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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現代性批判視閾下馬克思的 社會共同體理論研究
2019-02-17 20:01:44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邵發軍 【 】 瀏覽:180次 評論:0
一、批判性視閾下馬克思共同體的“家族學”定位及其特質闡釋
    作為馬克思社會理論重要內容的共同體思想,最為全面地展現了由馬克思主創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內容,并由此而本質性地界化了共同體系譜學上的兩類重要的共同體范式,即黑格爾基于理性范式而謀劃的抽象的政治倫理共同體與馬克思基于人的感性實踐活動而構建的社會共同體。馬克思的社會共同體理論關涉著人的解放、自由與發展這一終極性問題,而這一終極性問題的開顯與謀劃離不開馬克思對自身早期抽象理性主義的批判性清算,更離不開對肇始于康德理性批判哲學的揚棄與對黑格爾“反思性批判哲學”的批判性轉向。
    源于希臘語的批判性概念,到了康德被作為一個核心性詞語而固化下來,并由此開啟了啟蒙理性的新時代。康德基于批判性的視閾構建了氣勢磅礴的批判理論大廈,其批判理論把宗教這種基于信仰的神性共同體進行了根本性地解構,把人的中心地位及其擁有的理性認識能力的限度進行批判性地檢視,從而為人的實踐理性及其連接于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之間的判斷力批判清理地盤。康德基于這種批判理論而勾畫的人類未來理想性的那種永久和平的共同體,因其摒棄現實的物質利益與現實人的各種欲望而終結于抽象的道德,但康德基于批判的視閾對獨斷論的形而上學所進行的革命性內爆及其所引致的理想共同體這一理路,成為了批判性話語系譜學上的一個界標。康德堅定地認為:“一切都必須經受批判。”1而且只有這種批判才能使形而上學“成為科學的、經過充分研究和證實的整個方案”2。這種批判性哲學在康德這里被奠基,隨后被黑格爾加以重構并達致批判性哲學的鼎盛時期。
    對于黑格爾而言,康德的批判性哲學根本的缺陷乃是知性思維形式的批判,這種批判僅僅是把批判作為一種方法性的工具而不能夠深入事物自身。黑格爾認為,必須建基于事物本身自我的發展而需求一種內在于自身的批判,這種批判就是事物自身,就是事物的前后相繼的流動性的體現,黑格爾把這種批判稱之為“否定性的批判”,它是事物經過中介之后向它自身的復歸,但卻是一種前進性的復歸,但是事物的這種前進是被反思性的絕對精神所統攝的一種復歸,這種批判性哲學黑格爾又稱之為“反思性哲學”,“正是內容這種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產生內容的規定本身。”1黑格爾通過這種批判性哲學的構建,用否定性的理性之光穿透了為康德所懊惱的純粹理性所不能觸及的“自在之物”,夷平了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鴻溝,并由此把這種理性之光投射到現實世界,勾畫了倫理共同體的歷史性新視閾。
    馬克思雖然公開聲稱自己是黑格爾的學生,但是他所承繼的黑格爾的遺產是一種經過革命性改造的遺產,在這方面,馬克思的批判性哲學視野極其開闊,其立基的地平更為廣闊與深厚,因為他走向了人類社會的歷史性和實踐性的場域自身。馬克思的批判視閾先是對宗教共同體,而后是對國家這種“虛幻性”的政治共同體根基性的深刻批判,再次就是對虛幻而又精致的形而上學理性共同體的徹底摧毀,緊接著是對貨幣-資本這種“抽象”的共同體進行原則性而又具有高度性地批判,最后其眼界停留在人類學的地平上,對“自然的共同體”及其人類未來的理想社會“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人類真正的共同體進行評析與構建,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2馬克思的這種互文性的批判所彰顯的乃是其整體性的批判特質與徹底性的革命立場,這種批判精神伴隨著馬克思的一生,馬克思認為他的批判性哲學是革命性的辯證法:“辯證法在對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馬克思的批判思想是對康德的學理性的甚至中性意義上的批判的批判與對黑格爾否定性的反思性批判的革命性的重構,構成了批判性話語譜系學上最為亮麗的一環。
    馬克思經過批判性這一武器的中介所形成的社會共同體思想,其總綱性的原則乃是對于人的存在的歷史性場域進行全面地科學地探查性批判,并由此提出基于現實性的個人的解放、自由與發展的得以達至的未來的社會共同體,即“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新的真正的社會共同體。馬克思特別地指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4這一總綱性地論斷,展現了人的共同體本質屬性,是對哲學的最高問題的新的解答,它同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這一人的類本質、基于需要本性而產生的人的發展本質、基于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人的社會聯系本質及社會關系的總和的人的本質一起共同建構了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總體性觀點。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共同體”是其“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的相互作用的結果,是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鏈條上所結出的最精美的花朵,更是馬克思批判性思維所具有的現實性與超越性高度統一的本質性體現。
    “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共同體”論斷是馬克思要解決“現實的個人”要到哪里去的問題,但是“現實的個人”是從哪里來,是從什么樣的共同體中來,馬克思的看法與康德、黑格爾以及馬克思身后的許多共同體理論家截然有別。馬克思在其人類學批判的時期,對于現實的個人最早所處的共同體,即“自然的共同體”有過獨到而深邃的見解:“在這兩種形式中(小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共同體與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共同體——引者注),各個個人都不是把自己當作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作所有者和同時也進行勞動的共同體成員。這種勞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創造價值,——相反,他們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各個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個共同體的生存。個人變為上述一無所有的工人,這本是歷史的產物。”5馬克思在這里所表達的乃是這樣兩個最為緊要的觀點:其一是共同體的歷史性生成與發展,其二是自然共同體的成員身份的雙重性的統一,即所有者與勞動者的一體化。
    隨著人類的社會分工和相互交往的不斷擴大,人類生存的共同體形式的嬗變及其所引致的現實的個人的存在形式的變形,使得自然的共同體漸次消解,“新人”不斷出現,但是馬克思尖銳地指出:“奴隸制、農奴制等等總是派生的形式,而絕不是原始的形式,盡管它們是以共同體和以共同體中的勞動為基礎的那種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結果。”1原初的自然的共同體與派生形式的共同體的本質性區別乃是勞動者與所有者身份的漸次剝離。在其中,階級、國家這些被馬克思所指稱的“虛幻的共同體”漸次登臺亮相,特別是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其“虛幻性”達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
    對于資本主義國家所做的虛幻共同體的指認的根本原因,馬克思認為這是因為:“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所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的共同性。關系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勞動是為每個人設定的天職,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2在這里,作為普遍的資本家和普遍性力量的共同資本,成為一種外在于無產階級的大寫的“他者”,毫無力量的生產者與強有力的所有者之間夾雜著貨幣-資本這一被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所指認的“抽象”的共同體,現實的個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這一類本質、人的發展性本質、人的社會聯系本質、人的社會關系總和的本質及其人的真正的共同體本質變得支離破碎,所以馬克思指出:“在過去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的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史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階級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3對于新的桎梏這一“虛幻”的共同體,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必須用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人的真正的共同體來代替這一虛假的共同體形式:“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4
    通過對馬克思原初經典文本的梳理及其考察人的共同體存在形式的歷史性嬗變,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批判思想所顯現的前后相繼的理論脈絡乃是: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以及人類學批判,在這一總體性的批判視閾下,馬克思所建構的共同體的家族有“虛幻”共同體(階級、國家)、“抽象”共同體(貨幣-資本)、自然共同體(基于血緣與地緣)、真正的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體)和“四大家族”共同體。在這“四大家族”共同體之中,貨幣-資本“抽象”共同體居于核心地位,其所對應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閾在批判性話語譜系學中成就了馬克思的輝煌事業,矯正了以往的流于空疏或無根基的批判性話語譜系學的發展方向;而基于勞動者與所有者身份相統一的自然共同體的這一特性被馬克思在真正的共同體里面得以承繼和改造,這一特性也形成了馬克思批判貨幣-資本“抽象”共同體的一種反思性鏡像;作為“虛幻”共同體的資本主義國家及其階級的區分與對立以及附著于其上的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等意識形態,呈現出了貌似獨立性而究其本質的非獨立性特質,“虛幻”的共同體及其附著物共同拱衛于貨幣-資本“抽象”的共同體的家族學核心地位,國家作為“虛幻”的共同體所顯示的普遍性與貨幣-資本作為“抽象”共同體所投射出的特殊性相互交織與映照,把資本主義國家代表特定階級的特殊利益的虛假的普遍性與貨幣-資本表現增殖利益的真實的普遍性幻化成了歷史發展的世界歷史形態,歷史發展的真實面相朦朦朧朧,虛實掩映,這種用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表達出來的自由、正義、人權、博愛等意識形態虛假地的嚴重地遮蔽了歷史發展的真實形態。

    基于批判性視閾所展露的馬克思的共同體家族學的定位來觀視其特質,是精準闡發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根本性切入點。

    其一,批判性視閾的這種共同體家族學的定位體現了馬克思“批判”的負向性特質。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既不同于康德“澄清其前提,劃清其界限”的知性方法論,亦不同于黑格爾的“否定性的辯證法”的邏輯主義與理性主義;馬克思基于革命性改造的批判性思想落實在社會共同體的歷史性場域,成就了其歷史唯物主義之大業,而康德的知性批判的方法論推進到現實社會只不過是軟弱的抽象的道德律令的烏托邦王國的理論構建,而黑格爾的批判性思維所建構的絕對精神否定之否定的邏輯遞進,在現實的方面不過是君主政體的理論拱衛品,是封建專制國家倫理共同體的守門員與布道者,其保守性品格淹沒了那種反思性的否定辯證的革命力量。從這一立場出發,康德與黑格爾屬于過去時,而馬克思屬于現在時與未來時,馬克思汲取了其前輩的理論精華,開啟了德語意義上批判詞語的另外一個向度的旗幟,即從責難、反對、清除語意中勘定德語“批判”的負向性品質。馬克思認為批判絕不是解剖刀,而是進攻敵人的利器,不是駁倒自己的敵人,而是消滅自己的敵人,它是激情的頭腦,而不是頭腦的激情,所以馬克思有法哲學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也有對“批判的批判的批判”,更有對神學、封建專制、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徹底地消滅這種宣言與武器批判的根本性批判。

    其二,批判性視閾下的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宣示了一切共同體的內在性界限。無論是古典的國民政治經濟學還是基于傳統本體論意義上的林林總總的形而上學,都想在自己的批判性領域尋找那種永恒的絕對真理,為一種制度尋找可靠的“阿基米德式”的理論支點。馬克思通過批判武器建構的社會共同體家族學揭示了這種想法與做法的幼稚與荒謬。無論是自然的共同體,還是“抽象”的共同體,亦或是“虛幻”的共同體都有其內在的存在限度,其所謂的永恒性都會在自己否定自自的革命力量中喪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甚至為馬克思所向往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真正的共同體。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的那樣,它僅僅是“人類社會的入口”而已,對于那處于對抗社會的史前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絕不會出現如同福山所講的那種終結歷史的永恒形態。
    其三,馬克思批判性視閾下的社共同體理論闡釋了社會發展的基本理論。馬克思通過社會批判這種范式所闡釋的社會共同體理論,通過對人類不同的共同體之間的歷史演進的批判性研究,尋找到了解決“歷史之謎”的基本方案,揭曉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史過程的“基本方程式”。人類社會從基于血緣與地緣關系而形成的“自然”共同體(馬克思認為這種本源性共同體有三種模式,即亞細亞的共同體、古典古代共同體、日耳曼共同體)到“抽象”與“虛幻”相互勾連的共同體,再到“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真正的共同體,主要取決于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的發展狀況與上層建筑適應于經濟基礎的發展狀況而導致的。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的探查使得人類發展的自主自覺性不斷提升,人類社會在黑暗中前行的歷史由此結束,世界歷史在此意義上才成為可以為人類所認識的歷史。
    其四,馬克思的批判性視閾下的共同體理論以共同體為基本單位探究了人類的歷史性命運問題。人類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來探究人類自身的命運,而馬克思以共同體為基本單位,以人的解放、自由與發展為紅線貫穿在不同類型的共同體之中,這種人類命運的探究被馬克思提升到社會歷史性的場域,通過批判與建構、肯定與否定、抽象與具體、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的方法,整體性地把握到了人類共同體的基本命運。自然共同體中的人的非獨立性與勞動者所有者身份的統一性存在,對自然共同體的深刻分析揭示了人的“相互依賴”性的命運狀態,“虛幻”-“抽象”共同體中個人的獨立性(對于人)與非獨立性(對于物)的悖論性存在,展示了人類的“物的依賴性”的命運之遭際,“自由人的聯合體”中的對抗性問題的解決、人與自然和社會問題的解決,人類真正把握住了自己的命運,“在真正的共同體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1這種對人的自由的終極性的關注,在馬克思的原則性與高度性、現實性與超越性統一的社會共同體理論品格中得以展現,也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好的一種闡釋。
二、現代性批判理論的重建與馬克思社會共同體的重構
    依據哈貝馬斯的觀察,黑格爾應該被稱為將現代性問題哲學化思考的第一人。在黑格爾那里,對現代性批判的思考遵循著兩個基本要求:其一是理性精神原則,其二是辯證否定基本立場。對于理性精神原則,它實際上想表達的是主體性原則,也就是主體性的建構原則。人不僅是感性的動物,人在其本質上乃是理性的動物,人對于自由、平等、人權的追求就是一種理性精神主導下的活動。對于辯證否定的基本立場,其實質就是作為理性主體的人如何面對當下的現實生活及其如何解決實體性關系的沖突。對于這兩個基本要求的合理解決,使得黑格爾成為時代精神的弄潮兒,其精神現象學與歷史哲學便是這兩個基本要求的產物,同時也成為人們理解與掌握現代性的有力武器。
    從第一個基本要求出發,黑格爾區分了個體理性與共同體理性,他堅決反對個體理性主義而堅持共同體理性主義,在共同體理性主義立場下,黑格爾堅持特殊性向普遍性轉化的統一性,反對二者的分裂與對抗,認為特殊性的內在性限度及其缺陷必須由普遍性的絕對性來加以矯正和提升,現代性的問題才能夠加以解決。這就是黑格爾對于現代性問題的理性思考,這條思路影響了青年黑格爾派的主要成員,馬克思早期的思想也是受這一思想的浸染。從這一基本原則出發,晚年黑格爾批判了法國大革命的極端的個體理性主義,批判了啟蒙精神那種抽象理性及其所導致的極端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恐怖,因為這種抽象的理性實質上就是一種向感性的粗暴的回歸,是一種有限理性,是一種理性的任意,恰恰是反理性的。從第二個基本要求出發,黑格爾認為理性與存在之間、理性與社會歷史之間存在著必然的、內在的本質性關系,這種關系就是現代性得以展現的根據,同時它也是現代社會向前推進的基本動力,揭示這種規律性的關系是精神現象學的基本任務。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就是為解決這種關系的矛盾性問題而寫就的,在這里,黑格爾提出了他的倫理共同體遞進的梯度性關系,家庭倫理共同體、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與國家倫理共同體體現了倫理精神發展的邏輯序列,絕對理念成為統攝這三大倫理共同體發展的“看不見的手”,它們之間自我否定與自我發展。
    基于血緣與情感的家庭倫理共同體還只是理性的直接的存在,使得家庭倫理共同體只是在它的概念中的一種倫理理念,勢必導致家庭的普遍性只是作為它的外在形式的特殊性中虛假地表現出來。也就是說,個人與市民社會處于一種絕對無差別性的統一,這種在以愛為基礎的家庭倫理共同體存在的同時,使得家庭分裂的力量更多地以外在的強制的形式而存在。與此同時,以個人利益追求為核心的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逐漸形成,漸次瓦解了家庭倫理共同體存在的基礎。作為需求體系的市民社會是人與人之間追逐個人私利的戰場,它所展現的是一種形式的理性,而且是一種過渡性的特殊性,并不是黑格爾想要的那種處于普遍性意義所規制的具有真理性的倫理共同體,所以黑格爾通過具有普遍性指導下的警察和同業公會兩個倫理性共同體來解決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的缺陷,使得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走向更高階段的國家倫理共同體。
    對于黑格爾而言,國家倫理共同體與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之間的關系乃是其理性思想的軸心。而作為地上神物的國家倫理共同體遵循著絕對精神的根本理念,把家庭倫理共同體與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統攝在代表絕對精神領域的國家倫理共同體之中,國家倫理共同體通過理性的法來規范和揚棄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的那種抽象性與形式性的理性,從而完成了絕對理性之光的普照。
    作為對現代性問題進行深度思考與批判的黑格爾,開啟了理性范式解剖現代社會問題的歷史先河,他把理性進行二元式的分裂與統一,從個體理性走向共同體理性,從形式理性回歸到絕對理性,從特殊理性升華為普遍理性,從經濟理性走到政治理性,這樣,黑格爾完成了對啟蒙精神的超越性的理性批判,把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倫理性關系這種分離關系進行了高度的統一,成為以理性為基本尺度對現代性進行深度批判的第一人。
    馬克思對現代性問題的批判得益于黑格爾的理性批判而又超越了黑格爾的這一批判。早期的馬克思在黑格爾理性之光的籠罩下,也曾從抽象的理性主義對現實問題進行大批判,但一直困擾馬克思的“物質的問題”與理性原則發生了激烈地沖突,使得馬克思不得不退回到書房研究被黑格爾揚棄的市民社會。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馬克思得出的結論乃是作為絕對理性執行者的國家倫理共同體并沒有完成其絕對精神的神圣使命,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決定了國家倫理共同體的基本建制和精神準則,而不是黑格爾所聲稱的國家的理念及其作為理性規則的法消解了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的特殊性原則。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深邃地指出了現代性問題的解決及其人的解放只是黑格爾的一廂情愿,人的解放只是黑格爾視角上的一種政治解放,這種解放只是初步地完成了黑格爾所期待的國家倫理共同體與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的分離,而統一之大業仍然遙遙無期。因為作為政治解放的政治國家的政治原則更加促成了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之中的利己主義與個人主義原則的確立,這種被黑格爾所積極揚棄的特殊理性并沒有得以消解,反而是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加強了“下流的粗俗”的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的完成。
    基于對黑格爾理性主義范式的批判,馬克思認識到理性作為批判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規范已經坍塌,必須重建現代性的批判理論,否則寸步難行。在對抽象理性批判進行批判的同時,馬克思轉向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此轉向之前,馬克思顛倒了為黑格爾所固化的國家倫理共同體決定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的關系,指出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決定國家倫理共同體,理性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現都不可能顛倒此種基本關系,也就是說,從根本上來說,理性受限于生成理性之物,理性的限度及其功用都只是現代性問題領域生發的問題,而不是相反。在確立了這一基本原則之后,馬克思確立了資本的范疇及其批判現代性問題的基本范式。
    資本作為一種“普照的光”,使得現代性問題作為總體性的問題被規制到馬克思的社會批判之視閾,由此開啟了馬克思的資本批判基本范式。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物,它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基本關系,其背后掩蓋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奧秘,而這一奧秘必須通過對資本的整體性批判來完成。作為總體性邏輯的資本規制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林林總總的體系,它通過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與資本拜物教完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及其意識形態的基本建制,它通過資本生產體系的精致化的構建完成了經濟理性的現實性的不斷重構,它通過國家及其法律體系的拱衛完成了原始積累及其社會制度的成功布局,它通過死勞動抓住活勞動從而把人分化為具有特定職位及其固定身份的人,工人及其階級、資本家及其階級的二元對峙與其之間的根本利益的總體性沖突,必然會打破資本“抽象”共同體的內在限度及其一統天下的事業。從這一角度來看,馬克思運用資本的范式使得現代性問題及其批判成為了一種觀視資本主義社會的有力武器,它作為方法論解構了黑格爾對于早期馬克思理性思想產生“暈輪”效應的迷霧,它作為存在論,使得馬克思的實踐唯物主義在工人階級的歷史性革命運動中得以不斷地完成。
    馬克思在對現代性批判理論重建的同時,也進行著對其社會共同體的重構工作。馬克思從國家政治共同體向社會共同體根本性轉向,形成了馬克思的政治哲學領域中的標志性位移與根本性轉折。馬克思通過對“貨幣-資本”抽象共同體批判的實踐唯物主義前提性奠基,從而促使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根本性布局及其歷史任務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基本建制才最終得以落實。也就是說,馬克思之前的基于政治理性對于社會的基本看法被規制到了他的社會共同體理念之中,馬克思從社會共同體視角進一步深化了對與社會歷史性場域相關切的諸如社會正義、個人自由及其社會公平等問題的整體性認識,馬克思的“兩個不過是”論斷集中表達了馬克思前后思想遞進的邏輯,馬克思認為德國的自我意識哲學不過是法國政治平等的哲學表達,而政治的平等自由不過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政治表達。由此看來,由德國出發的而且處于巔峰狀態的自我意識哲學這種意識形態所幻想的及其所辯護的不過是未來式的德國的政治平等,不過是基于資本整體性發展所要求的一種政治平等與經濟自由的現實性訴求,德國如此、法國亦如此、英國更如此,世界資本主義的整體性訴求通過不同時期的資本的整體性訴求在不同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進行綻放。馬克思認為市民社會共同體是現代性得以生發的歷史性場域,它規制了現代政治的基本主題和核心理念,所以對現代性的批判及其對現代性問題的解決必須深入到其根底處,而不是像黑格爾那樣頭腳倒置。
    馬克思對社會共同體重構的基本理念可以從以下幾點來進行闡釋:其一,國家政治共同體不具有超越社會共同體的基礎。馬克思對社會共同體理論的開掘使得他認識到國家的歷史性限度的存在,而這一歷史性恰恰是市民社會共同體發展演化的必然性邏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與黑格爾分道揚鑣,馬克思否棄了黑格爾的國家倫理共同體的優先性原則,從而還原了國家倫理共同體生發的原初性地平,即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確立了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的優先性原則,更進一步地走向了歷史的現實性與國家的歷史性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場域,同時馬克思堅決反對黑格爾把警察作為市民社會倫理共同體與國家倫理共同體的鏈接物,警察與國家一樣都不具有普遍性的倫理屬性,從而把警察歸結于國家的一個特定職能的部門。
    其二,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共同體具有“虛幻”的面相和桎梏個人自由發展與自主性的否定性功能。“國家內部的一切斗爭,無論是民主政體、貴族政體,還是君主政體之間的相互斗爭,爭取選舉的斗爭等等,都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普遍的東西一般說來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種不同階級間真正的斗爭。”1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共同體內部的各種形式的斗爭最終都歸結于爭取屬于本階級利益而引發的斗爭,只不過以各種形式進行斗爭,這種形式掩蓋了國家的虛幻性的一面,由于國家表面上聲稱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并且經由精致的意識形態理論家的宣傳與教育,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屬性的這種普遍性掩蓋了基于私人利益和資本不斷增殖本質性要求的這一特殊性,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原身運用“虛幻”價值視角進行了徹底地洞穿,使得馬克思的政治批判與經濟批判合二為一。同時馬克思還指出:“在過去種種冒充的共同體中,如在國家等等中,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范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他們之所以有個人的自由,只是因為他們是這一階級的個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于各個人而獨立的;由于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于被統治階級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2個人自由對于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特別重要,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國家“虛幻”共同體的指認,在個人自由度的獲得及其個人基于自由的前提下所得的發展度這兩個節點上受到了“虛幻”共同體的致命性限制,而這都成為馬克思運用“虛幻”價值視角進行重構其社會共同體思想的兩個最為關鍵的支柱點。無論基于何種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家,如果不帶有處于根基性之上批判所得出的結論,馬克思都會把他們指認為一種意識形態視角上的理論辯護家,從而他們就被歸結為一種鉗制現實性的個人自由與發展的階級里面去,這一形態的理論家隨著自身所歸屬的實體的瓦解而被歷史揚棄。
    其三,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最終會把國家政治共同體的公共權力收回于社會共同體之手。“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喪失政治性質。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利,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3對于馬克思而言,國家政治共同體及其附屬于政治國家的階級共同體都是一個自然的產生過程,它們所具有的國家權力這一公共政治權力及其階級權力這一特殊性政治權力都會被未來的社會共同體逐步收回,還歸于社會共同體。當然這一過程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國家的政治屬性會慢慢消失,而其所具有的服務于民眾的公共的社會屬性會逐漸凸現出來,而階級屬性的政治權力也會逐漸消失,替代性的維持社會發展的公共屬性的權力伴隨著國家公共社會屬性的非政治權力將會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權力。
    其四,馬克思視角上的理想的社會共同體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4對于“自由人的聯合體”有多種版本的理解,但是不可忽視的最關鍵的一點乃是“每個人”與“一切人”的關系問題,二者的連接點馬克思歸結為“自由發展”。由此看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共同體的精髓與核心要義乃是個人與一切人所形成的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問題,這是理解馬克思未來社會共同體的根本性入口。目前為止的研究中對此問題的探索還非常稀薄,在這一個問題上必須關注的一個歷史性前提乃是走向這一入口的舊的共同體為個人及其共同體所能提供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問題,這是一個前后相繼并由此而界化過去與未來的歷史性節點,馬克思對理想社會共同體的構建體現出了現實性與超越性、批判性與建構性、階段性與總體性的特點。
三、社會批判視閾下馬克思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價值旨趣
    馬克思的社會共同體思想貫穿于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始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積極地執行了馬克思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闡釋及其擴容功能。由此可以說,馬克思的社會批判與馬克思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建構是一種同構性的關系,這種關系對于作為一種方法論而言的社會批判,馬克思的社會共同體理論是基于社會批判而得以建立的,而這種關系如果作為本體論視角上而言的社會共同體,其實質就是一種社會自身的批判或者社會共同體自身的一種內在性的批判與建構。
    若從社會批判視閾來談及馬克思的社會共同體理論的價值旨趣,可從以下兩點來把握:
    其一,馬克思通過社會批判所闡釋的社會共同體理論來徹底清算抽象的理性主義。從自我意識哲學的視角來說,理性主義構成了現代性及其現代社會發展的核心支柱,毫不夸張地說,一部現代性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理性主義的發展史。肇始于文藝復興運動的理性主義,揭開了主體理性運動的大幕。一般而言,理性主義是一個前后相繼的歷史過程,霍布斯、洛克作為理性主義的代表確立了市民理性的合法性,而盧梭、康德通過理性主義的反思確證了道德理性的權威,黑格爾通過對市民理性與道德理性的“完美融合”建立了主、客體相結合的抽象的理性主義王國。
    早期的馬克思在否棄了康德與費希特的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理性主義之后,轉向黑格爾的理性主義世界,當運用這一理論來觀視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之后,馬克思陷入了“應有”與“現有”相互矛盾的苦惱,特別是在理性原則與私人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馬克思就失去了經由理性主義來考量現實社會的那種愉悅感,來自彼岸之物的政治共同體(國家與法律)就變得朦朦朧朧,遙不可及。在黑格爾那里,國家理性主義是一個理論的黑洞,任何現實之光都被吸納進去。馬克思在充分肯定了黑格爾對于國家政治共同體(政治理性)與市民社會共同體(經濟理性)經典性的原初性地二分的功績之后,對黑格爾作這一理性主義大師進行了徹底地批判。“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理性是萬物的無限的內容,是萬物的精華和真相。”1這就是黑格爾對于理性主義的總剛性的宣言,在貫徹到其政治共同體理念之中所顯示的就是一種很精致的政治理性主義,它包括國家理性主義與法律規范理性主義。“國家制度不僅自在地,不僅就其本質來說,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現實性來說,也在不斷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現實的基礎、現實的人、現實的人民,并被設定為人民自己的作品。”2馬克思在這里通過對代表國家理性主義的國家制度進行了徹底地還原,直至追問國家制度的設計者,即現實的人與現實的人民,在馬克思看來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家所制定的國家制度及其法律制度,不是抽象理性發展與自我循環的結果,而是社會共同體里面各種利益相互交織與斗爭的結果,是市民社會共同體決定了國家政治共同體,而不是相反。當然,在馬克思那里真正的具有理性的國家乃是人民的利益或者說人民的利益就是國家,違背這一原則的國家馬克思把它們指稱為“虛幻”的共同體,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把特殊的事務冒充為公共的事務,把特殊的意志幻化為人們的公共意志。馬克思通過對黑格爾虛假的理性政治共同體的批判與資本主義國家“虛幻”共同體的社會批判,揭示了黑格爾的抽象理性主義對于社會共同體及其特殊利益的“零容忍性”唯心主義缺陷,從為黑格爾所蔑視的物質利益中,即從“世俗的粗陋”的市民社會共同體到馬克思未來社會共同體的本質性嬗變中,清理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抽象理性主義,這種清理既包含著自我的抽象理性主義的清理,也包含著對黑格爾抽象理性主義的清理。
    值得一提的是,通過社會批判及其建構社會共同體理論來批判抽象理性主義這一邏輯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繼承,無論是滕尼斯的社會與共同體的二分式定位分析,還是齊美爾的貨幣共同體所揭示的由實體拜物教到理性主義拜物教,無論是哈貝馬斯的基于社會交往理性而構建社會生活世界共同體,還是鮑曼的烏托邦的共同體王國,都可以看見馬克思的身影,正如這些理論家當時所聲稱的那樣。
    其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及其社會共同體理論所彰顯的價值旨趣是現實的個體自由度與發展度的獲得與共同體的條件性關系。在馬克思的社會批判里面以及在其對于共同體劃分的臨界點上,能夠十分清晰地辨識出馬克思對現實的個人的自由度與發展度的真切關注。博士論文時期是原子打破定在的偏斜所追求的對必然性背離而向往的自由,《萊茵報》時期對于新聞自由的神往及其對書報檢查令反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時期對于現實個人身份的二重化:即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公民與作為市民社會的市民的雙重身份的相互背離及其人的自我發展的扭曲的深度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現實的個人受制于貨幣、資本而形成的異化勞動問題的鞭撻,并由此提出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的類本質問題的深入思考,《德意志意識形態》時期馬克思對于“虛幻”的共同體的尖銳性批判及其對于真正共同體的現實個人的自由期盼,在《共產黨宣言》里同恩格斯一道提出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種終極意義上的憧憬,在《資本論》及其手稿時期對于“貨幣-資本”抽象共同體的鞭辟入里的批判及其晚年時期對于“自然共同體”里的勞動者與所有者身份統一的深情回歸,馬克思一路走來,其所展現的社會共同體里貫穿的一條紅線就是什么樣的共同體能夠為現實的個人提供一個自由度與發展度最為寬敞的空間條件。
    “個人力量(關系)由于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里拋棄關于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是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1馬克思在這里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考察破解了黑格爾帶有隱喻般的“主奴”關系悖論,解構了抽象理性主義的神圣權威,把共同體作為考量現實的個人自由度與發展度的基本坐標體系。可以說,馬克思在社會批判與社會共同體建構的活動里找到了人并成全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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