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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代理人再生產:基層社會治理的 新實踐及其邏輯
2018-12-14 17:19:58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吳 月 【 】 瀏覽:129次 評論:0
一、理論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在傳統的“強國家、弱社會”社會治理結構之下,基層 1 政府壟斷了大部分社會資源和結構性活動空間,個人與社會需要依附于政府才能獲取生存空間和資源。 2 國家全面嵌入社會治理,基層社會被國家意志所統領,由此構建形成了一個蜂巢型社會。 3 質言之,基層社會被整合進入國家體系之中,失去了自主治理的空間與能力 4 。改革開放以后,社會自由流動資源及活動空間出現,特別是 2 0世紀9 0年代以后,伴隨著單位制的衰弱和社會建設運動的勃興,中國基層社會治理體制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統一規劃、分級管理、責權一致、塊塊為主、條塊結合、各方參與”的運行機制逐漸建立起來。在“后單位社會”的語境之下,基層社會治理出現了極其復雜的“重層結構”。舊有的社會工作規律被打破,但新的社會運作規則還未構建起來,呈現出一種復雜的變動過程。 1 這種有趣的研究現象也得到了境內外研究者們的積極關注,大量極具意義的研究成果涌現出來,雖然這些研究成果的切入點、研究方法存在差別,其來源學科也不盡相同,但是,在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語境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直是國家與社會關系。圍繞該研究主題,存在著兩派對立的觀點: 

    第一種是社會中心的理論取向。以市民社會理論為研究基點的文獻大體上都可以歸類于此。隨著中國總體性社會的逐步瓦解,國家的權力與過去相比有所弱化,在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場域中,一個與國家逐漸發生分離的獨立空間已經慢慢形成,這一獨立空間正裹挾著巨大的社會力量,正在或者即將通過自下而上的途徑改變基層社會中傳統的組織發展模式及權力關系,也給宏觀場景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帶來一些變化。 2 第二種是國家中心的理論取向。該理論取向強調國家力量的主導性,國家通過各種形式向基層社會不斷滲透,進而提升了對基層社會發展空間的支配權與塑造能力 3 ,各種各祥的治理景象呈現出來,較為典型的有居委會的行政化傾向以及由此而來的國家政權向下滲透現象 4 。借助于基層政權,政黨及國家擺脫了傳統科層垂直權力結構的約束,在一個平行維度上重獲了權力并使之得以進一步延伸 5 。Read認為基層社會自治組織——居委會的首要功能在于積極針對社區居民開展信息監控,民眾會向居委會主動反饋信息,通過信息的監控與反饋,國家可以成功地實現對社會的滲透。 6 Read對此現象背后的邏輯進行了提煉并將其總結為“行政性草根接觸”。質言之,該理論取向強調的是國家的控制權力,“這一切與公民社會進程并無關系” 7

    上述兩種理論觀點都有其合理之處,一方面,國家向基層社會滲透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黨和國家正在使用各種手段以加深對基層社會的滲透和控制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面向,國家已經很難回到改革開放前的全能政府模式,其對于基層社會的動員能力及控制水平也在逐漸下降,這主要是因為與二、三十年相比,現下的基層社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8 因此,我們十分迫切地需要構建一個新的理論解釋框架,既能超越爭論,又能包容雙方的基本論點。在這一背景之下,雙向互動理論應運而生。該理論既不同意國家對基層社會控制力的喪失,也不贊同社會緊緊地鑲嵌在國家提供的框架之中毫無自主性,而是以“社會中的國家” 9 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 10 為其研究的理論基礎,指出國家與社會相互嵌入、相互適應、相互合作、相互聯盟關系。展開而言,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與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互相沖撞,給基層社會帶來了很多變化,使其演化形成了一種新的“重層結構”,政府與民間自治組織之間相互協作、妥協,導致基層社會的日常運作呈現出行政化與自治化相互交纏的局面,進而演化出具備雙重質性及兼容性的運作模式。 11 因此,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不僅是國家自上而下滲透的過程,同時也是社會自下而上生長的過程,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當下 的中國城市基層社會與國家關系并不是割斷的,也并非相互嵌入的狀態,而是表現出一種特殊的“粘連”形態。 1 將國家與社會互動結合的研究視角引入當下中國的基層社會治理,突破了簡單化、非此即彼的一元化判斷,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中國基層社會建設的真實情景。但遺憾的是,該理論視角在當下中國特殊語境中,由于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互動行為而涌現出來的基層社會治理新實踐關注較少,缺少細致而深入的理論展開。為彌補現有研究取向存在的不足,本文將運用雙向互動的理論視角,探討和回答下述核心問題:隨著中國社會轉型的持續性推進,國家自上而下的滲透與社會自下而上的生長,會帶來哪些新的治理經驗?這些新實踐是如何發生的?其背后隱含的邏輯又是什么?

    本文選取G省D區社會創新中心(以下簡稱社創中心)作為個案來展開研究,該中心是在事業單位改革的大背景下成立起來的,2 012年 6月,為深入推進社會建設和管理體制改革創新,D區區委、區政府借鑒香港經驗,成立法定機構 2 ——社創中心作為政府職能轉移的承接主體,D區社創中心是國內首家專門承擔社會創新職能的法定機構,中心參照企業治理結構,構建形成了以決策層及管理層為主導框架的法人治理結構。圍繞社會公益創新、社會企業培育、企業社會責任推廣、社區營造支援等四大工作領域,以“跨界合作、整合資源”為工作方法,本地社創中心力求推動社會建設的理念和理論創新、機制和模式創新、平臺和渠道創新,致力建設成為本地社會創新的智庫和樞紐以及專業化、綜合性的支持平臺。本文之所以選擇D區社創中心作為研究個案,將其作為國家自上而下的滲透與社會自下而上的生長帶來的新的治理實踐,是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考量:一是作為全省綜合改革試驗區、社會創新實踐基地,D區在成立社創中心之初,就將其定位為具有中立性的第三方組織,D區社創中心作為法定機構,在法理上是一個獨立性極強的公共機構,充當區別于政府機構的“社會代理人”角色,社會自下而上的生長或者說基層社會發育在社創中心得到很好展現。二是作為D區社工委主導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產物,社創中心的運作資金由區財政撥付、有三分之一的理事會成員是政府部門人員,其職責任務對應的主要政策部門就是D區社工委。可以說,國家權力自上而下的滲透在社創中心也得以明顯呈現。因此,作為一個絕佳的考察樣本,D區社創中心能夠較好地幫助我們分析探究國家與社會的雙向交叉互動是如何形塑基層社會治理的。
二、D 區社創中心:國家在場與社會面向的第三方
(一)國家在場下的 D 區社創中心
    基層社會治理創新中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外圍環境是什么?回答這一問題時需要特別注意兩個十分重要的分析特征,即發展性和權威性。發展性是當今時代賦予的重要內涵,通過創新基層社會治理實現社會發展的重要目的,需要在科層管理的框架下實現社會自治要素的有序增長。但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權威性能夠起到的作用并不全然是正面,它能夠為發展性構建秩序保障,但是又會對發展中的民眾參與程度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對于公共生產領域僅僅提供部分開放。 3 D區社創中心是在政府主導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產物,在其建立和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在場的軌跡無處不在:

    一方面,作為法定機構,D區社創中心是依據D區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的規范性文件設立的,該中心是 D區社工委的決策執行機構,從這個角度而言,D區社創中心的運行方式及運行效果與社工委的工作績效是直接相關的。因此,社工委有極強的動力對社創中心的日常工作予以指導。此外,為加強對社創中心的管理,D區人民政府專門成立了法定機構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D區法委會),負責制定和執行全區關于法定機構的政策 規定,統籌協調全區法定機構相關具體事務。2014年,D區人大曾就社創中心的運行情況展開過專題調研,指出由于作為主管部門的法委會與法定機構之間的管理機制沒有理順,法委會對社創中心管得過細過死,導致社創中心在發展中出現了社會認同度過低、無章可循、水土不服等問題。社創中心的工作人員M就提到,“在法委會的指示下,社創中心逐漸完善了相關工作指引和操作細則,中心需向政府行文請示解決的事項,經理事會審議通過后,統一報法委會辦理,此外,財政經費的使用也需法委會審批同意,這在某種程度上束縛了社創中心的手腳”。 

    另一方面,社工委的主導性主要表現在社創中心的建立、組織機構的搭建、物質資源輸出、負責人任命、工作內容設置等方面:第一,D區社創中心的總干事L原屬體制內人員,在進入社創中心之前在政府系統任職十余年,與行政部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此外,作為社創中心決策和監管機構,社創中心理事會成員中有三分之一之多是公務員身份,它們在社創中心的重大決策制定中起決定性作用。第二,D區社創中心的資源由社工委及相關政府部門予以推介,包括運作經費、辦公及活動場地、政府關系、媒體資源等,受財政經費監察審計制度的約束,包括考察學習在內的很多經費項目在開支之前心須報有關政府部門審核,這也使得社創中心對開展市場化運作的積極性和效率大打折扣;第三,D區社創中心的組織結構與工作機制由社工委及相關政府部門勾畫,D區制定的《法定機構管理規定》明確社創中心是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的公共機構,具有法人資格。但由于D區人大常委會沒有立法權,為了使其頒布的規范性文件不與現行法律、法規和規章相抵觸,規定了社創中心參照事業單位登記和遵守財政資金管理的有關制度,造成社創中心很多業務開展還需主要政策部門出面協調,無法真正獨立開展工作。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政府的介入與主導對于成立初期的社創中心有一定的正面效應,能夠提升其合法性及知名度,增強相關部門的工作配合度,有利于社創中心日常行動的開展,社創中心對此呈主動接受的態度。經查閱工作記錄及相關資料,也可以看到社創中心的核心任務主要是圍繞上級政府部門的意志及工作運轉,承擔著“國家代理人”的重要角色。這是因為在中國當下的壓力型體制下,能否順利貫徹和推進政府的各項工作會直接決定各利益相關方的利益汲取能力。

(二)D 區社創中心的社會面向
    相較于傳統事業單位,D區社創中心的定位是成為具 有中立性的第三方機構,扮演“社會代理 人”的角色,從過去一味惟命是從的嚴格科層管理轉為基于合作意識的合同治理,力求實現運作的獨立化及公益服務績效的最大化。社創中心的社會面向主要體現為對內及對外兩個方面:

    一方面,社創中心通過體制機制和方式方法的改革創新,積極探索“管辦分離 ”的有效形式,運用社會化、企業化管理模式,構建形成了以決策層及管理層為主導框架的法人治理結構,并在組織機構內部建立起決策、監督及執行既分立又相互制約協調的運作模式,社創中心在制度設計上嘗試推行了“四重”限制。第一重是取消行政主管機構,斬斷政府與法定機構之間的行政隸屬關系,在日常業務運作、人事調配、財務管理等方面賦予法定機構一定自主權。為保障社創中心的自主權,D區法委會就明確提出社創中心安排外出學習、考察,無需報區委組織部,這減少了經費使用的審批程序,增強了機構運轉的靈活性。第二重是理事會理事長不能由公務員擔任,2 014年3月起,社創中心正式聘任Y為理事會理事長,Y為D區知名社團負責人。第三重是社會人士在理事會成員的占比應有三分之二以上,這些人士擁有社會精英身份,具有參政議政的主動意識,對基層社會治理事務有創新性見解,由這些精英人士組成的理事會是 D區社創中心的決策和監督機構。第四重是法定機構行政負責制。社創中心與上級政府部門逐步適應,雙方在法定機構管理規定的框架下,找準自身定位,商討制定了權責分工表,明晰權責劃分,促進政府部門從具體事務組織向宏觀管理指導轉變,進而實現政事分開、管辦分離。通過創新機構管理模式,社創中心的企業化運營機制逐漸建立起來了,體現到社創中心的日常運營中,則是明顯區別于行政科層組織的僵化呆板,社創中心引入成本營運理念,實行優勝劣汰的人力資源管理辦法,經過幾輪淘汰生存下來的組織領導和成員個性鮮明、創新意識濃厚、具有很強的敢為人先精神,在經費籌措模式上越來越靈活,財務管理制度也日趨健全,組織管理制度也逐漸規范化。
    另一方面,為實現廣泛的社會參與,拓寬社會脈絡,實現社會資源共享及聯合開發,社創中心采取了項目制的運作模式。項目制是中國政府組織運行及治理體系的重要機制,近年來,作為極具現實穿透力的新概念,
項目制被廣泛運用描述現代中國社會總體運轉之主導性機制。 1 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項目制逐漸興起,隨著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努力提高兩個比重,各種財政經費通過項目及專項的形式,開始向基層政府分配,并且日益成為政府主要的財政支出方式 2 。具體到本文中,D區社創中心也運用項目制運作模式,聯合政府各部門、各街(鎮)、村居以及社會組織、社會企業等機構,以求構建分工明確、覆蓋面廣、協同共治的社會創新體系。首先,從項目運作方式上看,區別于以往政府部門扮演的發包方角色,社創中心在項目制的運行過程中,既擔任發包方,也扮演承包方角色。作為發包方,社創中心代替D區政府運營社會企業和社會組織專項資金,承擔促進社會創新項目發展的重要職能;作為承包方,社創中心也積極參與了政府職能部門、基金會等組織發起的招標項目,充當競標者,其目的主要是靈活拓展中心籌資渠道,推動公益服務事業發展。其次,從項目運作內容上看,涉及促進社會投資及創新、加強組織培育及聯動、國際人才交流及培訓等方面,具體有公益創新大賽、街鎮創新項目評比、公益嘉年華、企業社會責任培訓計劃等。當社創中心作為項目發包方時,其目的主要是為社會組織及社會企業提供發展資金,給予其各個領域的能力建設幫扶與提升,造就一批社會活動家、公益人才及社會創新人才;當社創中心作為項目承包方時,則主要是發揮社會改革和社會創新的咨詢智庫和樞紐作用,并且作為項目的權威評估機構,承擔第三方中介機構的功能。第三,從項目運作效果上看,社創中心采取企業組織結構中常用的項目部制,即隨著項目的啟動,社創中心將人員經費等打包放入項目組這一臨時組織形式,隨著項目的結束,項目組成員解散,或者回到原來工作崗位,或者直接解聘。這一人事管理模式緩解了原有政府部門在人員編制上的緊張局面,對于集中資源,提升效率具有一定作用,也使社創中心更具執行力與創新性。

(三)作為國家與社會“黏合劑”的 D 區社創中心
    D區社創中心既有國家在場的痕跡,也具有社會的面向,國家與社會的相互交織也塑造了社創中心獨特的工作形態,即充當起國家與社會的“粘合劑”,構建形成了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半正式運作機制。從社創中心的定位來看,它主要是以“跨界合作、整合資源”為工作方法,聯合政府、社會、企業、市民等各界力量,致力于成為D區社會創新的智庫、樞紐以及專業化、綜合性的支持平臺。因此,作為D區的社會改革“實驗場”,社創中心已經逐漸厘清了組織的基本工作內容與核心的公共職能,承擔起了各個社會主體聯動樞紐的功能。在相關政府部門的指導下,D區社創中心舉辦了公益創新大賽、鎮街社會創新項目評比、公益嘉年華、鳳城講堂、D商關愛計劃等大型公益活動。特別是通過承辦區人社局主導的“公益創新大賽”和區社工委主導的“鎮街社會創新項目比”兩大項目,社創中心分別打造了民間和政府兩大公益創新資源平臺。通過公益項目對接平臺,社會和金融資本、財政資金、公益慈善投入等得到了充分整合利用,社會多方參與、協同共治格局日趨形成。又如D區社創中心的品牌項目“公益嘉年華”,其目的就在于發動更多人創造性參與解決社會問題,引起全社會對公益領域的關注與投入,促進公益組織與政府、企業、投資方、服務對象之間的溝通協作。公益嘉年華期間,社創中心推出了形式多樣的活動,通過公益項目展示,讓市民了解D區公益服務的情況;打造“社創慈善夜”,創新公益新模式;開展年度公益人物組織評選,激發社會各界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熱情。可以說,以公益嘉年華活動為契機,社創中心成功地動員了社會各界力量,造就形成了一個支持社會創新的生態系統。
     此外,D區社創中心在國家與社會容易發生糾紛與矛盾的領域充當起了“救火員”的角色。例如,2014年,社創中心牽頭組建了D區社會服務交易所,這個具有本地特色的社會服務綜合平臺通過線上、線下的社會服務對接,實現服務信息資源共享,并促進區內的社會組織及服務項目與不同的社會資源建立合作關系,通過社會服務交易所,優質社會項目可以集中展示,供社會各界選購。換言之,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及個人都可以通過該機構完成社會服務交易。社創中心主要承擔著項目的申報、形式審核與監管職責,并在項目經費管理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改革之前,政府發布項目,社會組織進行競標,項目經費由由政府部門直接劃撥給予社會組織。改革之后則由第三方——社創中心負責項目的部分審核工作,同時承擔經費使用的評估工作,這樣一 來,就可以避免部分合作內部化、政府部門內部經費使用不合理等問題的出現。因此,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這種合作模式都會更加具備公正性和公平性。換言之,社創中心作為中介性機構,發揮著在政府職能部門之間、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開展利益協調的作用。 

三、代理人再生產:D 區社創中心的生成策略及其邏輯
     本文借助一個基層政府推進社會治理改革的個案,來思考國家力量自上而下的滲透與社會力量自下而上的生長,兩者的相互遭遇所塑造出來的新型治理實踐模式,論文擬用“代理人再生產”這一概念對該實踐模式加以概括。即D區政府采取代理人再生產的行動策略,以求實現基層社會治理的良性運作。代理人再生產指的是在國家向社會賦權以及社會力量生長的互動過程中,基層政府創造并再生產了新的代理主體——D區社創中心,以夯實國家的權力基礎,進一步拓寬國家的公共服務領域,提升服務能力,增強民眾對國家權威的合法性認知,塑造國家規范下的社會治理秩序。代理人再生產的邏輯有如下幾點: 

    一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與基層政府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一直以來,作為社會治理 末端的重要抓——基層政府,為了貫徹及執行上級政府的指示與命令,會積極推進公共服務供給,并輔以柔性控制技能的實施,以汲取公眾對于行政權威的認同與支持,進而構建國家規范下的社會治理秩序 1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僅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難實現國家對于基層社會的有效控制,甚至會導致基層政府深陷于繁瑣細碎的日常工作中難以自拔。更為重要的是,隨著社會力量的發育及逐步壯大,基層政府能力不足的問題也能得以有效緩解。在上述考量之下,D區政府進行了“代理人再生產”,與傳統的基層自治組織——例如居委會相類似,社創中心既需要承擔上級政府的各項工作任務,擔任“國家代理人”的角色,同時也要滿足基層社會對民生福利項目的訴求,扮演“社會代理人”的角色。D區政府在傳統的基層自治組織之外進行了代理人再造行為,將社創中心作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第三方平臺,將政府、社會、企業等各方力量勾連起來,以實現資源的共享與有效整合。這正如“社會中的國家”理論所強調的:“國家能力不應單純地歸因于政權建設努力,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國家精英與主要社會組織領袖之間的聯盟,同樣關系到國家自主性的建構和管理能力的發展” 2

    二是傳統代理人的科層化,導致基層民眾 對于國家權威合法性認可的弱化。在傳統的單位制社會背景下,基層社會治理中的民間性、自治性主體是極其稀缺的。單位制瓦解之后的后單位時期,基層社會力量獲得了一些發育生長的空間,然而,街居體制的科層化色彩依然十分濃重,民間性、自治性主體的成長依舊受諸多限制,社區民眾參與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的程度較低。自治主體之間也發生了嚴重分化的景象,存在“行政化”與“自主性”兩種類型的自治主體,并已呈現出“二元區隔”現象 3 ,這一切都使得城市基層社區的治理結構較為單一。因此,龐大的科層體系對于基層社會的控制水平并未降低,只是在控制方式上發生了變化,傳統單位制社會中的總體性支配逐漸式微,科層化、技術性治理方式慢慢興起并成為國家支配社會的重要手段。 4“科層化”一方面指的基層社會自治組織的科層化,另一方面是指政府內部公務員的科層化。科層化的基層自治組織比較注重行政效率、程序公正,強調項目化的指標管理及定量考核,其在基層治理過程中更多體現出效率、量化指標、專家等元素,容易形成科學與政治機構合謀的對技術的控制權。這是一種有害技術,會提升社會的風險性,成為技術性的風險 5 ,導致民眾失去參與民主治理的機會,進而弱化基層民眾對于國家權威的合法性認可。
    三是基層政府制度創新壓力使然。D區社創中心作為國內首家專門承擔社會創新職能的法定機構,是一項典型的地方基層政府創新實驗,其產生和發展與D區政府的創新慣習密不可分。具體而言,D區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它地處較為發達的沿海區域,發展環境較為寬松有序,且具有比較濃厚的創新改革氛圍。近年來,D區被貼上“改革先鋒”的標簽,特別是在D區被設置為G省縣級綜合改革試點區域以后,該區推進社會經濟體制改革與創新的勢頭愈發猛烈。當然,D區政府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規模也是其能夠順利開展制度創新的重要因素。對比于中央及省市級政府,D區的政府組織規模比較小,近些年來,通過持續不斷的大部制改革,精簡機構,D區所轄行政機構數量較少,比較容易開展集體行動。再者,D區在中國的南方經濟發達地區,與中央權力中心距離很遠,它也能夠比較從容的在制度既定框架內挖掘創新改革的行動空間。在上述背景之下,D區社創中心應運而生。
運用“代理人再生產”策略,D區尋找到了新的基層治理抓手,促進了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社區等相關利益群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有效整合,提升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效能,也提升了民眾對于基層政權合法性的認可程度。當然,值得注意的是,D區社創中心的產生與發展,并非意味著國家與社會力量的平衡發展,雙方并未構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伙伴關系,基層社會治理仍然體現為科層化的技術治理邏輯,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行政權力的結構與運行機制,僅僅是國家主動退出社會領域又試圖將一切掌控的策略性的行為選擇。

四、結語
    回歸論文研究的起點——核心研究問題:在中國的發展情景下,國家與社會的相互碰撞與作用,會帶來哪些新的治理經驗?這些新實踐是如何發生的?其背后隱含的邏輯是什么?通過對D區社創中心的個案研究,本文認為D區政府在制度創新的壓力與慣習之下,為加強國家權威的合法性,緩解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與基層政府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采取了代理人再生產的行動策略。這樣一種基層社會治理新模式的產生,一方面,它是國家自上而下權威的重要體現,特別是表現出作為國家代理方的基層政府在社會治理中的主導地位與權威力量;另一方面,則是表現出在社會公共參與需求日益增強的背景下,國家為消解社會自下而上的變革壓力,正在逐步吸納社會能量,使其成為基層政府滲透社會公共生活的重要抓手,并由此拓展了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這不僅能夠增強基層公眾對于國家權威的合法性認知,而且有利于建立服從于國家的社會規范秩序。

    社創中心的出現,體現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合作,但這樣一種合作并非西方學術體系中講的地方自治體制,也不是德國社會理論家哈貝馬斯提出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 1 。而是與美籍學者黃宗智提出的分析概念“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第三領域” 2 較為契合,或者是瑪麗·蘭金構建的“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交疊中間區域” 3 的論述,也能夠與上述分析相對接。

這些概念較為中立化,不帶有立場性的價值判斷,能夠客觀地分析、概括中國一直以來的基層社會治理模式,強調國家與社會的交融與互動。D區社創中心作為政府一手扶持成立起來的法定機構,接受社工委和法委會的領導及指導。通過影響主要負責人的任命、設置財政經費監察審計制度等方式,政府在社創中心的運作過程中充分發揮出自身的想法與意志,體現了國家自上而下的影響力與主導效力。而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發揮著自身活力的精英人士、社團與企業,也通過社創中心這個網絡狀的綜合性平臺,公平、合法地參與到基層社會公共事務的處理過程中來。這樣一來,傳統的基層社會治理格局被打破,新的基層社會治理形態出現,一塊既不屬于行政體系、也非完全性地方自治的混合型公共領域產生了。
    不容否認的是,作為突破國家與社會的兩元分化與對立格局的重要嘗試,這種新型的基層社會治理實踐的確帶來了一些公共治理方式上的變化,即原來的行政指揮和命令轉變為通過第三方平臺來分辨、反映社會 民生的重要問題,發動、整合各種有效資源,解決問題,推進社會治理進程。社創中心這一重要平臺能夠較好。
    地將國家的控制與導向作用發揮出來,同時也能夠及時回應社會自下而上的各種訴求,并且能夠將二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發散出最大合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治理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國家為實現有效和深入的治理與監控的方式,作為國家代理方的基層政府并沒有從社會公共空間中消失,而是調整了介入手段,以更加主動、積極地姿態滲透到公共領域的發育過程中。而要在“強政府”的基本場域下構建形成“強社會”的發展態勢,則需要進一步調試各級政府與基層社會之間的權力關系,擴大資源配給方式的改革面向,回歸基層社會治理的社會屬性
 。

代理人再生產 基層社會治理 新實踐 邏輯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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