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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自覺、規則與文化:構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2019-06-15 21:22:38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王文彬 【 】 瀏覽:161次 評論:0

    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不僅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在要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時代背景下,我們既需理清鄉村“三治”工作的實踐情況,也亟待思考推進“三治融合”的發展目標和核心路徑。實現鄉村善治,促進鄉村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是構建新型鄉村治理體系的重要目標。而明確“三治”工作的實質內容,也能夠更加高效地推進“三治融合”,進而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此,本文嘗試透過“三治”工作和“善治”的表面現象,找尋隱藏其后的元問題,而后剖析當前阻礙“三治融合”的現實梗阻,最后嘗試提出具有實操性的政策建議。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在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并扎實推進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已經成為政府部門和學術界的廣泛共識。全國各地也都開展了內容豐富的治理創新探索。其中,浙江桐鄉的“三治融合”嘗試取得了顯著成效,為當地經濟社會平穩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開展“三治融合”工作既能化解鄉村地區的衰落風險,也能為鄉村振興創造條件,最終實現鄉村善治。同時,梳理學界既有研究也有助于更加清楚地認識“三治”工作的實質與價值。
    (一)從“三治融合”到鄉村善治
    2013年,浙江省桐鄉市率先推出“法治為要、德治為基、自治為本”的“三治”建設,通過構建法治、德治和自治三類建設體系,共同促成社會治理新格局,促進了當地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主要做法有:在鄉村等基層區域不遺余力地推進法治建設,培養農民守法用法的理念,鼓勵在法律軌道內解決各種鄉村糾紛;充分彰顯新鄉賢的價值,著重發揮傳統道德等鄉土文化的感召作用,借此約束農民的行為;繼續豐富完善鄉村自治工作,尤其注重提升農民的主人翁意識,使其主動參與鄉村建設發展。這一探索模式也被稱之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學者姜曉萍指出,“三治融合”既不是三條路徑的平行,也不是簡單的三種治理之道的合并,既要考量“合”的內在邏輯性,更要考量“融”的有效性,追求三治之間的良性互動;學者郁建興認為,“三治融合”要求自治載體中體現法治德治,法治載體中體現自治德治,德治載體中體現自治法治,即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實施載體。由上可知,“三治融合”建立在“三治結合”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各項治理工作的深度融合。整體看來,“三治融合”不僅能夠盤活傳統的治理資源和權威,激發鄉村治理的活力,也能為基層社會注入現代化的治理資源,進而通過治理資源的流動與合作,加快改變部分鄉村的衰敗風貌,最終為鄉村振興創造良好條件。
    就鄉村發展進程來看,“三治融合”的核心目標在于促進鄉村的快速振興,最終實現鄉村善治。而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包括治理主體間的合作和治理事務的穩定有序。所謂鄉村善治,則是在服務農民的目標指導下,多元治理主體實現治理任務的協同合作,最終匯合在鄉村振興的進程中。從這個角度看,必須將“三治融合”升格為鄉村善治,并在此目標指導下調整優化“三治”工作。事實上,自治、法治和德治代表了治理鄉村的三種不同思路,都是為了更好地推進鄉村建設發展,每種思路都具有顯著優勢,但各自的短板也不容忽視。在此狀況下,鄉村治理決不能單純依靠一種治理思路,只有實現“三治”工作的高效融合,使其互為補充、相互支撐,才能真正有效地完成治理任務。因此,在建構滿足時代發展需求的鄉村振興體系時,要善于把“三治融合”和鄉村善治有效結合起來。
    (二)既有研究的脈絡梳理
    鄉村治理一直是政治學、社會學和管理學等學科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既有的研究成果也比較豐碩。特別是學者們對鄉村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分類研究十分豐富,為各級政府精準施策提供了大量指導意見。既有的鄉村自治研究可以概括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宏觀層面,學者們主要思考了推進鄉村自治對我國發展民主政治的重要作用。如徐勇認為村民自治制度可以將分散的農民吸納到國家體制中來,以此建立對國家的認同,達到國家治理與村民自我管理的協調,從而推進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吳理財也指出村民自治是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重建的一種方式,通過它國家實現了對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和整合;于建嶸指出村民自治等實踐將為中國鄉村政治現代化和社會民主化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并積累寶貴的技術經驗。中觀層面,學者們主要對鄉村自治的功能和類型界定問題進行了廣泛探索。如汪向東指出村民自治是現代農村基層社會穩定的基石,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保障;賀雪峰等人基于實地考察區分出了四種可能的鄉村治理類型:原生秩序型、次生秩序型、鄉村合謀型和無序型;盧福營則以各村民群體參與村莊治理活動的狀況為標準,認為村民自治大致可以分為“干部支配型”“能人主導型”“群眾自治型”三種模式。微觀層面,學者們重點分析了村民自治的困境與破解思路等問題。如唐正繁認為由于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各自及相互間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我國鄉村治理極易陷入“強制行政化”悖論和“鄉村自治”悖論的困境;彭向剛也認為村委會服務功能弱化、“附屬行政化”和村民自治缺少經驗等都是阻礙鄉村自治的現實難題;房正宏指出完善村民自治工作時,需要盡快破除相關法律體系不完善、“鄉”“村”邊界不明和職責不清、農村黑惡勢力及宗族勢力入侵等問題。
    相比而言,學者們對鄉村法治和德治的思考則相對較少。在鄉村法治方面,學者們主要思考了法治對鄉村治理的重要意義、面臨的實際難題以及法治能否在鄉村地區有效落地等問題。如江國華等人認為“法治鄉村”構成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目標,為此需要確立法治在整個新農村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并在治理模式上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變革;杜承銘提出基層鄉鎮政權體制的法治化、村民自治的真正實現和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的良性互動,都有助于將法治植根于鄉土社會,建構起鄉土法治社會;胡勝指出農民法律意識與法律思維的培養是農村法治建設的重點與難點,鄉村振興也離不開法治護航。在鄉村德治方面,學者們主要思考了新鄉賢對鄉村治理的促進作用。隨著改革開放和新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一個兼具鄉村與城市、傳統和現代基因的新鄉賢群體開始產生,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逐漸成為跨越鄉村治理困境的一個重要選項。新鄉賢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鄉鄰,以道義整合利益,發展出在新時代下適應鄉村發展的共享價值規范體系。此外,還有部分學者嘗試探索“三治融合”問題。如謝乾豐認為建立健全“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是目標,法治是保證,德治是支撐,這三者之間是“一體兩翼”的辯證關系。總之,只有確保有效的自治、準確的法治和高效的德治,才能為鄉村振興創造良好條件,最終真正實現鄉村善治。
    二、“三治融合”的元問題剖析理路
    只有深度挖掘“三治”內容,才能有效地開展各項治理工作,進而促進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高效融合。即需要透過“三治”的表面需求,精準發現“三治融合”的元問題。鄉村自治的關鍵在于爭取農民的主動參與,不斷增強主體自覺行動程度;推進鄉村法治則亟待為鄉村建立一套以現代法律規則為主的行動約束體系;開展德治的本源在于重新發揮鄉土文化的感召作用,而鄉村善治則需通過內容豐富的合作治理來型塑。(具體示意圖見下圖1)

    (一)鄉村自治內核:主體自覺行動
    完善鄉村自治是構建“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核心內容,為此必須高度重視如何為自治工作的開展創造良好條件。著眼鄉村自治的基本前提和實際需求,可發現主體自覺行動正是鄉村自治的元問題。所謂主體自覺,不僅包括農民和村級組織對鄉村自治工作發自內心的認同,也包括其愿意積極主動地參與鄉村自治實踐。一方面,維持較高程度的治理主體認同既是實現主體自覺的首要工作,也是開展鄉村自治的必要前提。許多鄉村自治和建設工作,除了需要得到農民等內生性主體的支持和理解外,還迫切需要其他主體的積極響應及資源供應,為此必須最大程度地贏取多元治理主體的廣泛認同。另一方面,在治理主體認同和愿意參與的情況下,才能促進主體的自覺行動,推動各項治理工作的切實落地。“自治”的重要內容在于自主管理和自主治理,充分體現治理主體的自覺性。各級政府和村級組織既要讓農民認識到推進鄉村自治的重要性和實際內容,也要為其參與鄉村自治創造平臺與機遇。在此過程中,一定要防止政府行為的缺位與越位,特別是在村民選舉中要謹防出現“越俎代庖”的現象,因為這種不良行為將會嚴重損害農民參與鄉村自治的信心和熱情。此外,通過贏取鄉村治理主體的認同和自覺行動,也能夠有效化解眾多自治難題,進而提升鄉村自治的實際功效。
    (二)鄉村法治要義:現代規則約束
    從鄉村法治需求來看,需要盡快在鄉村地區下沉一套現代法律規則,對各種行動主體形成全新的約束,這也正是開展鄉村法治的重要內容。就法治本身而言,法治乃規則之治,規則思維是法治思維的核心要義。而鄉村法治進程也必然要求打破傳統的人治狀態,因為人治與法治的最大區別正在于行為約束規則的不同。人治要求在“人情規則”的指導下行動,但這種人情規則的約束作用相對較小,同時也并不一定合乎現代法律規范,有較大的局限性,難以獲得農民和村級組織的理解和支持。當前,一些地方的宗親家族勢力仍然是鄉村的重要群體,對當地建設發展影響巨大。同時,“無訟”也是傳統社會的典型特征,時至今日仍有部分農民認為產生訴訟是恥辱的,這種觀念直接阻礙了法治工作的推進。雖然恰當發揮宗族作用和引導鄉村糾紛“無訟”解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鄉土社會穩定,但這也極易引發各種人治惡果。況且傳統文化和習俗慣例等屬于非正式規則,對鄉村行動者的約束作用比較微弱,而現代法律規則有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做后盾,既能夠對行動者的不當行為形成直接約束與有效懲處,也能夠更加有效地解紛排難。此外,為了更好地幫助農民適應市場經濟環境,也亟待培育農民的法治意識,鼓勵他們采取法律手段解決各種問題,從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三)鄉村德治本源:鄉村文化感召
    文化始終是非常重要的治理資源,且以道德形式體現的文化內容,能夠直接促動德治實踐的開展,因為德治工作的本源正是鄉村文化的有效感召。而且德治也能夠為自治和法治提供有效輔助。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和法律二者不應是博弈的關系,而應是相互蘊涵、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和共同發展的關系。具體說來,我國鄉村也具有開展德治的優勢條件。我國悠久的歷史傳統孕育了極其豐富的鄉土文化,并幫助鄉村地區構建了一套較為成熟的道德體系,能夠對鄉村主體行為形成有效規制。遺憾的是,在市場經濟和現代文化的強烈沖擊下,鄉村地區的傳統文化遭遇了強烈沖擊,文化感召作用日漸式微。在此情形下,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再次提出鄉村德治,就是要求重新認識鄉土文化價值,發揮其對鄉村建設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時,德治工作本身也具有較好的實施優勢。相較于自治和法治而言,德治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柔性治理,能夠為鄉村建設發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自治工作和法律規則會對行動者形成直接約束,而鄉村文化的熏陶對其則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能夠幫助他們逐步建構起對鄉村治理工作的共識。總之,開展德治工作可以幫助鄉村重新形成一套符合發展訴求的道德約束體系,借助文化感召對行動者進行自我約束,進而為自治和法治工作的開展創造便利條件。

    (四)鄉村善治焦點:合作治理型塑
    推進“三治融合”正是為了實現鄉村善治,而這種綜合性治理必然要求積極型塑鄉村合作治理體系。首先,從宏觀上看,自治、法治和德治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他們共同服務于鄉村建設發展,三者的行動方向和戰略價值比較一致。為此,鄉村善治必然包括“三治”之間的協同行動與合作治理,而且三種治理思路之間也存在明顯的耦合。如村規民約既能通過法律認定,納入法治工作范圍,且其本身也是一種道德約束體系,也可以作為鄉村德治的重要參照。其次,多元主體的合作治理不僅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求,也是開展鄉村善治的重要路徑。鄉村治理不再是政府“單中心”治理模式,而應該是包括政府組織和鄉村社會以及其他主體在內的,圍繞公共權力和資源配置進行的合作治理。特別是在舉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背景下,除了農民和村級組織之外,各級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市場主體都理應成為改善鄉村治理的重要主體。以治理人才為例,優化鄉村治理工作需要堅實的人才支撐,但農村內生性人才較少,由此外部人才的援助就顯得分外重要。但單純依賴“輸血”式援助很難幫助鄉村實現持續性地建設發展,為此也應通過多方主體協作,共同為鄉村培育和輸送充足的治理人才。最后,在鄉村善治過程中,也要以合作思維推進各項治理工作,在有限的治理資源約束下,最大可能地改善鄉村社會的發展面貌。
    三、“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梗阻及成因
    著眼“三治融合”的元問題,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審視鄉村治理的實際梗阻與病因。當前,鄉村自治主體明顯處于弱勢地位,進而引發了主體自覺的缺位與迷失難題。鄉村地區的傳統行動規則日漸破碎與解體,而現代法律規則的填充步伐卻較為緩慢,都不利于快速推進鄉村法治工作。同時,伴隨鄉村衰敗和現代文化的強烈沖擊,鄉土文化陷入了衰落與斷層困局,難以充分發揮文化價值,也阻礙了德治教育工作的開展。此外,在協同合作理念不清晰等因素干擾下,鄉村的合作治理比較遲緩且缺乏持續動力。(具體示意圖見下圖2)

    (一)主體自覺缺位與迷失
    實地調研發現,許多鄉村自治主體愈發弱勢,引發了主體自覺的明顯缺位和迷失,從根本上動搖了鄉村自治的工作基礎。目前,伴隨打工經濟的日益高漲,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和精英人才過度外流,不僅減少了鄉村建設發展的可用勞動力,還弱化了鄉村治理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供給。在這種情形下,主體自覺的缺位和迷失現象也愈發嚴重,進而加劇了自治工作的整體疲軟。一方面,主體自覺缺位問題主要體現為自治主體對各項鄉村工作的關注度低和參與不足。為了更好地滿足家庭建設需求和個人發展,離村進城、尋找發展機會已經成為青壯年農民的重要選擇。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占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這也意味著潛在的鄉村自治主體出現了大面積外流,必然會不斷削減其對鄉村工作的關注和認同。再加上外出農民對鄉村治理工作的參與不足現象也愈發凸顯。以村兩委換屆選舉為例,由于返鄉參選的經濟成本較高,許多外出農民往往直接放棄了自身的選舉權利,這也直接削弱了鄉村選舉工作的實質價值。另一方面,主體自覺迷失還主要表現為自治主體的建設內容不夠清晰,行動方向不夠明確。在農村精英短缺和村級組織治理能力不強的背景下,一些鄉村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較為混亂,導致了自治主體行動的明顯迷失。

    (二)行動規則解體與破碎
    鄉村的傳統行動規則不斷解體,而現代法律法規又難以快速填充,都很難為鄉村構建出一套有效的行動規則,必然會導致鄉村法治的遲滯。首先,傳統行動規則逐漸解體,難以有效約束鄉土行為,甚至影響到鄉村社會的穩定。在鄉土社會,以村規民約為代表的民間法等行動準則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相當長的時間都起到了維護農村規則之治的作用。但當前,在農民外出和現代文化影響下,村規民約等傳統規則的實際約束力不斷下降,一些鄉村甚至從實質上廢棄了村規民約。在此背景下,鄉土社會的傳統行動規則日漸解體,很難為鄉土行動劃定正確軌道,也無法對其進行合理約束,最終容易引發諸多行動失序難題。其次,在傳統行動規則解體和現代法律規則填充緩慢的情形下,鄉村地區的行動規則明顯呈現出破碎局面。事實上,為了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城鄉一體化進程,鄉村地區亟待引入現代法律規則,通過與傳統行動規則的有效結合,重構一套符合鄉土需求的行動規則。但由于我國鄉村社會缺乏充足的法治基因,再加上農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糾紛的成本較高,村民之間訴諸法律不僅需要承受相當大的社會成本,也需承受物質付出等其他成本。這些都使得現代法律規則的下沉較為緩慢,不利于精準推進鄉村法治。
    (三)鄉土文化衰落與斷層
    當前,鄉土文化的衰落與斷層難題愈發凸顯,也使得鄉村德治工作的開展面臨較多挑戰。其一,鄉土文化缺乏理想的傳承發展環境。一般說來,穩定的家庭結構能夠為鄉土文化傳承提供良好環境,借助父母等長輩的言傳身教,農村孩童可以從小接受家風家規等鄉土文化教育。但當前,我國鄉村地區的青壯年農民大量外出致使家庭結構日漸破碎,這必然意味著農村孩童在家庭層面的教育缺失。同時,部分地區的鄉村教育事業陷入了衰敗局面,也無法為鄉土文化傳承發展營造適宜的社會氛圍。其二,鄉土文化缺乏高質量的傳承對象。只有確保高質量的文化傳承對象,才能實現鄉土文化的正常傳承發展。其三,鄉土文化還面臨著現代文化的直接沖擊,特別是部分灰色文化會嚴重破壞鄉村文化環境。外出農民在城市中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相對較差,很容易遭受灰色文化影響,也會攜帶部分不良文化返鄉,必然會對鄉土文化產生劇烈干擾。當前,現代優秀文化在鄉村的傳播速度較慢,再加上鄉土文化衰落,這兩方面因素共同導致農村逐漸成為鄉土文化傳承不足而現代文化又接受有限的文化發展不足區域。在此狀況下,開展鄉村德治工作也缺乏適宜的文化環境。
    (四)合作治理遲緩與乏力
    鄉村地區的主體協同合作理念不清,導致了合作治理的遲緩和乏力,不利于快速推進鄉村善治。相對城市而言,我國鄉村地區的整體風貌有所衰敗,為此亟待加速推進鄉村振興工作。在此過程中,既要精準界定多元行動主體范圍,也應推進農民、政府等多元主體的合作治理以及多項事務的協同開展。就合作治理遲滯來看,主要表現為多元主體的行動遲緩。在鄉村發展和治理進程中,政府發揮著重要的主導作用,而農民作為鄉村主人理應成為核心主體。但當前,囿于認識偏差和能力限制,農民主體的行動嚴重不足。以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為例,只有通過農民和村級組織的積極行動,才能真正落實各項振興工作。但許多農民不僅缺乏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正確認識,也欠缺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和熱情。更有甚者,一些鄉村地區的農民和村級組織錯誤地認為鄉村振興就是政府的工作,存在嚴重的“等靠要”思想,這些都會直接阻礙農民主體和政府的合作治理。同時,目前社會組織和市場力量對鄉村治理的投入仍然較少,實際援助行動也相對短缺,而合作治理乏力則主要表現為鄉村地區合作治理的制度和組織結構不完整。只有建立推進鄉村合作治理的頂層制度和組織機構,才能精準規劃合作治理工作。但當前各級政府針對鄉村合作治理的制度設計較少,也難以有效集聚多元主體力量共同參與鄉村治理工作。

    四、構建“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的進路
    只有瞄準“三治融合”的元問題,精準破解現實梗阻、對癥下藥,才能有效構建“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一方面,高效激發鄉村治理主體自覺,進一步強化鄉村自治效能。同時也需有效整合傳統行動規則和現代法律規則,進而加速推進鄉村法治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充分發揮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重新構建新型鄉村文化體系,以便更具針對性地開展鄉村德治工作。此外,加速推動多元主體之間的密切合作,也有助于更加有效地推進鄉村善治。
    (一)激發鄉村治理主體自覺
    激發鄉村治理主體自覺,應成為推進鄉村自治的首要工作。既要讓鄉村治理主體充分認識和理解自治工作,也需激勵更多主體自覺行動。首先,在各級政府的宣傳引導下,盡快形成鄉村治理的主體認同自覺。當前,農民等治理主體不僅缺乏對自治工作的正確認識,而且所享有的自治權利也并不完整,這使得這一群體參與鄉村自治的熱情和積極性并不高。為此,政府和村級組織應該持續宣傳村民自治的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幫助農民準確認識自治的價值和及時行使自治權的必要性,同時也應增強對村民自治的關注和監督,確保農民等自治主體能夠卓有實效地參與自治工作,堅決避免鄉村自治出現形式化病癥。其次,借助情感激勵手段,也能夠鼓勵鄉村治理主體積極參與自治工作。不僅要注重農村人才培養,也要注意維護農民與鄉村的情感聯系。事實上,雖然鄉村在短時間內很難為農民提供優于城市的經濟發展機會,但卻具有和農民情感聯系較為緊密的天然優勢,而這正是激發農民主體自覺的重要前提。相對于離土又離鄉的發展模式,鼓勵農民更加注重家庭建設和維系鄉土情感,可以吸引農民返鄉發展、參與自治工作,進而促成自治主體的行動自覺。
    (二)培育鄉土社會行動規則
    推進鄉村法治工作的重點在于為鄉土社會重新培育一套行動規則,尤其要加快推動現代法律規則在鄉村地區的深度下沉。在培育過程中,不僅要注重現代法律規則的傳播,也要有意識地吸納部分傳統行動規則。一方面,積極幫助農民等鄉村治理主體認識現代社會的法律行動規則,并降低其運用法律手段的成本。各級政府及司法部門理應繼續在鄉村地區開展普法宣傳工作,不僅要加強鄉村自治、農業發展以及土地利用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也要開展市場經濟運作等法律法規的大面積傳播,幫助農民掌握一條有效的維權救濟途徑。在具體的普法宣傳中,既要鼓勵鄉村治理者積極學習法治精神和法律規則,推動法律法規在鄉村的有效傳播,也要充分發揮大學生的作用,通過“三下鄉”等社會實踐活動不斷加大送法下鄉的力度,讓法律法規真正有效地沉入鄉村地區。與此同時,建議設置更多的鄉村巡回法庭,加深農民對法律規則的信仰和認同。另一方面,在構建鄉土社會行動規則時,也要積極甄選、重新發揮傳統行動規則的作用。在當下的鄉村治理中,村規民約仍具有推進村民自治、整合農民利益、促進文明鄉風建設等重要功能。如部分村規民約對鄉土行為仍然有著較強的約束作用,對于效果良好的約束規則可以考慮將其升級為現代法律規則,或者繼續發揮其重要的引導作用。此外,借助傳統行動規則也有助于減輕法律規則的下沉難度。
    (三)重建新型鄉村文化體系
    開展鄉村德治就是要借助文化和道德力量推進鄉村治理,為此必須重視鄉村文化體系構建工作。當前,我國鄉村地區的文化體系和道德體系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壞,很難發揮出強有力的感召作用,為此重建新型鄉村文化體系已經成為推進德治的基礎工作。第一,應當重視優秀鄉土文化的傳承發展,嘗試將其融入鄉村治理工作中。各級政府和村級組織不僅要為鄉土文化傳承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和法律保障,還需為鄉土文化選擇適宜的繼承對象。同時,推動其與現代文化的有效融合,不斷豐富新型鄉村文化體系的內容,繼而更好地支持鄉村德治。第二,積極構建新型鄉村道德體系,對鄉土社會的各種行為形成強有力的約束。鄉間輿論等道德力量能夠形成一種影響范圍較廣的規范體系,特別是其具有潛移默化的心理影響作用,能夠有效引導主體行動,進而有效推進鄉村德治。第三,積極構建新鄉賢文化,并將其作為開展鄉村德治的重要內容。新鄉賢一般具有較為豐厚的經濟實力,也往往具有比較開闊的發展視野,是返鄉參與鄉村治理的重要力量。這一群體具有現代化的知識和能力,除了具備古代鄉賢所具有的社會教化和鄉村矛盾解決職能之外,還具有掌握和運用現代法律、經濟和科技知識等能力,能更進一步連接城市與鄉村,促進鄉村更快速地發展。為此,在鄉村地區提倡新鄉賢文化,能夠有效激勵這一群體參與鄉村治理與發展。
    (四)促進高效鄉村合作治理
    “三治融合”的根本目標在于推進鄉村善治,而這一過程必然要求促進高效的鄉村合作治理。為此,既要明晰合作治理理念,也要清楚劃定合作治理內容。為了實現鄉村善治和合作治理,首當其沖的任務就是快速統一鄉村治理主體對鄉村發展的思想和認識,積極鼓勵各種治理行為朝著善治方向努力。當前,為了推進鄉村建設發展和破解鄉村振興難題,應該增強自治組織的主體責任意識、提升“第一書記”的治理水平和積極培育新鄉賢,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會參與和群眾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各級政府應積極發揮主導作用,既要為鄉村注入豐富的發展資源,不斷強化鄉村建設發展的制度供給和政策調適,也要為多元主體開展協作創造良好的機制和平臺。與此同時,推進鄉村善治也要積極爭取社會組織和市場主體的大力支持。借助社會組織的參與,能夠為鄉村提供更多的發展資源和建設人才,有效地充實鄉村治理工作。而積極吸引企業等市場主體參與鄉村治理,也是推進鄉村建設發展的重要途徑。事實上,產業發展繁榮正是開展“三治融合”和鄉村善治的必要前提,因此推進鄉村建設發展時也要注重贏取市場主體的有效幫助。此外,在推進實際行動時,“自治”“法治”“德治”都要圍繞鄉村善治的目標開展,全力實現多項工作之間的融合。特別是要學會對各項建設工作做合并同類項,以便使用有限的治理資源,實現更大的回報產出,更好地服務鄉村發展。總之,通過構建“三治融合”鄉村治理體系,實現鄉村合作治理和善治,能夠最終推動鄉村振興事業和鄉村地區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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