯為中文時指出“[譯者案]社會主義,英文謂之‘索西亞利士謨’Socialism,其訓即共產主義是也。”4
    學界對“社會主義”一詞在中國流行多是從漢字“社會主義”一詞的出現開始進行探討的5,多數認為梁啟超首先使用了社會主義的概念。但是社會主義首次進入中國并不是以漢字的或者日譯漢字的形式出現,而是一種音譯的狀態,主要通過傳教士的譯介與駐外使臣以見聞式的敘事方式加以闡述的。他們一開始主要以“音譯”的姿態呈現出來,而且出現了一詞對多種音譯對應詞的現象,如“Communism”的對應詞既有“康密尼人”也有“廓密尼士”。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們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解中出現頻率比較高的詞有“平”、“均”、“等”、“共”等。其中,兩位使臣不約而同用了“平會”作為主張“Communism”或“Socialism”政黨的譯言。“平”與他們了解的中國社會那些參與“叛亂”民眾所持有的平均主義思想相吻合,“會”則是“會黨”之意,因為中國當時沒有政黨一說,借用了民間秘密的反抗組織“會黨”一詞。將具有“均等”之意思的“平”和有“聚眾”之意的“會”來對釋社會主義政黨比較粗淺,卻也代表了他們對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最初的理解。一開始中國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就與“平均”相關聯,“產業平分”、“齊貧富”、“均有無”皆是如此。由此可知,無論是社會主義在西方語境中主要語義“地權平均主義”、“激進主義”還是馬克思恩格斯用于區別于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一開始并沒有在中國語境中得以“激活”。
二、 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概念在中國的普及化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中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傳播以日本為主渠道,以中國留日學生為傳播媒介。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術語的使用以及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理解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留學生。由于當時日本社會主義理論中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已經用意譯的對等詞來表達,因此,這個時期中國的部分馬克思主義術語開始用漢語對應詞來表達。“Socialism”在中文語境逐漸擺脫了多樣的音譯狀態,開始以“社會主義”為穩定的“對應詞”,并逐漸獲得普及化。
    “Socialism”的中文翻譯從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對譯詞“平”歷經“安民新學”、“養民學”、“民生主義”、“均產說”等演變,1902-1905年間日文移植的“社會主義”一詞作為日后中文約定俗成的對應詞。
    第一,“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中國語境與日本語境中的語義溯源。“社會主義”是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產物,古漢語中,“社會”與“主義”分開使用。“社會”一詞在中國古已有之。古人所使用的“社”主要地區單位的意思,不同時代對基層行政單位理解并不相同。正如“二十五家為社”(《周禮》);“方六里,名之曰社”(《管子﹒ 乘馬》)。至元代,“社”所指的范圍有所擴大,五十家為社,“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元史·食貨志一·農桑》)。后來,“社”被引申為志同道合者進行集體活動的共同場所,“社,團結共事者亦曰社”,如“文社”、“詩社”等。6“會”在古代主要是“聚也”。“社”、“會”兩字連用,主要指重要節日所舉行的集會。“社會”最早出現在唐代的古籍,《舊唐書﹒玄宗上》(本紀第八)記載:“禮部奏請千秋節休假三日,及村閭社會。”后來,“社會”逐漸引申為志同道合之人所組成的團體,“原來大張員外在日,起這個社會,朋友十人,近來死了一兩人,不成社會”(《醒世恒言·鄭節使立功神臂弓》)。這里,“社會”主要是動詞,指一定數量、規模的人群為了一定目的在一定空間范圍內的進行活動。“主義”一詞由“主”、“義”構成,在古代漢語中分別表意,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語言成分。1古語中“主義”放在一起所表達的意思與今天的“主義”語義相去甚遠,“主義行德曰元”(《逸周書﹒謚法解》)中之“主義” 是謹守仁義的意思。“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義”主義是道義,“以達主義”為“使君主行動合乎道義”的意思2,并非現代漢語中 “對事情的某種主張”之意。
    在日文語境中,“社會主義”是明治時代的產物。明治時期,漢學曾達到歷史高峰,“明治時期新事物名稱多用漢語詞(或西方語詞),故欲詠其事物,勢必使用漢語詞。”3日本人通常用豐富、優秀的漢字來準確翻譯歐洲語言及著作等。“社會主義”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作為“Socialism”的日文對等詞出現。
    1870年,日本杰出的德文翻譯家、自由黨派人士加藤弘文、西周等在其著作《真政大意》、《百學連環》等中以經濟學的形式介紹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分別翻譯為“ソシセリスメ”“コムミエニスメ”。4此時,“社會主義學說”的解讀也是負面性的,多為危害、激進行動的“邪說”。1878年6月6日,福地源一郎在《東京每日新聞》上刊登攻擊“社會黨之主義”的《辟說之害》一文,首次用漢字“社會主義”對譯“Socialism”,之后“社會黨”、“社會主義”逐漸在日本的書刊中得以延用。這里,“社會主義”主要與“個人主義”相對,大體指“將社會置于中心地位的主義”、“集體主義”。
    日本語境中,“社”,由兩部分構成,左偏旁示“神事意”,右偏旁是表示土地的符號。這樣,“社”字就與土地及基于土地的村社有著密切聯系,與“會”(會議之意思)結合成“社會”一詞,即為“鄉間集市”或“村社集會”的含義,作為“Socialism”的標準譯詞“社會主義”保留了它起源于農村公社的痕跡。5“Society”在日本語境中,并不止有“社會”這一個對應詞,還常被翻譯成“世間”、“世態”、“仲間”、“會社”、“交際”等。“主義”是一個日語新詞,指“基本原理”之意,專門對應用于翻譯歐語中的后綴“ism”。不過,當時“Socialism”在日文語境中并不是只有“社會主義”一個對應詞,有時還對應“社會論”、“社會說”。6到19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為“Socialism”的對等詞逐漸占據優勢7,其語義中蘊含的暴力、混亂等消極性因素逐漸褪祛,平等、福利、去除私產等積極性因素凸顯。
    第二,“Socialism”從多元化音譯對等詞轉向一元化的對等詞“社會主義”。“Society”進入中國語境,被翻譯成兩個普遍存在的詞匯,一是由傳教士們翻譯成了的對應詞,即含有“眾多”之意的“群”或“人群”,“社會者日人翻譯英文Society之語。中國或譯之為群。此處所謂社會。即人群之義耳。此字近日譯日本書者多用之。”8晚清時期,西方社會學在被先進知識分子翻譯到中國時,他們企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來對譯西方社會學的術語“Society”。嚴復將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譯為《群學肆言》,梁啟超發表《說群序》、《說合群》等表達其所持的社會觀;二是保留使用中譯的日語專門詞“社會”。1875年,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把“社會”對譯“Society”的用法帶到中國。91886年始,作為描述人類生活組織形式與關系的“社會”在《時務報》(從第十冊開始)多次出現。10
    二十世紀初,“社會”、“社會學”與“社會主義”從日文中引入,使用逐漸變得連續化、普遍化。1“社會”逐漸取代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群”、“群學”;英文后綴“ism”一詞,原本傳教士將其翻譯為“之說”,如“若者外國工人有立會演說開報館倡社會之說者我國有之乎”2。后來,“ism”在漢語中吸收了日語專門詞“主義”翻譯成“主義”。1901年,《近世政治史》中較早出現“社會主義”一詞,“倡均貧富制恒產之說者,謂之社會主義。”3并從將中國的古田之法視為社會主義。此后,“社會主義”一詞在中文中被廣泛使用。1902年4月初,由日本學者村井知至撰寫,羅大維負責翻譯的《社會主義》一書,文中解釋的社會主義即是上述日本語境中與“個人主義”相對應之“社會主義”,“今個人本位論漸衰而社會本文說漸盛遂為講壇社會主義(一名淡水社會主義)為二十世紀一般學者之所據依。”4只是,此時的社會主義主要是作為社會學的一種學說進行闡釋罷了。在與“個人主義”對比的基礎上,突出社會主義的“集體性”,詳盡介紹了社會主義的“定義”和“本領”,探討了社會主義與道德、教育、美術、婦人(婦女)、勞動團體(工人階級)、基督教等具體問題,指出“社會主義之目的,使社會主義歸于協同”5。
    1903年以前,中國知識界主要將日文中“社會主義”挪用到中國語境,而1903年以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在影響較大的報刊、辭典中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樣的術語進行闡解。1903年,《浙江潮》推出“新名詞釋義”計劃,試圖準確解釋日本產生的新名詞以便國人理解,“自東方譯事興。而新名詞之出現于學界者日益多。好學之士。初讀新書。必有半日不得其解者。……斯誠今日吾輩之義務。無可容辭矣。”6其中,“社會”便在其中,“社會者何二人以上之集合體。而為協同生活者之謂也。”7“社會主義”在專門解釋西方術語的中文辭書《新爾雅》中所呈現的闡釋為,“廢私有財產,使歸公分配之主義,謂之共產主義,一名社會主義。”8那時,資產階級改良派主辦的很多報刊都致力于介紹新思想,培養新的社會意識,“社會主義”一詞頻頻出現。作為改良派的代表性人物梁啟超在報刊雜志刊登的文章中多次使用“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改良運動結合起來,從而促使其得以廣泛傳播。

    第三,新文化運動中“社會主義”概念在中國得以普及化。筆者登錄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以“社會主義”為主題詞進行搜索,發現1912-1919年間“社會主義”一詞一共出現了156次,1912年為107次,為這一時期用詞的高峰期;1913為21次、1914年為6次、1915年為5次、1916年為4次、1918年為6次,而1919年則為49次。而在1920-1924年間,也就是中共成立前到國共合作期間,1920年社會主義出現102次、1921年為168次、1922年為110次、1923年為68次、1924年為79次。可以說,1921年,中共成立之時正是“社會主義”在1920-1924年間得以討論的高峰期。不過,該數據庫文獻有限,在金觀濤先生所建立的數據庫則統計出,1915年前“社會主義”一詞在中文著述中大約出現了900次9,且新文化運動以后,其使用頻率繼續大幅增加。如果從中文里首次出現到20世紀前十余年,“社會主義”還只是中國出現的上千種形形色色的“主義”之一,那么到新文化運動以后,社會主義則“幾乎征服了所有政治流派”10。無論是日后的共產黨李大釗“今日社會主義的名辭,很在社會上流行”11,還是國民黨邵子力“現在的思潮界,社會主義已有彌漫一時的現象”12,都以談論“社會主義”為時尚。此時,“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改造中國社會的新學說,其定義、真意、目的以及與其他主義的區別等被充分的討論,社會主義概念得以“普及化”。

三、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理解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介紹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是兩個群體,一為傳教士、士大夫(主要為清政府的駐外使臣或者主張洋務的官員),二為中國先進的知識精英。前者為19世紀末,以音譯方式使用“Socialism”這一術語的主體,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事件;后者為20世紀初,用漢字“社會主義”來對譯“Socialism”的主體,他們開始從政治變革與社會改造的角度理解“社會主義”。“Socialism”這一術語的語詞色彩經歷消極、負面意義居多到積極、正面意義彰顯的“反轉”。
    19世紀末傳教士、士大夫在闡釋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內容時均將其納入自己特定價值立場,不僅難以看出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興趣,而且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最早呈現的并不是“積極”的一面,而是官方立場上所批判的“對象”。當時,中國西學書刊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多數受到傳教士控制。國內西方書籍和報刊的出版機構主要有三家,江南制造局和北京同文書館雖然由清政府主辦,但主要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和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所操縱,而廣學會原本就是基督教在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西國近事匯編》、《佐治芻言》、《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公報》皆是由傳教士直接編譯或者撰寫。其中,《萬國公報》前身就是1868年創刊的《教會新報》,是廣學會發行最廣的報刊。這些人所精心挑選和加工的“西學”都是為適合他們“把中國逐步變為某一外國或幾個外國統治和掠奪的殖民地”1這一目的和需要而服務。他們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主要是宣傳基督教救世教義過程中無意間夾雜著譯介一些歐美社會主義流派的只言片語。比如1894年出版的《社會進化》一書雖然引用了社會主義者的論述,然而作者的最終目的卻是要借用超理性的宗教力量來消弭社會矛盾,改善社會分裂之狀況。2
    在描述歐美工人發動的罷工或者社會主義革命運動時,無論是傳教士還是士大夫都在官方立場將其污為“暴民”、“亂黨”,且將革命一事描述為民眾一致反對之事。“查此事,皆由康密尼人黨而來,人皆疾惡之。”3 他們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評價多用“空想”“幻說”等消極詞匯。如《佐治芻言》中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闡述社會主義“平分產業”思想的主旨主要是為了論證“平分產業之弊”的主張,并不贊同這種理論,而且指出這種理論不過是為“博一時名譽”,“法國人所喜平分產業,皆系空虛荒謬之談,斷不能見諸實事也”4,“故平分產業之事,英國人從不肯輕贊一辭。”5因此,中國人在最初認識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理論或者革命運動都經過傳教士、士大夫的“過濾”。由于傳教士和士大夫從消極層面介紹和描述社會主義革命和思想,就注定那時中國人只能從消極、片面的層面來理解社會主義,此時,他們還難以對社會主義的語義、內涵、思想以及其所代表的未來世界有清晰和深刻的認知。
    20世紀初先進知識分子所使用的Socialism對等詞經歷從“群”、“群學”到社會之說、社會主義學說的演變,社會主義的內涵、目的以及其所代表的未來社會等進行了充分討論。較前一階段相比,這一階段先進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政治生態、社會結構、文化體制等有了新的認知,他們迫切希望產生一個不同于傳統社會的現代社會。“社會主義”的憧憬包含著他們對“社會”展開的種種設想與期待,是他們積極尋求政治變革與社會改造的道路之一。
    在該時期,盡管有一些以儒家觀點為支撐對“社會主義”進行的批判與反駁,如《社會主義平議》一書通篇以儒教觀點批判社會主義,稱社會主義“共產妻、殺人”、“社會主義之流毒且千萬倍于楊墨佛老”6。但大多數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還是帶有正面而積極的色彩,畢竟在風靡一時的進化論影響下,社會主義作為一種代表著高于或者說優于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方向存在著。因此,那時,“大家都爭相說社會主義的好話,誰也不敢說資本主義的好話。”1梁啟超曾公開宣稱“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于二十世紀也明矣”2,“社會主義為將來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義”3。孫中山在游歷歐洲是也一度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在1902-1903年間,他對社會主義已達“極思不能須臾忘”4的地步 。
    這一時期,介紹和討論社會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多是日本留學生,社會主義的理論探討多是通過翻譯、介紹日本學者山川均、山川菊榮、河上肇、堺利彥等的文章與著作。原本“社會主義”一詞源自拉丁文socialis(社會的),在社會思潮領域它主要代表著對市場經濟、資本邏輯以及個人主義的批判。而在日本語境中,“社會主義”又與日本的文化習俗、政治訴求、譯者的知識結構與價值取向相關聯,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日本學者的某些“附加意義”。這就注定社會主義進入中國語境時,必然偏離西方語境的原初語義。
    20世紀初,參與社會主義討論、辯論的知識分子本身思想也較為復雜,常將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民粹主義等非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混淆,馬克思主義與各種其他社會主義不加區分而加以討論。他們對社會主義中所含有的平等、民生、社會進化等思想的闡述或者挖掘主要根據自己需求而定,可以說是各取所需。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主要闡述了社會主義中的“平等”思想,“民族主義尚不暇及,何論于社會主義,大同理想哉!”5 “故以近世社會主義者流,以最平等之理想為目的,仍不得不以最專制之集權為經行……”6。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更強調“民生”,朱執信曾在文中注明“社會主義本譯民生主義”7;馮自由也曾在文章中指明“民生主義(Socialism)日人譯名社會主義”8;孫中山更加明確地說道,“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9而且此時,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界限十分模糊。可以說,“社會主義”的理解在20世紀初與各種思潮相互激蕩、雜糅的語境中,呈現多元、繁雜狀態,其真意在此時仍被遮蔽。
結語
    “在近代中國,人們對西方的許多舶來品的認知大都經歷了一個從難以理喻、無法接受的‘異見’,到可以接受、甚至心向往之的‘期盼’的過程。”10“社會主義”概念中國化的過程亦是如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社會主義概念在中國的原初表述、普及化及理解的過程見證了“社會主義”術語、概念經歷從歐美到日本再到中國的輾轉傳譯,其語義遭受時空擠壓,偏離話語的源頭并被賦予中國式理解的過程;見證了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被曲解、多元解讀最終獲得一元化理解的曲折過程。總之,馬克思主義基本術語、概念的中國化絕不是簡單的、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其蘊含的指稱、語義與外部世界相鏈接,語義逐步得以確證的實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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