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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當前留守型農村基層黨建的困境與出路——基于湖北F村基層黨建實踐的考察
2019-03-22 16:33:24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 王向陽 【 】 瀏覽:208次 評論:0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以中西部留守型村莊為典型代表的相當一部分基層黨組織老軟散現象突出,地位邊緣化明顯,加之部分黨員身份意識淡薄,由此,黨組織的群眾口碑波動較大并有不斷下行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建設,尤其是對新時代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治國安邦,重在基層,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也在基層,必須把抓基層、打基礎作為長遠之計和固本之舉。”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明確指出:“要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近年來,這一自上而下的政治期待不斷轉化為一系列具體的農村基層黨建行動,黨內先后開展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等,并進一步規范“三會一課”,嚴肅黨內組織生活,同時加強黨員教育與管理,切實將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政治氛圍延伸至基層末梢。隨著黨建要求的層層壓實和黨建行動的不斷深入,農村基層黨建究竟做得怎么樣呢?中央意圖是否真正轉化為了切實有效的基層實踐?如何看待當前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建設實踐?以上疑問構成了筆者最初的問題意識來源。

 梳理學界既有研究,對基層黨建以下三類研究較為突出:一是對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大家或不同時期國家領導人基層黨建思想做出了系統的總結,并得出了馬克思主義政黨最鮮明的特色在于時刻保持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即人民性。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立黨宗旨,深刻認識到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風險這一經長期實踐而得來的科學論斷。二是從基層實踐角度對各時期、各地區黨建經驗或教訓及其社會基礎做出梳理,并一致認為當前農村基層黨建最大的問題在于黨組織軟弱渙散、缺乏戰斗力,并指出了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農村社會結構原子化、農民家計模式非農化、農村社會價值體系市場化等方面發生了復雜而深刻的變化;部分學者更是關注了階層高度分化背景下的基層黨建實踐,轉型社會成為當前基層黨建最大的社會基礎;同時,APP、微信公眾號、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因素和區域化黨建、社區化黨建、開放式黨建等,尤其是十六大以來農村基層黨建模式成為當前研究的最新進展。三是聚焦于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建設研究。正如部分學者所指出,服務型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提出,起點在于當時社會形勢的復雜變化,接二連三發生了諸如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重大群體性事件,對基層黨組織功能定位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后經習近平同志對“遵義市創建‘服務型’黨組織建設調查”做出專門批示,要求對其有益經驗予以特別關注并總結;最終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以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為主要任務”,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于2014年經中共中央辦公廳發文《關于加強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意見》向全國推廣,并對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的重要意義、總體要求、主要任務、方法措施、組織領導等做出明確規定。自此,學界也對服務型基層黨組織現狀、困境與進路等展開了豐富研究。

 縱觀學界既有研究,基層黨建研究領域中,宏觀理論類、微觀實踐類研究較多,為本研究展開提供了有益積累。但不足之處有二:一是對十八大以來,尤其是當前最新階段占中國農村絕大多數的中西部農村基層黨建情況關注有限,學界實證研究遠落后于媒體報道,對其具體實踐過程和中觀機制的研究有待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二是將“以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為主要任務”的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中的“服務”這一政治理念化約為以具體群眾、具體服務事項為對象的技術實踐,自上而下的黨群服務大廳在廣大農村地區的推廣是其典型做法,混淆了基于群眾路線的“服務群眾”的豐富政治內涵,亟待對服務群眾實踐中的諸多悖論進行正本清源式的糾偏。基于此,本文研究目標在于通過對中西部一般農村(即打工經濟背景下的留守型村莊)基層黨建實踐的梳理,豐富既有基層黨建實踐的認知,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實踐悖論做出機制分析,同時在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迷霧基礎上提出糾偏機制。

 本文問題意識、經驗材料、學術思考均來自于筆者及所在研究團隊同仁于2018年8月15日至8月25日在湖北省黃岡市F村的田野調研。調研期間,筆者主要采用半結構式訪談法等質性研究方法,對村兩委干部、村老黨員、群眾代表、鎮組織委員等進行了深度個案訪談,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并在經驗現場和集體討論中獲得了豐富的學術滋養。筆者調研所在F村,位于鄂東南低山丘陵地區,隸屬于湖北省黃岡市,全村下轄6個村民組、193戶、586人,水田700余畝、旱地20畝、荒地200畝、山林若干,人均耕地1.2畝,戶均不過三五畝,以水稻等傳統糧食作物種植為主,口糧農業特征明顯。本地二、三產業發育有限,市場機會稀薄,中青年人多外出務工,打工經濟發達。在村人口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居多,合計僅有200多人在村,留守現象突出,可謂中西部留守型村莊的縮影。所謂留守型農村,主要指在外部經濟機會結構驅動下,打工經濟已成當前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村莊社會常態,青壯年紛紛外流,在村人口結構以留守老人等留守群體為主,留守特征突出。基于此,以F村為典型案例剖析當前中西部留守型村莊基層黨建情況具備個案意義上的典型代表性。

 二、中西部留守型農村基層黨建經驗圖景:以F村為例

(一)組織基礎:老齡化

 截至筆者調研結束,F村現有黨員31位,其中流動黨員有7位,均為外出務工的中青年黨員;30歲以下的黨員有3位,30歲以上、60歲以下的黨員有5位,60歲以上的老黨員有23位,其中年紀最大的黨員已89歲,目前已喪失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無法正常參加組織生活;流動黨員除外,在村生活的24位黨員中,有兩位老黨員長年在縣城照顧孫輩,有1位在鄉鎮開理發店,無法經常回村參加組織生活,還有一位老黨員已隨子女到市區生活。綜上,目前F村31位黨員中,除去7位流動黨員、3位進城生活黨員和1位生活不能自理黨員,可正常參與組織生活的黨員有20位,且以60歲以上的老年人黨員為主。

 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黨員群體,組織結構老齡化突出,且受教育程度大都普遍有限,隨著年齡增長,相當一部分黨員同志因眼花耳聾而無法進行正常書寫,這是F村黨員隊伍的基本現狀,也是當前農村基層黨建無法回避的組織基礎。

(二)具體實踐:形式主義的“組織內建設”突出

 當前,F村中心工作有三項:一是基層黨建,二是扶貧攻堅,三是環境整治。自上而下的政治要求,經文件層層傳達,均一一落實到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實踐上,并最終轉化為一項又一項的具體的基層治理事務。究竟是如何具體開展的呢?

 以F村基層黨建實踐為例。據悉,當地主要依托“主題黨日活動”主抓黨建,規定每月第一個周的周一為主題黨日,采取“5+X”活動流程,其中“5”指五項中央規定動作,即分別是黨員繳納黨費、奏唱國歌、重溫入黨誓詞、誦讀新黨章和學習黨規黨情,“X”指根據地方黨委政府工作需要和村莊實際等確定的基層黨組織自選動作。同時,將主題黨日活動與“三會一課”、“兩學一做”等活動形式和活動內容結合起來。具體而言,主題黨日活動開展之前,需要召開支部會議確定活動主題、擬定活動計劃和相關發言稿;主題黨日活動當天持續時間約為一個上午時間單位,嚴格按照中央規定動作開展活動,“5+X”中的“X”往往淪為停留在紙面上的文字創新,同時做好活動過程的痕跡記錄工作;每次主題黨日活動之后,另需要用一周左右的時間由分管黨建的支部副書記完善臺賬工作,以備省市縣鄉各級單位下村檢查之用。

 這一活動,從2017年年初開始,持續至今,要求每月一本臺賬,至今已經“碩果累累”。如此費心竭力的基層黨建工作,黨建效果究竟如何呢?據F村主抓黨建的村支部副書記介紹:

 “這兩年,中央重視基層組織建設,注意加強農村黨員教育與管理,本來是好事;但農村黨員大部分都是年齡大、文化程度低的老黨員,總體來看有一定效果,但意義不是太大,老黨員不是很積極。老實說,現在抓黨建變成了做材料,主要是為了應付上面檢查。”(訪談記錄:CLG20180817)

 基于此,筆者也對F村近兩年基層黨建“5+X”中的“X”這一自選動作進行了不完全統計,據此分析其基層黨建實際作為情況,參見下表1:

 資料來源:整合自F村基層黨建主題臺賬資料。

 綜上可知,迄今為止,F村共有20項“X”村級自選動作,其中貫徹落實中央統一部署有5項,分別為2017年1月美麗鄉村衛生整治行動、2月植樹造林綠化XX行動、3月脫貧攻堅春季攻勢行動、8月組織觀看《將改革進行到底》專題片和2018年8月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組織內部例行工作有5項,分別為2017年6月配合十九大活動、12月星級支部評選活動、2018年2月黨性體檢活動、5月學習黨的相關工作條例和7月學習各級黨委在建黨97周年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針對黨建巡查、內部整改工作部署1項;學習上級文件精神多達9項,并對痕跡材料做出了嚴格要求。同時,筆者也有一個有趣的發現:中央分別于2017年4月和2018年1月對基層“四風”問題提出了整改要求,而落實到基層時,卻演變為了以痕跡管理為典型體現的“以新形式主義反對舊形式主義”的基層實踐悖論。簡而言之,自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面從嚴治黨以來,中央、省、市、縣、鄉五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基層組織建設工作,經過漫長的體制壓力傳導和黨建任務下沉,在以F村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村莊基層黨建實踐中,逐步演變為了黨領導下的科層體系內部的痕跡管理工作,基層文牘主義泛濫。本應直面群眾并和群眾打成一片的基層組織建設有蛻變為形式主義的“組織內建設”的惡劣傾向。

 三、悖論與迷思:當前農村基層黨建的三大問題及其成因

 當前以F村為典型代表的中西部農村基層黨建普遍存在以下三大悖論:

(一)路徑扭曲:以“痕跡管理”取代“群眾工作”

 近年來,“痕跡管理”一詞廣泛流行于各地基層治理具體實踐當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承諾、組織期待、治理目標等,均會無一例外地轉化為基層組織痕跡管理工作,并最終轉變成基層干部工作負擔,并占用大量時間精力用以上報迎檢,基層黨建也不例外。據悉,當前F村基層黨建主要有以下六大黨建活動。一是“三會一課”。即黨員大會每季度一次、黨小組會議每月一次、黨支部會議每月兩到三次、黨課每季度一次,每次會議均需要相應的會議記錄、音像資料等予以佐證,年初需要有年度計劃,年終需要有年終總結。二是“主題黨日活動”。即每月需要在固定時間開展主題黨日活動,每逢活動必須有活動總結和相關音像資料予以佐證。同樣,年初計劃和年終總結必不可少。三是“兩學一做活動”。學黨章、學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和做合格黨員,這一活動往往和主題黨日活動相結合來做,但即使如此,文字檔案資料必須分開來做,并輔以圖文并茂的活動材料,證明基層干部的確開展了此項活動。四是“遠程教育活動”。據基層多位組織干部介紹,這一活動早已存在,但隨著中央對基層黨建的重視程度越來越深,這一活動從自選動作變成了規定動作,按照規定,每次學習后必須有活動總結和音像資料佐證。五是“黨員教育和發展”。尤其是黨員發展工作,從入黨積極分子、上黨課、轉預備黨員、轉正以及黨員大會等各個環節,均需要相應的文字檔案材料相匹配,同時必須向基層黨委進行會議報備,在此過程中,同樣產生了大量的痕跡管理工作。六是“六做六不做”活動。這一活動屬于基層黨建中的自選動作。以筆者近期調研所在中部某縣為例,當地市委組織部開展了“六做六不做”活動,要求全市基層黨支部對照認真開展,并對活動內容進行了嚴格規定,最終也要求反映到文字檔案材料上。簡而言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強基層黨建以來,中央規定動作較多,地方創新動作雖因地而異,但也在日益增多,所有的工作要求和工作內容,要最終轉化為文字檔案臺賬工作固定下來,以備上級檢查之用。除此之外,還有包括但絕不限于精準扶貧建檔立卡、農業普查、經濟普查、人口普查、危房摸底、留守兒童摸底、留守老人摸底、大型農機具摸底等等文字報表工作。每一項工作內容背后,均不斷產生著一系列的痕跡管理工作,成為包括鄉村兩級基層干部群體沉重的工作負擔。

 基層黨建的目標在于在地化宣傳,落實黨的政策,回應群眾訴求,解決群眾問題進而實現群眾利益,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只是目標實現過程中的組織表現。因此,群眾路線和群眾工作是基層黨建的重要路徑,本應是基層黨建的核心,農村基層黨建更是如此。但從目前農村基層黨建現狀來看,以“痕跡管理”為重要表現的形式主義文牘化的組織內黨建較為常見,嚴重擠壓、甚至替代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群眾工作,造成了基層黨組織建設路徑扭曲,即中央越重視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各級黨委政府黨建要求越發嚴格,基層黨組織痕跡管理工作負擔越沉重,群眾工作空間越逼仄,黨群關系距離也就越疏遠。

(二)資源錯位:高標準建設要求與空殼化、留守型村莊基礎不匹配

 自從中央高度重視基層黨建工作以來,與之相配套的黨建經費也隨之增多,同時對基層黨組織陣地建設也提出了高標準的規范化建設要求,主要體現在各地黨群服務中心建設上。以筆者調研所在的F村為例,F村所在的M鄉鎮,下轄21村、1社區,全鎮人口2.2萬人,二三產業發育有限,當地稅源面窄量少,鄉鎮財政屬于典型的中西部“吃飯財政”。在內生財源不足的情況下,當地黨委政府對標準化的黨群服務中心建設卻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并于年初敲定了工作計劃:M鄉鎮下轄的22個村居社區中,8個行政村的村部實行“新建”,組織口獎補30萬元,其余30萬左右資金缺口由村級組織自籌解決;7個行政村的村部實行“翻新裝修”,組織口獎補15萬元,其余10萬元左右資金缺口由村級組織自謀出路;剩下的7個符合條件的村居辦公大樓鞏固即可,不獎不補。按照規定,每個村莊黨群服務中心(即新村部)面積要求達到300平方米以上,且具備五合一功能,即辦公大樓內部需設有便民服務大廳、黨員活動中心、村衛生室、休閑娛樂室、便民超市等,要求2018年10月初建成驗收。據悉,F村村部屬于新建計劃之列,經招投標后工程預算為57.2萬元,除去組織部門獎補的30萬元,需要村級組織自籌27.2萬元建設經費。同時,據當地村干部反映,早在稅費改革時期,該村所欠債務已達85萬元,目前尚處于凍結狀態,這次上級部門要求建設新村部,無異將會產生新的村級債務,即“負債搞建設”。問題癥結恰恰在于:以F村為代表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村莊,是否真實存在一個高標準、規范化的黨群服務中心建設需求呢?

 眾所周知,以F村為代表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村莊,打工經濟發達,中青年人外流嚴重,留守現象明顯,屬于典型的中西部留守型村莊。加之村集體經濟收入空殼化,主要依靠上級轉移支付勉強維持運轉。在這一大背景下,從村莊視角看,村民的確存在高齡老人照料、留守兒童教育、老人農業種田便利、困難家庭救濟等諸多外溢的公共需求,但卻難以發現需要有村干部坐在干凈明亮、高標準、上檔次的黨群服務中心中坐班解決的村莊內部事務。據當地村干部介紹,推行村干部坐班制三年以來,每周平均僅有兩三批次群眾會來村部找他們辦事,且主要是開證明、蓋章之類的偶發性事務性工作。因此,從村莊視角觀察,黨群服務中心的建設,一無村莊內生需求,二無村莊集體經濟支撐,屬于典型的脫離了群眾需求的超前建設。既然如此,為什么要建設如此高標準和高成本的黨群服務中心呢?欲探析其動力機制,我們需要將目光向上移,考察黨群服務中心建設后的治理事務性質、類型及其來源是絕佳窗口,主題所限,姑且擱置不談。

 對中西部留守型村莊基層黨組織而言,治理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其并不排斥自上而下轉移下來的黨建經費,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用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使用。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基層黨建的本質和精髓正在于其深植群眾工作土壤而生發出來的人民性和開放性,任何脫離了絕大多數群眾的內生性公共需求、公共利益而進行封閉式組織內建設不是有效的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即高標準、高成本、規范化的黨群服務中心建設不應是中西部農村基層黨建的未來。

(三)目標偏移:“組織期待”蛻變為“基層疲憊”

 在當前鄉村振興、基層治理現代化、脫貧攻堅戰等諸多國家戰略任務相互交織的大背景下,社會各界對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寄予了無限期待。以農村基層黨組織為例,組織期待有三個方面:一是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成為黨在基層社會實現治國理政戰略目標的“好幫手”;二是了解群眾需求、回應群眾訴求、解決群眾問題,并在組織動員群眾過程中批評、教育、團結群眾,進而爭當群眾利益的“實踐者”;三是至關重要的一點,即提升組織力,領導基層治理,推動改革發展,在服務群眾的過程中培養鍛煉基層組織卓越的領導力和組織力,進而實現領導與服務的統一,并最終提升黨的基層組織能力。簡而言之,黨對基層組織的組織期待,是一個辯證統一的過程,在組織意圖落地過程中批評、教育并團結群眾,在服務群眾過程中識別、培養、鍛煉并提升黨組織及普通黨員的先進性,在領導中服務群眾,在服務中實現領導,并最終實現真正建立在黨群雙方充分互動基礎上的基層“善治”。

 一系列組織期待的實現,中間需要經過豐富且漫長的群眾路線實踐方可達成這一組織目標,因此群眾路線理念指導下的群眾工作是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實現路徑。實踐中的基層黨建又當如何呢?眾所周知,在我國既有壓力型科層制體制下,黨建要求層層分解,黨建任務逐級下沉,來自各個層級的檢查考核更是絡繹不絕。高要求、零容忍的考核體制下,對基層黨建具體過程中的具體環節進行了相對精細化的規定,并要求有大量的痕跡管理工作與之相匹配,由此便占用了基層干部大量的時間精力。更為關鍵的是,基層干部大量的時間精力不是投入到為人民服務中去,反而極大地消耗在了建檔立卡、文字報表等文牘工作上,嚴重消解了基層工作本身的價值性和正義性,將基層干部群體捆綁在價值感低下卻極其忙碌的文牘工作上。這不僅束縛了基層干部的手腳,又同步摧毀了其精神支柱,并最終轉化為巨大的基層負擔,進而產生“基層疲憊”。

  四、糾偏機制: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回歸群眾路線

(一)重塑價值導向: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中國共產黨最鮮明、最本質的特征在于其深植于最廣大群眾的“人民性”,而“人民”是一個抽象的、總體性的、動態的且充滿政治意涵的詞匯,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三個代表”重要內容的“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與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的“以人民為中心”中的“人民”一詞,均為同一用法。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以人民為中心”這一重要命題的豐富內涵也作了深入闡述: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因此,面對當前正在走偏的農村基層黨建實踐,我們首先要深刻認識只見材料痕跡不見人的形式主義組織內黨建,已經嚴重脫離了人民這一實踐主體,如欲糾偏,則要求我們必須從價值導向上強化這一認識,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唯有如此,方是正本清源之道。

(二)再造實現路徑:回歸群眾路線

 相比“人民”一詞,“群眾”是一個自然的集合概念,泛指全體群眾或某類群眾的集合,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有時也和“人民”一詞通用。加強基層黨建,堅持人民主體地位,關鍵是要深刻理解人民疾苦、積極解決人民問題進而實現人民主體性。當前農村基層黨建實踐過程中,痕跡管理成為基層黨建的普遍現象,以形式主義化的文牘工作掩蓋了實際問題,因此,越來越多的基層干部多坐在辦公室(官僚主義)而不是走進田間地頭和走村入戶做工作(群眾路線)。如欲糾偏,必須重拾群眾路線,即作為群眾當中率先覺醒的基層黨員干部這一關鍵少數(先進分子),代表群眾來組織動員群眾,并在組織動員過程中了解群體訴求、解決群眾問題。與此同時,團結絕大多數群眾(中間分子),批評、教育少數落后群眾(落后分子)的不合理想法和做法,最終在充滿政治性的公共性實踐中實現群眾利益、價值生產與基層組織能力的同步再生產。簡言之,當前農村基層黨建的泥淖在于脫離群眾的政治工作行政化、文牘化和形式化,出路正在于重拾群眾路線,即踐行群眾工作立場、觀點與方法。

 五、延伸思考

 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中的“服務”一詞?黨的長期實踐中生發出來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黨的宗旨中的“服務”,是否等同于西方新公共服務理論中的“服務”?如果不是,“服務”的豐富內涵究竟有哪些?在筆者看來,在基層服務型黨組織建設過程中,我們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存在兩種類型的服務群眾的群眾工作:一是以職業化的村兩委干部、條線干部等坐在美麗寬敞的黨群服務大廳中為具體群眾解決具體問題,而這類群眾工作的開展,與西方公共服務理論指導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實踐不謀而合,這也是當前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基層組織普遍實踐的一種類型,即具體化、個體式的群眾工作,目前正在向中西部一般農村推廣;二是以在村人口中的絕大多數群眾公共需求為導向的,旨在解決大多數群眾的公共問題,滿足其公共需求的充滿公共性的組織化群眾工作,這類群眾工作曾廣泛存在于基層黨員干部與群眾經常打交道的延安時期、大集體建設時期和稅費時期。近年來,這一群眾工作空間逐漸萎縮,黨群、干群之間的制度化關聯斷裂,村級組織的組織能力不斷弱化,加之轉型社會的深刻影響,“組織起來”難度越來越大,而群眾組織起來應對生產生活和公共問題的組織需求卻依舊存在,因此出現了當前黨委政府個體化服務供給與廣大群眾組織化需求嚴重錯位的組織盲區。不可否認的是,人人都有享受體系完善、內容多樣、水平一流的公共服務供給的需求與渴望,但對中西部普通農村而言,高度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也就意味著高組織成本,這與中西部農村經濟基礎短時間內難以匹配,因此我們必須具有歷史的耐心。而當前中西部普通農村的真實且可短時間內有所改善的公共服務需求究竟是什么呢?基本的留守老人照料服務、便利的老人農業種田條件、可靠的基礎教育水平以及醫療衛生服務、相對完善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品需求,遠遠強烈于具體的、瑣碎的、個體化卻高成本的個體式群眾需求。因此,步入新時代,探索并建立適應中西部普通農村實際、契合在村人口絕大多數群眾公共需求的公共品供給模式,有望成為農村基層黨建群眾工作的重要載體。因此,新時代農村基層黨建的重點,不在于是否有職業化的村干部或干凈明亮的黨群服務中心,關鍵在于要回應當前在村生活的絕大多數群眾的痛點問題。

基層黨建;形式主義;痕跡管理;群眾路線;人民主體性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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