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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精英俘獲”困境及自主型治理——基于H省L縣“組組通工程”的個案研究
2018-12-14 17:01:07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 作者:陳亮 謝琦 【 】 瀏覽:448次 評論:0

    一、問題的提出

稅費改革后,基層政府及代理人的行為模式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由過去的“要錢”“要糧”變為“跑錢”和借債。在這種形勢下,基層政權從過去的汲取型變為與農民關系更為松散的“懸浮型”,這一情況的出現,為精英提供了活動的空間與舞臺。伴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推進,精英們憑借自身優勢,直接或間接地支配政策的執行、項目的實施以及資源的分配,造成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治理出現公共利益受損、公共性不足等問題。一言以蔽之,“精英俘獲”困境是當前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治理出現的突出問題。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精英俘獲”現象有哪些類型?如何進行區分?基于非貨幣型項目為個案,“精英俘獲”產生、過程、邏輯呈現出怎樣的機理?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理論上、案例選擇上做更為深入的分析和具體的探討。有鑒于此,本文選取HL縣“組組通工程”的多個典型個案為例,試圖探討不同類型“精英俘獲”的產生、過程,深度解釋“精英俘獲”的運行邏輯,并提出自主型治理的建構思路以及具體路徑。一方面,在理論上拓展對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精英俘獲”困境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實踐上為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精英俘獲”困境的破解提供一定的現實指導。

    二、鄉村振興、公共事務治理與精英俘獲:一個文獻梳理

(一)鄉村振興的全景梳理

鄉村振興一經提出,就引起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廣泛熱議。首先,體現在對鄉村振興內涵的探討上。官方的文本解讀是權威性的依據,十九大報告指出,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圍繞官方的文本定位和輪廓,論者們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具體來說,體現在:圍繞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位一體”要求,進行深層次闡釋;鄉村振興涉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的有機統一;將其視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繼承、升級與發展;基于歷史序列的發展,認為鄉村振興已進入到農村地域空間綜合價值追求新階段或全新戰略理念下的創新型發展;鄉村振興是應對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重大舉措。

其次,體現在對鄉村振興外在環境的分析上。一是宏觀環境——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歷史背景。二是中觀環境——國家現代化“補短板”的要求,其中,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薄弱環節,鄉村振興是“補短板”的對標戰略。三是微觀環境——經濟因素以及文化、生態、福祉和社會治理等因素的疊加是鄉村振興的影響因素。

再次,體現在對鄉村振興域外經驗與實踐的總結上。發達國家在鄉村振興的認識和建設經驗,可以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學習與借鑒,張軍選取了美國、法國、韓國、日本的鄉村振興實踐,總結了其中的一般經驗。此外有些學者圍繞具體國家或區域進行了更為詳細的總結,如德國鄉村規劃探索、日本鄉村振興中價值觀層面的突破、英美鄉村發展經驗 、韓國新鄉村運動等等。

最后,體現在對鄉村振興實踐路徑的探討上。大致 來看,集中在:(1)做 好頂層設計,如鄉村振興法的出臺、鄉村振興規劃、鄉村振興標準等等。(2)推動體制改革,如城鄉二元結構的突破、土地制度的改革、戶籍制度的改革、資金籌集制度的優化等等。(3)設置專門機構,如在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設 立專門的鄉村振興機構,作為組織保障。(4)機制創新與多維探索,如機制創新、產業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育、社會基礎建設、生產生活秩序保底、人 居社會建設、農業規模經營、農業農村現代化等等。

(二)鄉村振興中的公共事務治理

鄉村振興中的公共事務治理是一項系統且復雜的整體性工程,學者們圍繞不同的視角或問題進行了針對性探討。針對傳統鄉村管理模式顯現出基層政權“懸浮化”、鄉村管理“單一化”、自治組織“行政化”、村支“兩委”“不在場”、農民態度“冷漠化”等困境,張新文等提出通過鄉村治理轉型來推動鄉村振興的思路。針對如何發揮黨組織在鄉村振興治理體系中的作用,蔡文成認為基層黨組織應當樹立先進治理理念、優化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創新治理方法、營造治理環境,不斷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針對鄉鎮政府職能如何適應鄉村振興戰略下的公共事務治理,黃建紅從“上下”維度鄉鎮政府職能重心位移、“左右”維度鄉鎮政府職能關系重構、“前后”維度鄉鎮政府職能方式轉型等提出鄉鎮政府職能轉變的構想。針對鄉村振興進程中鄉村治理體系的重構,劉偉認為基層干部是關鍵行動者,他們是創造性重構鄉村治理體系,處理好自治、法治與德治關系的主體性力量。

(三)精英俘獲

國內對精英俘獲這一主題的關注,主要側重于產生機理、綜合影響、規避策略三個方面。(1)關于精英俘獲的產生機理,邢成舉、李小云比較早地從項目區域內外力量的互動與合力、參與式發展悖論的存在、農村社會分化及精英角色轉變、發展項目信息與參與權力的不均衡配置和發展項目的門檻效益等多個方面進行了闡釋邏輯上看,精英俘獲的產生具有復合性,是國家治理轉型、基層治理邏輯、村莊社會變革以及農民處事邏輯綜合作用的結果。(2)關于精英俘獲的綜合影響,論者們認為,精英俘獲容易造成固化的排斥、治理內卷化、地方分利集團、貧困代際傳遞、政策執行失靈等問題。(3)關于精英俘獲的規避策略,盡管沒有普遍性的共識,但無疑以下幾個方面,諸如,制度優化、強化干部監督、提升農民主體性、協商治理、信息公開、專項治理運用等是討論的焦點話題。

上述關于鄉村振興、鄉村振興中的公共事務治理、精英俘獲的研究為后續研究的深入奠定了知識基礎,但既有研究缺少對“精英俘獲”困境的深描與類型學分析;既有研究個案分析,多集中為低保、貸款和各種農業補貼等貨幣型項目,缺少以非貨幣型項目,如,以扶貧路為個案探討“精英俘獲”困境的實證研究。本文選取HL縣的“組組通工程”的多個典型個案為例,試圖探討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不同類型“精英俘獲”的產生、過程,深度解釋“精英俘獲”的運行邏輯,并提出自主型治理的建構思路,以此在理論與實踐上拓展對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精英俘獲”困境的研究。

    三、概念界定與類型學分析: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精英俘獲”困境的深度描述

(一)概念界定:何為“精英俘獲”

“精英俘獲”(Elite Captu re),與奧爾森描述的“分利集團”、杜贊奇描述的“營利型國家經紀”內涵大致相同,指的是公共資源為少數,通常是政治或經濟上的權勢集團所篡奪,以犧牲政治或經濟上影響力式微的群體利益為代價的一種現象。國外語境中的“精英俘獲”通常是政治、經濟層面的精英自利行為,放到中國語境來說,情況要復雜得多,經濟能力、家族勢力、政治身份、文化聲望的憑借,都可能使一些人在基層社會中成為精英或“能人”,自然也都可能成為“精英俘獲”的憑借資源。依靠這些資源,他們獲得了超越普通大眾的比較優勢,進而實現占有公共資源、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結合前人的研究以及經驗觀察,本文無意從普適性的維度給“精英俘獲”下一個廣涵性的定義,而是將“精英俘獲”的發生場域界定在基層社會治理實踐中探討各類精英的自利行為。本文中的“精英俘獲”,指的是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地方精英憑借自身優勢,直接或間接地支配政策的執行、項目的實施以及資源的分配,進而使得基層社會治理出現公共利益受損、公共性不足的一種現象。

(二)類型學分析: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精英俘獲”的四種類型

類型學分析是對研究對象進行高度抽象的一種分組歸類的方法體系,既涉及對研究對象類同性的提取,也涉及異質性的區分,即,按照研究對象的類同性、異質性進行整體歸類,實現更好地辨別和剖析研究對象內部結構的層次性、共性、個性的目的。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精英俘獲”同樣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本文按照制度、關系、資源、身份四個分類標準,將鄉村振興中公共事務“精英俘獲”分為操作無章型俘獲、關系網絡型俘獲、資源匹配型俘獲、身份優待型俘獲四種類型(表1)。

 

1. 操作無章型俘獲

鄉村屬于行政鏈條的最底層,對于鄉村振興的公共事務治理來說,為了因地制宜同時發揮基層政府及代理人的自主性,通常在國家層面上只會出臺一個框架性的指導意見。以鄉村振興中的精準扶貧為例,目前宏觀政策上只是一個框架性意見,至于如何操作仍存在一些“制度真空”,如在易地搬遷過程中,基本上戶籍還在原來的村莊,隨著形勢的發展,“人戶分離”的問題必然顯現,至于戶籍轉不轉、怎么轉、何時轉目前尚無細則性的規定;此外,一般搬遷安置房沒有房產證,隨著鄉村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未來如何交易、產權如何界定都給制度更新帶來新的要求與挑戰。正是由于“制度真空”的存在,鄉村振興的公共事務治理給了基層政府及代理人很大的制度解讀與操作空間。為了達到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他們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將國家用于鄉村振興的政策“選擇性執行”或“變通式執行”,從而出現鄉村政府工作人員及其家屬更容易獲得“政策照顧”的現象。這一現象也被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所證實,在貧困村互助資金的分配中,管理機構中村干部比例越高,精英俘獲程度越高。我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操作無章型俘獲”,其主體是基層政府及代理人。

2. 關系網絡型俘獲

在正式制度之外,鄉村振興中的公共事務治理,還受大量的非正式關系網絡的影響,正如杜贊奇描述的那樣,權力的各種因素存在于宗教、政治、經濟、宗族甚至親朋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關系之中……諸如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朋友間的相互關系,構成了施展權力和權威的基礎。非正式關系網絡就是一種看似松散實際結構嚴密的嵌入型社會結構,它由社會成員共同的社會心理、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習慣等塑造,一旦成型就具有凝固性和延續性,并且會對社會成員的行為產生久遠的約束作用。一些市場精英、社會精英利用人情、面子、習俗等日常生活的原則和觀念,與基層權力行使者建立多樣的非正式關系網絡。這些非正式關系網絡盤根錯節的大量存在,使得基層政府的權力運作及代理人自覺或不自覺嵌套于日常生活的原則和觀念,造成權力運作偏離科層理性的設計初衷,呈現出“非正式運作”的特點。那些與基層權力及代理人保持密切非正式關系網絡的市場精英、社會精英利用權力的“非正式運作”俘獲政策的照顧、項目的傾斜以及資源的“壘大戶”,這就是“關系網絡型俘獲”,其主體是除基層政府工作人員之外的市場精英、社會精英等等。

3. 資源匹配型俘獲

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資金來源主要有中央財政支出、地方政府配套、農戶自籌、社會參與四個渠道,大多采取項目制的方式運行,有的需要配套資金才有可能成功申報,有的需要前期墊付,在驗收合格后才能最終到位。這樣延伸出來的奇怪邏輯是鄉村公共事務運作經常出現“幫富不幫窮”、“幫大不幫小”現象。扶貧項目甚至也是如此,當前大部分的扶貧項目都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套資金,然而,真正的貧困地區面臨的現實是,沒有足夠的財政能力拿出配套資金申報扶貧項目。在這種情況下,為完成上級政府的任務和指標,基層政府及代理人 在扶貧項目的具體實施過程中,要求扶貧對象本身來配套一些資金,這樣操作造成了扶貧項目“異化”,出現了所謂的“門檻效應”,排斥了真正貧困群體受益的機會。這一現象直觀來看,大戶、能人籌集資金能力強,他們在資源匹配上的優勢,更符合基層政府及代理人在限期內完成上級考核的現實需要,所以,在項目申報中更容易獲得資助,大戶、能人資源的優勢變成項目實施的匹配條件,造成項目實施的結果偏離項目設計的初衷,我們把這一現象概括為“資源匹配型俘獲”。審計署近期公布的一項報告證實了“資源匹配型俘獲”在全國范圍內的代表性,報告顯示,18個縣將8.92億元扶貧資金直接投向企業、合作社或大戶。總體來說,“資源匹配型俘獲”集中體現在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公共事務運作上,表現為掌握優勢資源的群體對資源劣勢群體利益的侵害以及對項目設計目標和初衷的干擾。

4. 身份優待型俘獲

過去,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處于“身份社會”狀態,封建社會是一種“倫理身份”狀態,新中國成立后又進入“體制身份”階段,“每個人具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包含著不同的權利和義務。”伴隨著單位制的解體,雖然“體制身份”配置資源的方式不復存在,但各種身份依然影響著基層政府的權力運行及代理人的行為方式。從調研的情況來看,各種身份,如領導干部、文化精英、富人、體制榮譽獲得者、大戶頭頭等等,基層政府及代理人或因巴結、恐懼、尊重亦或合作、形象的需要,在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各類公共事務治理中對具有這些身份的群體及其家族予以優待。我們將這一現象稱之為“身份優待型俘獲”,從權力運作來看,“身份優待型俘獲”是由基層政府權力的“非正式運作”造成的,但與“關系網絡型俘獲”不同的是,此時權力的“非正式運作”并非是身份主體主動追求的結果,而是基層政府及代理人主動而為之的產物,通常采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將這些身份嵌入到鄉村公共事務治理的考量中,成為權力運行的“隱性邏輯”。

    四、個案選擇與經驗觀察:H L 縣的“組組通工程”的個案觀察

(一)個案選擇

H省是我國中部地區的人口大省,L縣位于H省的南部,屬于省級貧困縣。L縣地形復雜,從南至北分別為山地、丘陵、壟崗和平原,土地構成比例大致為“五山一水四分田”,全縣總面積2077平方公里,轄12個鎮、7個鄉,303個村()委會,總人口77萬。“十三五”期間,L縣在全縣303個行政村(居)實施“組組通工程”,目的是實現轄區內村民小組通上水泥路的目標,這是“十一五”期間“村村通公路”的升級版。筆者于2017-2018年先后開展了3次,累計為期1個多月的田野調查。以實地走訪、座談交流、個別訪談等形式,對多個行政村的村支書、村長、組長以及村民進行了深度訪談,獲得了關于“組組通工程”的一手資料。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取個案研究法和類型學分析,試圖通過對HL縣“組組通工程”的深描,勾勒出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精英俘獲”困境、表現及運行邏輯。受代表性、地區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個案研究本身難以達到理論建構的高度,“個案研究實質上是通過對某個(或幾個)案例的研究來達到對某一類現象的認識,而不是達到對一個總體的認識。”但通過與類型學分析結合,能夠突破過去“理論提出—個案解釋”的思路,建立一個“個案分析—理論抽象”的分析框架,從而提升問題研究的拓展性與代表性。

(二)經驗觀察

1. 支書、村長、組長家門口的大路“通羅馬”ZW村是QS鎮的一個行政村,下設Z組、H組、L組、M組、S組等五個村民小組。該村于2017年全部實現“組組通”,資金為財政撥付,少量為自籌,道路基本為3. 5米寬,有趣的是其中有四個村民小組的路都修到離組長或親屬最近的5010 0米,而不是人口密度最大處。另外一組為Z組,是 ZW村的大戶,支書Z J L、村長 Z JK均產生于該組,Z組是 ZW村的核心位置,離行政村的辦事場所距離大約20 0米左右,道路早在“村村通”工程期間就已經修好。這一現象的出現并非偶然,從對其他行政村的觀察來看,大多存在類似的現象,集中體現了基層政府工作人員利用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民眾的“政治冷漠”,俘獲政策、項目,確保政策、項目實施過程首先體現自己的利益,達到利益上的“共謀”。在與支書Z J L的訪談中間接地證實了這一點:“上面有政策,我們也是跟著政策走的,但政策也沒有說路選在(村民小)組的哪個位置啊,我們主要根據組長報上來的情況商量著搞。”(ZZTGC2017-07-25-01)在“組組通工程”中,村民自治制度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民眾很少參與,Z JL說:“現在村里都快沒人了,年輕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頭子、老媽子 2 ,你通知他們也不來,現在我們(村民)大會都開不下去了,拿主意還是得靠我們。”(ZZTGC2017-07-25-02

2. 開加油站的 ZBW 父親家門口“直通路”

ZBW ZD鎮出了名的有錢人,外號“Z百萬”,自2000年在鎮里開加油站以來,與鎮政府保持著非常好的關系。ZBW 原來住在 CA ZHW 組,至今他的父親還住在村組,該村組比較分散,中間被兩個池塘隔開,34 戶組民住在池塘西部的片區,ZBW的父親 ZZH 以及另外2戶組民(包括組長 ZP)住在東部的竹園旁。2017年初,該村小組獲得鎮、村“組組通工程”的立項,但在選址上卻頗費周折。組長 ZP ZBW 私交甚好,在選址之前跟 ZBW 通過氣,ZBW 表達了希望路修在池塘東部的想法,他說“父親年紀大了行走不便利,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路近一點回去也方便一些”。(ZZTGC2017-08-05-01)當村、組拿出初步方案時,大多數組民并不買賬,QHM 的意見代表大多數組民的想法,“憑什么啊,我們這些人不是人啊,路修在那邊,想想都不得勁。”(ZZTGC2017-08-06 -01)針對 QHM 的意見,ZP 給出了他的看法:“路 修在那邊,哪有什么不方便,不就隔一個(池)塘嗎,二叔(ZBW 父親)年紀80多了,有心臟病,萬一發(作)了,救護車怎么到那里啊,出了事你負責不?”(ZZTGC2017-08-06 -02)在接下來的幾次協商中,組民的反對聲漸弱,因為 ZP 接下來的一番話確實道出 ZBW 對于村、組發展的重要性,“ZBW 是從我們組出去的,現在他加油站解決了我們組好幾個娃的工作,工資給的也排場,前年我們修橋還捐了款,我們也要講人情禮節,以后組里還有求得人家的地方。”(ZZTGC2017-08-06 -03)組里經過幾次會議協商,最后艱難地達成將路修在池塘東部的共識,一些組民無奈地調侃“Z 百萬父親家門口‘直通路’”,可見其過程值得玩味,ZP 作為組長,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安撫和疏解情緒的作用。在人情、面子等非正式關系網絡的影響下,ZBW 父親家門口“直通路”反映了基層權力運行被關系網絡型俘獲,呈現出“非正式運作”的邏輯,它帶來的后果是“權力異化”以及“委托——代理”中結果與目標之間的重大偏差。

3. 有錢的村小組“路先修”

目前 L縣“組組通工程”的資金來源以財政支出為主,主要由省財政、市政府配套資金和縣市區人民政府籌措資金組成。基本標準為:深度貧困縣所轄村和經認定的深度貧困村2 5萬元 /公里,其他貧困縣所轄村 2 0萬元 /公里,非貧困縣所轄貧困村15萬元 /公里,非貧困縣所轄非貧困村10萬元 /公里。 1 但實際由于L縣多為山區、丘陵、壟崗地貌,修路成本基本上都在30萬元/公里以上,有的甚至高達4 0萬以上。財政支出不足與實際修路成本之間“缺口”,使得自籌資金能力強的村小組優先獲得“修路權”,出現了有錢的村小組“路先修”的現象。以 Z T村為例,自“組組通工程”實施以來,村支書Z JG就開始犯愁。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這些錢不好用,工程要經過縣、市、交通主管部門驗收,合格后辦理完成若干手續,資金才能使用,有時因為預支款不能付的原因,一些公司不愿意參與競標;另一方面,這些資金缺口很大,特別是 Z T的地形基本都是石頭山,每公里修路費用都在30萬以上。面對這些問題,為完成上級的任務,村里最后想出社會籌資的方式,讓各村小組自己籌集“缺口”資金,提出“先籌先修”的“土政策”,按照籌集完成的順序依次立項,富裕的村小組盡管財政補貼少,但籌集資金能力強,在能人、大戶的幫助下,基本上都進入了第一批修路名單中(表2

 

4. 局長老家祖墳修“上墳路”

GDSH村土地貧瘠,村民較為貧困,但該村一直很受鄉里重視,原因就是村里出了一名“大人物”——縣交通局局長QYG。該村村民茶余飯后經常自豪地談起,自村里出了“大人物”后,鄉里對村里就“特別關照”起來,村民較其他村村民顯得格外有了一些底氣,但最近的一次關照卻令他們并不愉快,并且讓該村成為輿論的話題。L縣“組組通工程”實施以來,該村修建了一條長約20 0 0米的水泥路,令村民郁悶的是,此路不通往家戶卻直通QYG老家的祖墳,村民戲稱為“上墳路”。此事在當地引發了不小的討論,甚至引起省報的關注,QYG在接受當地一家報紙的采訪表示并不知情,但當地村民大多認為這是鄉、村里為了討好QYG局長的“巴結路”“人情路”,甚至一些村民認為縣交通局的職能就是管“組組通工程”的,QYG不可能不知情,即使不知情也存在管理失察的問題。(ZZTGC2018-07-13-01)“上墳路”的出現,集中代表了L縣“組組通工程”實施過程中存在一定的“身份優待型俘獲”現象。盡管在這個過程中,QYG可能沒有直接利用權力去推動,但基層政府及其代理人顯然在修路的過程中將QYG的特殊身份納入了實際考量中,這是當前 L縣“組組通工程”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另外一重“隱性邏輯”,其典型特征就是基層政府及其代理人利用其執行的權限空間,逐漸將一些公共項目、工程異化為向各種優勢身份傾斜的“私人項目、工程”,有的甚至帶著“以權謀私”的目的。

五、破解“精英俘獲”的路徑: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的自主型治理思路

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治理出現的“精英俘獲”困境,表面上看反映了“委托——代理”關系的“失靈”,本質上體現了對中央政府意愿的違背以及民眾利益的侵害。破解“精英俘獲”這一現實困境,需要發揮中央政府和普通民眾的“雙重”自主性,探索自主型治理模式。自主型治理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自上而下提高國家自主性,即,提高中央政府規制地方政府及其代理人行為的能力,確保“委托——代理”關系不違背委托人的意志;另一方面,自下而上推動基層民主治理,提升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以及治理的“可行能力”。

一是提高中央政府的自主性,更好地發揮規制作用。首先,在制度供給上,做好頂層設計,構建全方位的有關鄉村振興公共事務制度體系,對于地方政府及代理人的授權也在制度上給予明確界定,規范基層權力行使的邊界、流程,避免出現“制度真空”下的“放權失控”行為。其次,在過程監督上,強化風險管控,探索自上而下多層次的“巡視巡察、紀檢監察、跟蹤審計、定期通報”的“鏈式監督體系”,在鄉村振興公共事務治理過程中構建起風險管控的“防護墻”。最后,在結果干預上,加大對基層小微權力腐敗的懲處力度,建立“快速處理-通報反應”機制,對查處的典型案件,及時向社會公開通報,并提交黨紀處理或司法處理,形成震懾力。

二是推動基層民主治理,充分發揮民眾的主體性作用。基層民主治理,內核是發動民眾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主體性作用,其破解“精英俘獲”困境的原因,在于這種“用腳投票”機制強化了問責機制,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從操作上來看,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在制度保障上,除中央出臺相關制度保障民眾參與鄉村振興過程中的各項權利外,鼓勵地方“搭臺唱戲”,支持民眾參與制定符合當地風土文化的鄉規民約,形成“上下互補”的治理制度體系。其次,在過程細化上,對于鄉村振興過程中公共事務“議題、決策、實施、監測、評價”的整個過程,形成“閉環式參與”體系,在各個流程上,細化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最后,在結果反饋上,探索“互聯網+傳統模式”的鄉村政務信息公開路徑,建立“線上+線下”全方位、深度融合的信息網絡,通過傳統陣地的夯實與現代媒介的使用,充分發揮民眾的監督作用以及建立快速的反饋機制。

鄉村振興 公共事務治理 精英俘獲 自主型治理 組組通工程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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