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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及其對政治文化理論發展的貢獻
2019-06-16 09:30:46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高秉雄 林大祥 【 】 瀏覽:123次 評論:0
    代際價值觀轉變是指“二戰”前后出生的兩代人在價值觀上的轉變,即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具體而言,老一輩人更加強調物質主義價值觀——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年輕一代人更加注重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是對該現象的研究成果,由羅納德·英格爾哈特提出和論證。該理論不僅從一個新的視角——代際價值觀轉變出發預測和分析國家政治和經濟發展,而且通過理論建構和改進研究方法使之成為了一個新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進而對政治文化理論發展產生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一、相關文獻綜述
    國外學者對于英格爾哈特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研究較早,但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在論述該理論的基礎上開展理論的驗證、應用和批評。Kroh、Knutsen與Roalesnieto運用樣本調查和數據分析的方法開展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理論驗證,通過比較分析不同國家民眾的價值觀變化情況證實了代際價值觀轉變在西方國家的發生。Mastekaasa和Smith則通過展示世界價值觀念調查數據論證代際價值觀理論的前提假設和具體內容。Savage、Hayes與Charnock分別應用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闡述代際價值觀轉變對于政黨分野、女權主義運動和政治選舉的影響。另外,還有學者應用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及其相關數據分析代際價值觀轉變對于國家稅收、企業活動、社會道德和責任問題的影響。除了驗證和應用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之外,國外學者也對該理論提出了一些質疑和批評。Tufis和Cameron質疑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中的理論假設。Clarke、Dutt、Taylor與Davis對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中的指標體系設定提出質疑,認為應該將失業率、通貨膨脹率等要素納入指標體系的考量中。Jackman和Davis質疑代際價值觀轉變與政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認為政治生活中文化的作用被夸大了。
    國內學者對于英格爾哈特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研究起始于翻譯英格爾哈特的著作和論文。之后,國內學者圍繞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展開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對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解讀。王路遙與曾竟主要論述了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形成背景、主要內容和理論挑戰。周穗明、胡連生、吳魯平與沈杰則介紹了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下西方民眾價值觀念的變化情況。二是應用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分析中國民眾的價值觀變化。楊雄、陶文昭、上官酒瑞、鄭湘萍與李艷霞應用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分析代際價值觀轉變在中國的發生及其對中國政治發展產生的影響。三是關于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評價。韓瑞波在理解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基礎上闡述該理論對于分析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現實意義。盧春龍也在書評中對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做出簡要評價。
    通過文獻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通過理論的解讀、驗證、應用和評價,有助于不斷加深我們對于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認識和理解。但是,鮮有學者從英格爾哈特的問題意識出發,立足于當代政治文化理論發展過程對該理論進行全面、客觀地評價。某些專門研究當代政治文化理論發展過程的學者有所談及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理論地位和貢獻,但他們都未能系統性地剖析該理論的基本內容及其內在邏輯。鑒于此,本文試圖從英格爾哈特的問題意識出發,系統分析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基本內容及其內在邏輯,結合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轉換過程思考該理論對于當代政治文化理論發展的貢獻與不足之處。
    二、英格爾哈特的問題意識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西方國家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下迎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經濟呈指數式增長,福利國家制度全面建立,社會的物質匱乏和安全保障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與此同時,西方社會出現一些新現象,比如政治投票率的下降、休閑活動和社交活動的增多、社會運動的興起、傳統社會規范的衰落。這些新現象的產生都與“二戰”后出生的年輕一代人密切相關且集中反映在他們身上。具體而言,在政治生活中,年輕一代人希望得到更多的發言權,強調政治表達的自由,他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投票方式,而是尋求更加直接有效的政治參與方式——參與抵制活動、游行示威和罷工等;在經濟生活中,年輕一代人的工作動機不再是最大限度地獲得經濟收入,而是尋求工作的意義和樂趣,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他們積極參加各種休閑活動和社交活動,并且選擇更健康、更環保的生活方式;在社會生活中,年輕一代人普遍關注現實社會中的民權問題、性別問題、環境問題和戰爭問題,組織參加具有廣泛影響力的社會運動——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生態運動和反戰運動;在家庭生活中,年輕一代人在對待墮胎、離婚、同性戀、安樂死等行為的態度上表現得愈加寬容和開放。與“二戰”后出生的年輕一代人相比,“二戰”前出生的老一輩人政治參與水平較低且僅局限于投票方式,對于社會問題漠不關心,并認為墮胎、離婚、同性戀、安樂死等行為是不正當的。老一輩人熱衷于物質生活的滿足,對物欲滿足、金錢追求表現出高度熱情,對經濟增長和財富分配尤為關注。此外,與年輕一代人長期生活于相對穩定、舒適的環境下不同,老一輩人經歷了戰爭期間的饑荒和殺戮。在戰亂年代長大的年齡群體具有較高的經濟和人身不安全感。老一輩人對于安全保障問題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年輕一代人,他們極力主張保持經濟穩定、加強國防力量、嚴厲打擊犯罪。因此,年輕一代人與老一輩人在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表現出巨大差異:年輕一代人重視政治表達、生活質量、幸福感和環境保護;老一輩人注重經濟增長、財富分配和安全保障。如何解釋年輕一代人與老一輩人在認知、情感和行為取向上的差異成為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文化研究面臨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
    遺憾的是,當時既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未關注到這一現象,更遑論提出具有解釋力的理論。公民文化理論聚焦于分析特定國家的整體文化特征,國民性理論醉心于描述整體的國民性格。它們都忽視了特定國家和民族文化中的群體文化差異,未能將部分群體文化差異分析納入研究視野。因此,公民文化理論和國民性理論不能有效解釋西方社會出現的上述新現象和新問題。緣于既有政治文化理論在解釋新現象上的缺陷,政治文化研究受到多方詰難,一度走向衰落。
    回應新現象,解決新問題,復興政治文化研究,這樣的使命歷史性地落在英格爾哈特身上。英格爾哈特于1970年開始對歐洲六個國家進行價值觀念的調查,在1971年發表的《價值優先順序的變遷與歐洲整合》一文中首次公開提出在發達國家正在經歷代際價值觀變遷的觀點;在1977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西方民眾變動中的價值與政治方式》一書中,英格爾哈特提出“物質主義價值觀”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兩種價值觀類型,并明確指出歐洲國家正在發生著一場“靜悄悄的革命”:老一輩人普遍持有物質主義價值觀,年輕一代人更加傾向于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代際價值觀正在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1990年英格爾哈特在《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轉型》一書中正式提出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系統闡述了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兩個關鍵理論假設——匱乏假設和社會化假設;在1997年出版的《現代化與后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一書中,英格爾哈特將現代化進程和后現代化進程引入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研究中,這標志著完整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最終建立。之后,英格爾哈特發表多篇文章并于2005年出版《現代化、文化變遷與民主:人類發展時序》一書,不斷完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
    三、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基本內容
    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提出,現代化進程與后現代化進程形塑著現代社會的成員,影響著社會成員的需求層次以及立足于需求層次基礎上的價值觀;匱乏假設與社會化假設揭示需求層次變化和價值觀轉變何以集中表現在“二戰”前后出生的兩代人的代際差異上;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集中呈現現代社會的需求方向和兩種基本價值觀形態、兩種價值觀之間的關系及其代際轉變。因此,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基本內容包括“兩大進程”、“兩大假設”和“兩大價值觀”。
    (一)兩大進程
    “兩大進程”即現代化進程與后現代化進程。“截止20世紀中葉,‘現代化’這個用詞一直都沒有歧義,它指的是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官僚化以及建立在官僚化基礎上的一種文化。”伴隨著工業化的進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經濟發展獲得持久動力,某些重要變化應運而生——城市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工業制造的高效率、宗教傳統的衰落、官僚機構的日益膨脹。所有這些都是同一個軌跡的核心組成部分,而這個軌跡就是我們通稱的“現代化”。但是現代化進程不是線性發展的,它最終會到達一個轉折點,開始轉到一個新的軌跡上去,這個軌跡或可稱之為“后現代化”。
    現代化進程與后現代化進程的根本區別在于:現代化進程的首要目標是最大化經濟增長,后現代化進程的首要目標是最大化幸福感。英格爾哈特指出,“現代化的一致觀點是,經濟增長不但是好事,而且從道義上說也是善,經濟增長因此成為現代化的核心工程。”“后現代化不僅淡化了對經濟增長本身的強調,也淡化對造就經濟增長的科技發展的強調,強調的內容也從應對生存問題轉移到最大化主觀幸福感的問題。”現代化進程的廣泛吸引力在于它解決了民眾的生存問題和安全保障問題,為人們追求物質生活的滿足提供了可能性。后現代化進程的形成源自現代化進程中的全民富裕狀況。可見,現代化進程是后現代化進程的前提,后現代化進程承接現代化進程,但卻是它的進一步推進。
    “兩大進程”是代際價值觀轉變的基礎。這一論斷始于一個事實:現代化進程基本解決了社會成員的生存問題和安全保障問題。傳統社會中戰亂頻繁、生產力落后,人們既受宗教規范的約束,又受氣候、土壤、水源等自然環境的制約,解決生存問題和安全保障問題成為最重要的任務。現代化進程中,科技進步帶來農業作物品種不斷改良、農業生產技術顯著提高,進而極大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饑餓對于生活在高科技的國家里的大多數人來說,已無須擔心。在這些國家里,生產增長速度已經大大超過人口增長的速度。”科技進步增強了人們的自信,人們也不再通過依賴自然或者信仰宗教獲取生活必需品,而是憑借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辛勤勞動來求得生存。安全保障問題在“二戰”過后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福利國家制度建立的背景下得到充分解決。“自‘二戰’以來的幾十年里,發達工業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水平,加上福利國家提供了相當高的社會安全,導致了廣泛存在的不安全感開始消失。”此時,社會形成了一種共識:最大化經濟增長將有助于解決生存問題和安全保障問題,實現民眾對于物質生活的向往。
    當生存和安全都不成問題時,社會成員關注的重心轉移到新的問題上。首先,對于社會問題特別是環境問題的關心程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在生存存在不確定性的時期,出于最大化經濟增長的考慮,社會問題特別是環境問題成為民眾可接受的代價。而到了社會富足的時期,社會問題特別是環境問題不僅影響民眾的生活質量,而且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其次,人的自主性缺失問題得到關注。“大規模生產組裝線把工業制造分解成簡單的、標準化的、可以循環重復的常規操作,這樣就能夠以驚人的高效率制造出大規模簡單的標準化產品。但是生產力的提高也是有代價的,工人變成了龐大的中央控制機器組中的一環。”為了滿足物質生活的享受,人們疲于工作,生活變成一種只為掙錢而奔波的單一模式,人與人之間缺乏溝通,感情日益淡薄,社會成為一個缺乏人際交往和信任感的社會。
    社會成員關注問題的重心轉移由現代化進程向后現代化進程過渡。現代化進程固然消除了人們對于生存和安全保障的顧慮,但卻引起人們關注重心的轉移,人們開始反思現代化進程中最大化經濟增長這一核心工程,這預示著后現代化進程由此展開。在后現代化進程中,個人需求以及價值觀發生巨大變化,人們不再滿足于經濟增長帶來的物質享受,而是希望提高生活的品質,在一個環境優美的狀況下生活,選擇一個充滿樂趣和意義的工作,擁有一個更具人性、更有人情味的社會。針對突出的社會問題,人們主張政治表達上的自由,組織參加各種社會運動,希望在政府決策中有更多的發言權。正是因為現代化進程和后現代化進程在個人需求和價值觀變化上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英格爾哈特以“兩大進程”作為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邏輯前提。
    (二)兩個假設
    “兩個假設”即匱乏假設與社會化假設。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關注個人需求層次的不斷變化,且變化的總體趨勢是從低層次需求過渡到高層次需求,即從重視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向注重愛和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變化。馬斯洛的這一學術貢獻使得需求層次理論成為英格爾哈特提出“兩大假設”的理論基礎。“匱乏假設指個人的優先價值觀反映的是其社會經濟環境,即人們總是會在主觀上最為看重相對匱乏的事物。社會化假設指社會經濟環境和優先價值觀之間,不是一種即時調整的關系,也就是說,它們之間存在著很長一段時間的滯后。”
    匱乏假設是社會化假設的先導,社會化假設是匱乏假設的補充說明,兩者相互結合,共同解釋了優先價值觀的變化過程。匱乏假設與社會化假設的區別在于側重點不同:匱乏假設在經濟增長、個人需求層次和優先價值觀之間建立起關聯,社會化假設則解釋了優先價值觀在代際之間的差異和轉換。
    “兩個假設”是連接“兩大進程”與代際價值觀轉變的中介。這是因為“兩大假設”具體分析了“兩大進程”背景下個人需求層次變化與優先價值觀變化,并將代際更替納入優先價值觀變化的分析中。其中,匱乏假設表明經濟增長能促進個人需求層次從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向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發展。在傳統社會中,盡管個體需求存在差異,但人們都同時受制于物質匱乏和精神匱乏。物質需求和生存安全等物質匱乏是人們考慮的首要問題,精神匱乏在生存都成問題的情況下處于次要地位,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成為人們的主導需求。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經濟增長造就了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人均實際收入大幅度提高,“福利國家與經濟增長共同加強了安全感。”因此,現代化進程解決了個人低層次需求問題,物質匱乏基本得到解決。當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帶給人們的滿足感到達一個臨界點時,精神匱乏問題逐漸凸顯,人們開始重視新的需求——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這種新的高層次需求是現代化進程向后現代化進程過渡的標志。在后現代化進程中,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成為人們的主導需求。
    個人需求層次變化反映優先價值觀變化。優先價值觀反映個體的主觀偏好,不同的成長環境影響個體產生不同的價值偏好,而個人需求層次反映價值偏好長期穩定的分布情況。具體而言,在相對不安全的物質條件下,個體對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需求層次產生特定偏好;在富裕與安定的有利環境下,個體對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需求層次產生特定偏好。當個人需求層次發生固定變化之后,我們可以預期,價值偏好的分布情況也將以一個可預見的方向變化。結果是,反映價值偏好的優先價值觀也將沿著一定的軌跡發生變化,即從更加強調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向更加注重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變化。
    社會化假設表明個人或社會的優先價值觀變化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相反,它是逐步發生的。英格爾哈特指出,正是在戰后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背景下,個人優先價值觀才發生變化,表現在社會層面,只有出現代際更替現象,社會主導價值觀才發生變化。之所以得出這樣的判定,主要源于兩個層面的考量:在個體層面,一個人的優先價值觀反映的是其未成年期的占主導地位的條件,但直至成年期個體優先價值觀才形成;在社會層面,社會主導價值觀變化是伴隨著新老年齡群體在某個社會的成年人口中的更替而發生的,而新老年齡群體的代際更替往往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因此經濟繁榮與社會主導價值觀變化之間存在一定的時間間隔。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將看到優先價值觀在新老年齡群體的代際之間出現巨大差異,這種差異由不同的早期成長經歷所決定。
    (三)兩種價值觀
    “兩種價值觀”即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作為相對應的兩種價值觀類型,英格爾哈特以測量的方式來界定二者。通過對“兩大假設”的分析,英格爾哈特初步確定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基本特征是重視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基本特征是注重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英格爾哈特提出十二項價值觀指標。“抵制物價上漲”、“穩定的經濟”、“經濟增長”、“維持秩序”、“與犯罪作斗爭”、“強大的國防力量”等六項指標與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需求層次相匹配,用于測定物質主義價值觀;“在政府決策中有更多發言權”、“在工作與社區生活中有更多發言權”、“更有人情味的社會”、“言論自由”、“注重理想”、“美麗的城市/自然”等六項指標與生活質量、自我表現和幸福感需求層次相匹配,用于測定后物質主義價值觀。
    作為現代社會的兩種基本價值觀形態,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分別對應社會成員不同的需求層次,反映社會成員不同的成長經歷。依據個人需求層次變化和優先價值觀變化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在“兩大進程”中的“出場順序”也不一致:物質主義價值觀出現在后物質主義價值觀之前,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形成于人們對于反映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需求層次滿足基礎之上。因此,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基礎,后物質主義價值觀是物質主義價值觀的發展。但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是否意味著物質主義價值觀的政治議題徹底消失呢?英格爾哈特強調,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并不意味著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議題和關懷就此消失,物質需求和安全保障永遠都是人們關心的政治議題,后物質主義價值觀只是取代物質主義價值觀的主導地位成為人們的優先價值觀。
    “兩種價值觀”明確了代際價值觀轉變的真實發生和具體方向,成為代際價值觀轉變的核心。“兩大假設”發現代際之間的巨大優先價值觀差異,而“兩大價值觀”指明這一差異反映的是代際價值觀的轉變過程,代際之間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轉變構成代際價值觀轉變的全過程。英格爾哈特在實證調查中發現,在各國的老一輩群體中,物質主義者的比例大大超過后物質主義者,而隨著年齡群體變得越來越年輕,物質主義者的比例在下降,后物質主義者的比例在增加。從代際更替的角度看,隨著年輕群體在成年人口中替代老一輩群體時,會有一個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到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逐漸轉變。這一變化過程就是代際價值觀轉變的發生。代際價值觀轉變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但是其方向卻是清晰的,即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轉變。此外,針對代際價值觀轉變真實發生的范圍,英格爾哈特強調,代際價值觀轉變并不是發達國家的特有現象。相反,它具有跨國相似性,在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只要國家在近幾十年里經歷了足夠的經濟增長,并使得較年輕的群體在他們的成長階段里經歷了明顯較高的經濟安全(與較老群體相比),那么它就會在這些地方發生。
    四、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主要貢獻
    作為當代政治文化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在當代政治文化研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它不僅通過理論創新和研究方法的改進獲得了比既有政治文化理論更強的解釋力,而且對于推進之后的政治文化理論也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第一,該理論開創了一個新的政治文化研究主題,即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研究,并形成一個新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產生于解釋新現象、分析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需要。面對“二戰”前后出生兩代人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上的一些新變化,公民文化理論與國民性理論失去解釋力。此時,政治文化研究也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一些批評者指責阿爾蒙德等人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存在保守、靜止、簡單的錯誤傾向。在此情形下,英格爾哈特率先發現發達國家正在歷經價值觀的重大代際轉變,深入研究代際價值觀轉變的過程,試圖從代際價值觀轉變的角度出發分析政治和經濟發展,最終建構起一套與既有政治文化理論不同的理論模型。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建構不僅為政治文化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研究主題,即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研究,而且成為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范式,為實現政治文化研究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二,該理論推動政治文化研究從全體國民整體文化特征研究轉向部分群體文化差異和變遷研究。縱觀諸多政治文化研究范式的轉換過程,政治文化研究對象經歷了一個從全體國民整體文化到部分群體文化的變化路徑,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政治文化研究呈現出精細化、科學化的發展趨勢,而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正是這一發展趨勢的重要推動力量。作為一種新的研究范式,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出現不僅豐富了當代政治文化理論,而且推動之后的政治文化研究逐漸走向部分群體文化差異和變遷研究,比如社會資本理論。與全體國民整體文化特征研究相比較,部分群體文化差異和變遷研究有三大優勢:一是它更具針對性。它以特定群體或多個群體的政治文化為切入點,解析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現象和新問題。二是它更加具體化。它不再從整體觀上描述全體國民整體文化特征,而是著眼于分析具體的部分群體文化差異和變遷。三是它更加深入。它將價值觀、社會資本等新元素引入政治文化研究的范疇中,不僅使得政治文化概念的內涵從一般的政治態度和國民性格擴展至更為核心和穩定的社會心理層面,而且促使政治文化研究更加準確、深入地把握個體主觀心理與政治行為之間的互動模式。
    第三,該理論從一個新的分析視角——代際價值觀轉變出發揭示了經濟發展、文化變遷與政治轉變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從政治文化研究的譜系來看,政治文化研究極為重視政治、經濟與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探討,強調政治文化既是決定民眾政治取向和政治行為的重要因素,又是影響國家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公民文化理論從民眾的政治態度出發分析何種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制度的鞏固和發展;國民性理論從國民性格著手探究政治體系的維持和發展需要民眾塑造何種性格特征。可見,既有政治文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論述了政治、經濟與文化三者之間的關系,但它們都集中于探討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系,試圖回答政治文化如何影響國家政治發展以及民主制度的鞏固和發展需要具備何種政治文化條件。此外,既有政治文化理論也忽視了政治文化的變遷過程,未能從文化變遷的角度思考政治文化對于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和作用。與上述理論不同的是,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不僅關注到文化變遷的過程,而且將經濟發展納入考察范圍,在經濟發展、文化變遷與政治轉變之間建立起一定的邏輯鏈條,從而以一種新的分析視角——代際價值觀轉變較好地解釋了經濟發展、文化變遷與政治轉變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它認為,經濟發展形塑著民眾的需求層次和價值觀念,導致代際價值觀轉變以及社會整體價值觀變遷,進而影響民眾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為,最終導致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出現新的變化,比如新的政治現象產生以及對于社會問題的高度關注。
    第四,該理論改進了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為之后的政治文化理論發展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啟發和思考。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與既有政治文化理論一樣,都采取理論論證與實證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中,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改進了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實現了對既有政治文化理論的超越。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價值觀測量指標體系的創建。為測量不同國家的價值觀類型,英格爾哈特創建了以十二項價值觀指標為內容的指標體系。這一舉措直接使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從單純的理論層面升級到可以通過實證調查進行反復檢驗的實證測量層面,為英格爾哈特進行長期的實證調查提供條件。二是進行長期性和連續性的實證調查。為檢驗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的正確性,英格爾哈特先后主持了歐洲晴雨表調查和世界價值觀念調查,樣本國家從最初的六個歐洲國家擴展至世界上近百個國家和地區,覆蓋了世界上90%左右的人口。期間,他充分運用問卷調查、田野觀察和深度訪談等方法開展實證調查,時間跨度長達30年之久,從而建立起一個規模宏大、覆蓋面廣、時間跨度長的世界價值觀念數據庫。三是運用因子分析法和群組分析法進行數據的統計與分析。英格爾哈特借助因子分析法檢驗了十二項價值觀指標的分組情況,推定出樣本國家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程度;借助群組分析法驗證了“兩大假設”的合理性,證實了代際價值觀轉變的發生。以上三點都是既有政治文化理論所無法比擬的優勢,既有政治文化理論不僅未構建起相應的測量指標體系,而且缺乏長期性和連續性的調查研究,理論分析局限于固定時間節點上的調查數據。因此,英格爾哈特建構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對于之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有著重大的借鑒意義。
    盡管英格爾哈特的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廣泛的認可和贊譽,但是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完善。本文認為,除了國內外學者對于理論假設、指標設定以及實證測量等方面的質疑之外,代際價值觀轉變理論還存在以下三點不足之處:一是個體優先價值觀的復雜性是否影響價值觀測量。英格爾哈特使用指標體系測量“兩種價值觀”在不同國家和不同年齡群體中的分布情況,試圖準確、清晰地反映出代際價值觀轉變在世界范圍內的發生。但是,作為反映個體心理層面的要素,個體優先價值觀在很多情況下會呈現出“兩種價值觀”并存的復雜狀況。另外,經濟危機、戰爭、內亂等事件的發生也會對個體優先價值觀產生影響,導致個體在成年期形成的優先價值觀發生一定變化,從而影響價值觀的測量。二是價值觀變遷是否存在倒退和停滯的現象。英格爾哈特堅持認為代際價值觀伴隨著“兩大進程”會發生從物質主義價值觀向后物質主義價值觀轉變的過程,而這一轉變過程將深刻影響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但是這并不能排除價值觀變遷存在倒退和停滯的可能性。三是地區文化差異是否會影響代際價值觀轉變的發生。英格爾哈特認為,當國家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且取得較高生存安全水平時,就會發生代際價值觀的轉變,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地區文化差異的存在。事實上,地區文化差異有可能阻礙代際價值觀轉變的發生,從而導致代際價值觀轉變在不同國家的發生與經濟發展水平顯示出不同步等復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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