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TOP

【2019.01】十八大以來國內協商民主研究:回眸與展望
2019-06-16 20:40:38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聶平平 王偉 【 】 瀏覽:129次 評論:0

    一、協商民主研究的總體概況
    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克萊蒙特大學學者約瑟夫·畢塞特(Joseph Bessette)于1980年在《協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數原則》一文中提出。后經西方學者伯納德·曼寧(Bernard Mannin)、喬蘇亞·科恩(Joshua Cohen)的推動,協商民主由概念走向理論化。上世紀90年代,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將研究的關注和興趣點集中于協商民主理論,并且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專著和文集,如《協商民主:論理性與政治》、《協商民主及其超越》等。國內對協商民主理論的研究與西方相比相對滯后,中國學者直到21世紀初才開始接觸并了解協商民主理論,確切地說,應該是在2002年國內學術界通過德國當代思想家哈貝馬斯在華所作的“協商民主三種規范”的演講才開始知曉協商民主這一民主政治形式。雖然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與西方相比起步比較晚,研究時間相對較短,總共還不到16年的時間,然而卻呈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一批又一批的相關研究成果噴涌而出。
    從研究主要向度來看,在中國知網輸入主題“協商民主”進行檢索(截止日期2018年6月7日),總共有24858篇論文,其中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研究論文有19797篇,占據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并研究協商民主以來論文發表總數的80%。可見,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相關研究進入了高飛猛進的階段。細細梳理這些研究文獻,我們就容易發現,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三個向度上,這三個研究向度其實就是同一層意蘊的三種不同表述,其實質就是研究有別于西方的中國語境下的協商民主,重點圍繞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構建和實踐應用這一核心問題展開。
    從研究時間節點來看,通過在中國知網輸入主題“協商民主”檢索(發表時間設置為2012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7日),發現論文發表數量依次為2012年351篇,2013年2656篇,2014年4111篇,2015年4996篇,2016年3601篇,2017年2794篇,2018年1279篇(前5個月),近6年論文年度發表量呈現如圖1趨勢。

    趨勢圖揭示出,黨的十八大召開后的2013年、2014年、2015年論文發表年均增長量突破38.5%,增長速度直線上升。2015年是一個轉折點,2015年后國內協商民主的論文發表數量走向略有下降并連續兩年出現小幅度下降,直到2017年12月黨的十九大召開后,關于協商民主的研究又引起了更多學者的研究和關注,相關的論文成果又開始出現回升并有新一輪快速增長的勢頭。細細梳理出版市場上出版的現有研究專著,同樣容易發現出版的現有相關研究專著絕大多數都產生于2013年、2014年、2015年這三年。
    十八大以來國內協商民主研究成果形成的整體趨勢和集中年份遵循其內在的發展規律,這個規律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規律。一方面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成效會激起黨和國家對協商民主這一民主政治形式的特別關注和高度重視;另一方面黨和國家對協商民主的關注和重視程度又會推動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研究的熱度和力度。十八大以前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進展相對緩慢,大多研究成果僅停留于西方協商民主理論與實踐的轉介和研究以及中國特色視域的協商民主基本理論問題探討這兩個領域。而到了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次正式確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概念并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后,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加入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或“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這一研究行列。尤其是到了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全中全會對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作出進一步部署,并提出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此后國內學界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所形成的成果出現爆炸式增長,研究內容涉及到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內在邏輯、理論內涵、本質屬性、實踐意義、戰略思維、制度體系建設等方方面面。從2016年起,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熱度出現了退減的跡象,但受黨的十九大提出要“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作用”并將“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列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之后,國內學術界重新掀起了一股研究協商民主的熱潮,研究的關注點開始轉向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實踐問題研究,這一點可以從黨的十九大以來所形成的相關研究成果的論文篇名中得到印證。
    從關鍵詞分布來看,在中國知網主題欄輸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或含“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進行檢索,論文發表時間同樣設定為2012年11月15日至2018年6月7日,共檢索到5971篇文獻。通過計量可視化分析,其關鍵詞分布排名前20位的分別是:協商民主、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人民政協、政黨協商、基層協商民主、民主黨派、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政治協商、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國家治理、參政黨、選舉民主。這些關鍵詞可以從一個側面窺視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研究的相關內容、相關方面或相關視角,在前20名的關鍵詞中并沒有出現“制度體系”、“制度化”、“基層社會治理”、“治理場域”等關鍵詞,表明了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雖然形成了眾多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理論研究成果,但關于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化、中國特色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以及發揮協商民主在治理場域的作用等方面的原創性成果仍然欠缺,這就為今后進一步深化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研究提供了較大的研究空間和理論創新可能。
    二、協商民主研究的基本主題
    縱觀現有的國內研究成果,其基本主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基本理論研究。國內學界研究協商民主最早是從研究和轉介西方協商民主理論開始的,較早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國內學者有俞可平、林尚立、陳家剛等人,他們較好地將西方協商民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介紹到中國,有力地支撐了國內學界構建屬于中國自己話語體系的協商民主理論。2007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辦發布的《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第一次提出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形式,這一提法從國家政策文件層面第一次肯定了協商民主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地位,國內學界的研究重心從之前一味純粹性地研究西方協商民主理論轉向廣泛意義上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上,但構建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這時還未引起國內學界足夠的關注和重視。黨的十八大從黨和國家的層面正式確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概念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想形態是什么?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有哪些異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內涵、構成要素、功能價值、主要渠道、獨特優勢究竟是什么?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形成的內在邏輯是什么?諸如此類概念性或理論性的問題亟需我國學界從學理的角度進行研究和厘清。十八大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加入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或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這一研究行列,并形成了一批理論價值較高的研究成果。比較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有:張宇、劉偉忠在歸納整理十六大以來國內學界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基本內涵進行相關闡釋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協商民主理論的基本內涵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公共協商與對話是其形式,保護公民權利、謀求福祉的提升為其宗旨,以及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構成要素包括對話主體、活動場域、適用領域等內容。俞可平認為中國宏觀的政治環境決定了中國的協商民主具有中國共產黨領導、協商民主比選舉民主更容易在社會中推廣以及兩個重點協商領域等特點。李君如提出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有三個基本的特點,那就是以民主協商為主要方法的民主實現形式、公民有序參與的民主形式和公民有序參與政治的善治民主形式。林尚立研究協商民主對中國國家建設的價值,指出協商民主無論是在對中國革命、新中國建立還是超大規模國家的平穩轉型和有序發展以及有效治理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張夢濤在《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發展研究》一書中闡述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理論基礎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政治理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這些主要成果及觀點較好地回答和闡釋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亟需厘清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為國內學者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進行深入性系統性研究掃除了認知層面的障礙性問題。
    二是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協商渠道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協商渠道究竟有哪些?國內學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一個規范性的界定和統一的稱謂,直到2015年中共中央印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后,國內學界才開始將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協商渠道歸納概括為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此后,愈來愈多的國內學者將注意力集中到了協商渠道這一研究視角,形成了一批與協商渠道研究視角相關的理論成果,其中關于政黨協商、政協協商、基層協商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多,而關于人大協商、政府協商、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協商的研究成果相對不足,這就為未來從協商渠道視角深挖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研究資源創造了廣闊的研究空間。這些研究成果的關注點更多的是聚焦于某種具體協商渠道的作用地位、角色定位、內涵界定、功能拓展、健全機制、路徑構建以及與其它協商渠道的活動關系等方面內容的研究。如陳明在《政黨協商:契合中國民主政治需求的制度安排》一文中指出,政黨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內容,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白帆、談火生在深入分析人大與政協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推進人民政協參與立法協商應遵循的五大原則,即黨的領導、站位準確、規范有序、發揮優勢、積極有為全過程參與。齊衛平認為政黨協商作為中國政治實踐中早已形成的歷史形式,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必須把政黨協商有機地嵌入到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之中。
    三是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研究。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至此在學界就刮起了一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熱潮,并在短短的五年內形成了極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此研究領域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及觀點有:李君如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在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建設過程中取得的重要進展表現為人民政協已經成為我國實行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人民群眾在社會治理中創造的各種形式的協商民主已經成為基層民主自治的重要形式。包心鑒提出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構建,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平等包容、多層推進、和而不同、和諧共進五大原則。趙志宇在分析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提出的理論背景基礎上,研究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理論內涵及其價值,闡述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前提和基礎是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其本質和核心就是人民當家做主,其載體是以人民政協為主體的各種形式的民主協商。劉學軍綜合已有研究成果,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這一概念作出了界定,并分析了當前我國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提出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依法運行、完善制度渠道、培育協商民主文化、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等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舉措。這些研究成果內容豐富,內涵深刻,基本上都是從宏觀或中觀的視角縱論健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相關問題,而且大多都是建立在文獻研究或純粹的理論推導或邏輯推理上,微觀研究或實證研究相對缺乏。
    四是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研究。黨的十九大從國家政策層面再次明確了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并將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思想列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十九大還著重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關于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的研究,當前學界的關注度還不夠,從文化自信培育的視角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形成的相關研究成果極少,更多的研究成果僅僅停留在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的文化淵源、文化底蘊、文化基因、文化培育、文化傳承以及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思想研究上。饒異認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文化淵源為中國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執政黨執政理念,并就如何培育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從公民協商意識、政治參與主體、協商制度三重維度提出了相應對策。劉玲靈、徐成芳深入分析了中國協商民主的性質、歷史底蘊、獨特優勢,并就如何推進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提出了政策建議。李承福、周德豐從中國式協商民主的特色、文化性格、蘊含的傳統核心價值觀念三個層面闡述中國式協商民主的優秀傳統文化底蘊,指出中國式協商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源自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經驗。夏澍耘認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孕育并初步形成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完善于當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劉希良指出習近平協商民主思想的理論創新包括首次界定協商民主概念、發展協商民主思維方法、確立協商民主文化自信等內容。王永香、陸衛明從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地位功能、精神內涵、實現路徑三方面探析了習近平協商民主思想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現有的這些研究成果,從廣義范圍內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的高水平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而從狹義范圍內純粹研究習近平協商民主思想所形成的成果相對較多。
    五是中國特色基層協商民主研究。通過學術搜索引擎檢索文獻發現,國內學界對這一主題的研究集中于基層協商民主聯動機制、時代價值、實踐現狀、實踐模式、發展路徑、制度化、法治化等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一批具有重大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的學術成果和觀點,比如:楊根喬對當前基層協商民主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造成這些問題發生的深層原因有民主傳統缺失、法治保障匱乏、協商主體履職水平受限、制度和長效機制不健全等因素。陳光輝、劉世華認為我國基層協商民主發展與國家制度層面的協商民主相比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要積極探索基層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形態。石晶在探討社會治理視域下如何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提出基層協商民主是一種社會治理模式,基層協商民主是制度化的社會治理模式等新穎觀點。厲有國以一種宏觀的視角從重要價值、面臨問題和實現路徑等方面研究中國基層協商民主的實踐問題。李恩俠、郭倩、趙芬從基層協商民主發展的政策依據、當前存著的主要問題和基層協商民主對促進社會治理的作用三個層面進行研究,提出穩步推進基層協商民主是協商民主發展的重中之重。王衛基于“溫嶺模式”實踐的分析,研究中國基層協商民主共識形成機制的規范形態是什么,并提出了一個初步的內容框架。縱觀現有的基層協商民主研究成果,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的內容指向:一是從宏觀或中觀的理論視角解構某種基層協商民主應用于基層社會治理領域的實踐模式;二是從廣泛的意義上解析當前基層協商民主現狀、問題及對策;三是從認知層面解決基層協商民主的一些基本概念或理論問題,如基層協商民主的價值、作用、特征、途徑等。
    三、協商民主研究的主要視角
    (一)治理現代化視角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價值訴求就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如何在治理現代化語境下來探討和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問題,就成為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內眾多學者熱衷選擇的研究視角,具體包括國家治理現代化、政府治理現代化、社會治理現代化等研究視角。劉彥昌、孫瓊歡在《治理現代化視角下的協商民主》一書中從治理現代化引領治理新模式、協商民主與治理現代化內在理論邏輯、協商民主與治理現代化外在實踐邏輯、治理現代化視角下協商民主的發展領域與政治價值四個方面闡述了協商民主與治理現代化的內在邏輯,提出了協商民主是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協商民主與治理現代化具有共同的價值意蘊等觀點。陳炳輝從國家治理復雜性與民主政治的困境、化解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民主政治困境的理路、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的協商民主實踐依據三個方面開展深入研究,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貫穿中國共產黨、各級政府、基層社區的全部領域,共同推進我國公共政策的民主協商決策過程,凸顯了國家治理復雜條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優勢與現實生命力”。吳曉霞提出協商民主與基層治理現代化價值目的具有契合性、協商民主對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有功能優勢、協商民主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是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必要保障的重要觀點。
    (二)實踐場域視角
    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應用領域極為廣泛,涉及到人民日常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國家政治制度安排內的協商民主、國家與社會兩個層面互動性質的協商民主,還是公民社會內部的協商民主,其重要作用的發揮都需要一定的實踐場域作為支撐。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實踐場域的類型是什么?目前國內學界還沒有一個比較統一和權威的界定。陳家剛提出協商民主的實踐場域主要包括:地方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區域性政治中的協商政治、風險社會中的協商選擇、全球治理中的協商民主。按照陳家剛這一實踐場域理論,地方治理(含基層治理)場域、區域性民主政治建設場域、風險社會場域、全球治理場域都可歸納為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實踐場域。另一種歸納法就是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五位一體”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大領域都列為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實踐場域。也有學者將政府治理場域、社會治理場域、市場治理場域列為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主要實踐場域。無論哪一種劃分法都無一例外地將社會領域納入到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重要實踐場域。從實踐場域的具體指向來看,國內學界更多將研究的目光聚焦到社會治理場域,尤其是基層社會治理場域,更偏愛從一種基層社會治理場域的視角來分析和探索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實踐應用問題,從基層社會治理視角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形成的高水平研究成果還不是特別多,且大多形成于黨的十九大后。可見,社會治理場域視角對于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研究視角而言是一種前沿的研究視角。隨著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和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作用,可以預見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國內學者從社會治理場域的視角來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實踐應用問題。
    (三)新時代視角
    新時代是一種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問題的全新視角。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賦予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新的內涵和功能,這就意味著十九大后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探討和實踐研究要主動適應新時代的變化和要求。這些成果基本上都是以新時代視角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價值、要素、體系、文化特征、人民政協、理論邏輯、現實價值、政黨協商優化等方面進行全新的研究和闡釋。齊衛平提出,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發展是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宋雄偉廓清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價值、要素和構成體系,為進一步加強協商民主制度建設,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與參與實踐,保證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廣泛持續深入參與的權力提供理論支撐。郭一寧就如何優化新時代中國協商民主的文化生態建設路徑,提出要培育“發展型”的協商文化生態、優化“參與型”的協商文化生態、培育“引領型”的協商文化生態等對策。
    (四)中西比較視角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和文化基因,但是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協商民主理論范式和話語體系的建構與西方協商民主理論傳入中國有著直接的淵源。西方對協商民主的研究起步較早,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基于西方民主政治體制的協商民主理論體系,而中國要構建起一套適合本土實際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體系,就應然要批判地吸收借鑒包括西方社會在內的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政治文明成果。黨的十八大首次從黨和國家政策的層面確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這一概念后,國內學界試圖構建一套有別于西方的具有濃郁中國風格且適合于中國現有政治體系框架的協商民主理論體系或話語體系,為此從中西協商民主比較的視角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相關問題就顯得十分迫切和必要。從現有中西比較視角的研究成果來看,中西協商民主比較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中西方協商民主理論比較、中西方協商民主異同比較、中西方協商民主制度比較、協商民主涵義中西方比較、中西方協商民主價值取向比較、中西方政黨協商民主契合與差異比較、中西方協商民主實踐形式比較、中西方協商民主理論源起比較、中西方協商民主理論與實踐比較。郭小聰、代凱認為中西方協商民主在概念內涵、興起的實踐基礎、理論地位、協商的制度與形式以及參與主體的平等性等方面存在差異,但二者在價值追求與實踐功能等方面有契合之處。
    (五)制度化視角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要“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一論斷后,國內學者開始以一種新的視角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進行研究,這種新的視角就是制度化視角。從現有的成果來看,與協商民主制度化相關的成果幾乎都是產生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研究內容主要涵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化的特點與價值、中國城市協商民主制度化的興起、中國城市協商民主制度化的決定因素、農村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的困境與對策、協商民主制度化發展中的秩序性問題、協商民主制度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協商民主的現實政治價值和制度化建構、黨內協商民主制度化,等等。如談火生、余曉虹從制度化的視角研究和分析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化面臨的主要議題及其挑戰,并指出中國的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有挑戰、有短板、有難點,需要我們在未來進一步探索。包心鑒認為協商民主制度化構建的基本原則為:人民民主原則、平等包容原則、多層推進原則、和而不同原則、和諧共進原則。吳進進、何包鋼開創性地提出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貿易開放程度、社會矛盾以及政府社會性支出力度等為中國城市協商民主制度化的決定因素。這些研究成果中,基于制度化的視角從廣泛意義或宏觀視野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相關問題的成果相對較多,而從微觀視野或基層角度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尤其是專門針對某種特定的實踐場域從制度化的視角來研究中國特色基層協商民主制度構建的成果幾乎沒有,這為國內學界今后深入從制度化的視角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提供了極大的研究空間和無限的理論創新可能。
    四、協商民主研究的評價與研究展望
    回顧十八大以來國內協商民主的研究歷程,容易發現學界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研究雖然起步比較晚、研究時間不長,但卻呈現了蓬勃發展的態勢,一批又一批的研究成果噴涌而出。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激起黨和國家從政治決策層面推動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發展,另一方面黨和國家關于鼓勵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發展的政治決策又促進了國內協商民主研究的新一輪發展。國內協商民主研究圍繞著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這一研究向度,集中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進行,其研究的問題涵蓋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問題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論空間問題,又有經驗空間問題;既有抽象的宏觀理論問題,又有具體的實踐應用問題;既有理論推導問題,又有實證分析問題,形成了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基本理論、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實踐模式、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建設、中國特色協商民主文化、中國特色基層協商民主等豐富的研究主題,以及治理現代化、實踐場域、新時代、中西比較、制度化等靈活多樣的研究視角。可以說,無論從研究主題還是研究視角來看,國內學界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研究得以不斷深化和拓展,相關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研究成績顯著。但與此同時,我們要看到當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國內協商民主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碎片化、淺層化和片面化的研究居多,而有理論高度和實踐深度的系統性深入性研究相對匱乏,適合中國政治語境下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體系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其二,現有研究成果內容更多的是從宏觀或國家層面上論述協商民主的相關方面,而從微觀的視角或基層的視角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成果略顯匱乏。其三,規范性的研究占據主流,而經驗性的研究相對不足。現有的國內協商民主研究,更多的是屬于政治學靜態層面的研究,關注的是“應然”的問題,而從政治學動態層面來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實然”問題的成果相對匱乏。其四,現有研究大多采用的是從概念到理論或從理論到理論的重推論演繹的研究方法,鮮有學者運用實證研究法或案例分析法開展協商民主的相關研究,基于實證或量化分析推導結論的研究成果嚴重不足,研究方法比較單一。其五,現有成果中關于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建構層面的研究較多,而從實踐應用層面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進行研究的成果相對較少,這就意味著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實踐應用研究今后仍然大有可為。
    綜合國內協商民主研究的現狀和發展態勢,展望未來國內協商民主的研究,將會出現以下四大新趨向:一是研究重點將由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構建層面轉向實踐應用層面。黨的十八大到黨的十九大期間,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重心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對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上,從實踐應用層面開展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研究形成的成果相對較少。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重要作用和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就為國內學界今后開展協商民主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意味著國內協商民主的研究重心將由過去純粹從認知層面解構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轉向到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實踐應用問題的層面上。二是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體系的科學構建。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大多都是從宏觀的理論層面來解構或解析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基本概念或基本理論問題,相關的研究成果呈現出分散化、碎片化、淺層次化的特征,至今還沒有形成在學界得到廣泛認可和推崇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理論體系。這一研究缺憾就必然會成為今后國內學界追逐的研究熱點和主攻方向,因為這不僅關系到國內學界研究重點轉向能否實現,而且關系到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實踐應用的研究是否有科學系統的理論支撐。三是未來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采用的研究方法將會更加的豐富多樣化。隨著國內協商民主研究重點的轉向和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從理論走向實踐,傳統意義上純粹的哲學思辨或理論推演的單一化研究方法將越來越難以滿足協商民主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而實證研究方法或案例研究法未來將會逐漸成為國內學者追逐的研究方法。四是未來國內學界對協商民主的研究更傾向于從微觀的視野或具體實踐場域的視角來研究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而不再像以往的特別偏向于從宏觀視野或國家建構層面來研究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基層協商民主制度化、基層協商民主實踐路徑、協商民主在基層社會治理場域作用的發揮等微觀視野或具體實踐場域的中國特色協商民主的研究,必將成為今后國內學界協商民主研究的熱點問題。

中國特色協商民主 研究主題 研究視角 研究趨向 責任編輯:admin
打印繁體】【投稿】【收藏】 【推薦】【舉報】【評論】 【關閉】 【返回頂部
上一篇【2019.01】鄉村振興:治理邏輯、.. 下一篇【2019.01】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

澳门金沙网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