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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述評
2019-04-09 13:56:27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宋秀琚 余 姣 【 】 瀏覽:207次 評論:0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全球治理。在兩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等場合,習近平總書記系統闡述了中國的全球治理觀。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強調“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隨著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實踐的不斷深入,相關研究日益成為國內學界廣泛關注的重要課題。學者們從各自的學術背景和研究旨趣出發,對全球治理的科學內涵、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考量、十八大以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進展、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面臨的現實挑戰和未來路徑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對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總結,厘清未來的研究重點和方向,對于推動中國更好參與全球治理,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全球治理”的科學內涵
    1.“全球公共事務管理”說。全球治理是基于人類公共事務的治理。蔡拓指出,全球治理是以人類整體論和共同利益論為價值導向的,多元行為體平等對話、協商合作,共同應對全球變革和全球問題挑戰的一種新的管理人類公共事務的規則、機制、方法和活動。曾巧生持類似觀點,指出全球治理是全球化時代全球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簡單來說,就是指在缺少一個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全球各種行為體合作處理全球問題的規則、機制、過程。
    2.“價值倫理”說。該說認為全球治理是價值支配下的全球協調行為。“全球治理不是一個自然的過程,而是一個人為主導下的全球性行為,而人始終是有價值取向的。所以,全球治理是價值支配下的全球行為。”李蕊指出,全球治理是基于一定倫理共識的全球協調行動。全球范圍內統一的價值體系(即全球倫理)是建構全球治理秩序的關鍵力量。
    3.“規則機制”說。張宇燕認為,全球治理是指在沒有世界政府的情況下,國家(也包括非國家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權衡各自利益,為解決各種全球性問題而建立的自我實施性質的國際規則或機制的總和。徐秀軍也同意該觀點,認為全球治理是一種以規則為基礎的治理。從本質上看,全球治理是規則治理,既包括可以強制執行的正式制度和機制,也包括人們和各種機構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
    4.“世界秩序”說。世界秩序說認為,全球治理是國際體系中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各個行為體的共同合作,以應對全球化時代人類社會所面對的各種跨國和國際挑戰,并支持各個國家實現國家治理水平提升的活動。全球治理將建構國際秩序,并協助建構各個國家的國內秩序,進而建構世界秩序。也即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等共同合作,通過訂立各類國際制度,在國際社會對主權國家管轄權以外的全球性問題形成有效管理,最終使國際社會接近秩序的過程。
    總體來看,學界分別從治理對象、治理依據、治理手段、治理目的四個維度對全球治理內涵進行了闡釋,即:全球治理的對象是對“全球公共事務的管理”,“價值倫理”與“規則機制”為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及可行性,進而實現構建“世界秩序”的治理目的。這些觀點多維度多視角闡釋了全球治理的科學內涵,為我們進一步研究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考量
    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考量,學者們從不同視角進行了探討。
    (一)“中國夢”視角
    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對中國夢的訴求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隨著中國夢的演進,中國顯示出參與國際多邊事務的更大決心和更大擔當,更有意愿和能力勸和促談,建設性推進和平進程,彰顯中國開放自信的外交風范和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二)“國際話語權”視角
    隨著世界力量格局消長變易,新興國家的崛起,西方支配世界事務的能力被削弱,許多非西方國家紛紛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話語權訴求,改變國際話語體系和國際話語權格局已在付諸行動。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有利于加快改革現有的不公平全球治理體系,提升中國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決策,使中國不僅成為全球治理的參與者,更是全球治理的建設者、維護者和引領者。
    (三)“負責任大國”視角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從一個積貧積弱的發展中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也從過去的“崩潰論”、“威脅論”轉化為“責任論”。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有助于澄清當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質疑與誤解,也是中國回應國際社會期待、塑造負責任大國身份的必然要求。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
    現存的全球治理面對諸多嚴峻挑戰。“治理困境”、“治理赤字”、“機制碎片化”及“全球治理失靈”等是擺在人類發展進程上的重大現實課題。為避免新興國家與傳統大國圍繞未來全球治理體系出現零和博弈,發達國家應與新興國家、發展中國家一道共同探尋構建新型全球治理體系的可能性。中國將進一步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力所能及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與各國人民一道,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共同創造人類繁榮和美好未來。
    三、十八大以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進展
    中國既是全球治理創新的理念和智慧貢獻者,也是全球治理外交的積極實踐者。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新進展,學界從理念創新和實踐推進兩個層面進行了諸多論述。
    (一)十八大以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念創新
    1. 轉變參與全球治理的身份定位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定位,首先來自于自身的自我認知與選擇,同時也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始終強調堅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清醒認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發展中國家定位,把維護我國利益同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結合起來。隨著中國崛起步伐的加快以及融入國際體系的加深,負責任大國逐漸成為中國國家身份構建的新取向,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身份也由全球治理體系的融入者、建設者進一步發展為全球治理機制變革的推動者。
    2. 創新參與全球治理的價值理念
    第一,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全球化深入發展帶來的國際秩序變化,從根本上要求全球治理體系的大變革。“一國獨霸”“幾方共治”的治理模式既有悖全球治理的本義,也落后于全球治理的發展形勢和要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在此背景下由中國最先提出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人類以往的共同體中演變而來,卻又被賦予了主體多元化、價值包容性、層次多樣、關系復雜性及結構變動性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一倡議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的歡迎和認同,是中國貢獻給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全世界的政黨合作和全球治理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第二,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制向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必須有一個反映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和意愿、被國際社會接受的全球治理理念。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為破解當今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新原則、新思路,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的新動力新活力。第七十一屆聯合國大會將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納入“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決議,正是中國倡議轉化成全球共識的最佳體現。
    第三,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大國是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大國關系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國際體系的走向。隨著中國的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被美國視為首要對手。奧巴馬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旨在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面制衡中國崛起。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提出了中美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建議。其目的就在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種超越新興國家與傳統大國關系的新的大國關系模式。其中合作共贏的立足點之一就是全球治理。
    (二)十八大以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推進
    1. 提供更多的全球治理公共產品
    當前全球秩序出現一定混亂、中國自身實力顯著增強的時候,國際社會與中國更期許能夠有更多中國式的全球公共產品出現。近年來,中國不僅在全球經濟增長、防止埃博拉疾病流行、打擊海盜和恐怖主義、基礎設施網絡建設等領域提供有形的公共品,而且在金磚國家合作、“一帶一路”、“新安全觀”等領域提供新的全球治理理念,部分填補了西方國家能力下降后出現的公共品短缺和空白。作為典型的國際公共產品,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了全球治理理論的多重創新,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實踐和國際合作的新模式,被稱為21世紀最有前途的全球發展戰略和國際合作工程。
    2. 搭建全球治理新平臺
    傳統國際治理機制最初應對的是國家間維持和平穩定等傳統國際治理議題,但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國際安全問題以及各種全球公共產品的治理問題,其問題屬性與傳統國際治理問題屬性相比存在明顯的差異,傳統國際治理機制無法有效應對這些新的問題,從而產生了結構性的機制失靈。在此形勢下,G20強勢崛起,并被確定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金磚國家”概念也得以機制化,并成為“當代南南合作與南北對話的重要載體。”G20是中國首次以創始國成員和核心國成員身份參與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為中國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領導力提供了重要契機和組織形式。中國參與創設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成為中國建設“一帶一路”、推進現存全球治理架構變革的具體抓手。
    3. 拓展參與全球治理領域
    第一,共促發展與繁榮,推進全球經濟治理。全球經濟治理是全球治理網絡的核心部分。目前,全球經濟治理正面臨新舊動能轉換以及規則競爭加劇等復雜而嚴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識并激發新的合作動力。基于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治理觀,并務實提出了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諸多倡議和舉措。例如,中國積極利用G20這一平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與完善;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一道創立了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并成立了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并設立了絲路基金等。這也標志著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參與從區域化、碎片化向全球化、全面化轉變,中國邁開了主動重塑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步伐。
    第二,共筑和平與安全,推進全球安全治理。和平與安全是最大的國際公共產品,也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實踐的重點之一。隨著中國經濟崛起所帶來的一系列外溢效應,中國對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作用開始不斷提升。全球安全治理結構已經開始由“單獨由西方主導”向由“南北方共同主導”的方向轉型。近年來,中國通過“聯合國+G20”、“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印度+日本”、“聯合國+東盟框架+中、日、韓”等多邊框架就維持和平行動、打擊跨國犯罪行動、人道主義救援行動等全球安全治理議題開展了多邊合作。中國堅持親誠惠容的理念,積極開展大國安全對話和地區安全磋商,在處理島嶼和海洋爭端、邊界問題、朝鮮半島對話等方面耐心對話,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促進安全合作作出了新的貢獻。
   第三,共謀和諧與福祉,推動全球社會治理。中國與全球社會治理間的關系在21世紀以來不斷緊密,特別是隨著中國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及國際影響力的顯著提升,中國參與全球社會治理的理念也發生了一些變遷,更加重視中國為全球社會治理所做的貢獻。在國際減貧方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目標,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采取了不少超常規舉措,構成了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核心要義的中國減貧新方案。十八大以來平均每年1000萬人以上順利脫貧,對聯合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減貧事業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近年來,中國對東盟國家開展了一系列減貧國際合作項目,并將減貧合作納入“一帶一路”倡議。同時,中國一直致力于構建合作共贏的中非減貧合作范式,推動非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在國際禁毒、防艾等問題上,中國也開展了諸多實踐。2017中國禁毒論壇“戒毒康復制度與實踐”提出了“健康人生,綠色無毒”的禁毒倡議,堅持與國際社會綜合平衡、合作共治,推動禁毒國際合作邁出新步伐。
    第四,共享綠色與發展﹐推進全球氣候治理。堅持綠色低碳發展、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既是新時期中國政府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樹立負責任國家形象,為保護全球氣候環境作出積極貢獻的現實選擇。近年來中國致力于生態文明建設,向綠色發展方式轉型,以堅決表態和積極行動,堅定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顯現。自2014年起,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發生戰略轉型,從被動到主動,積極引領全球氣候治理,并于2016年啟動了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的“十百千”項目。2017年中國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試點,探索以市場機制實現減碳。這些舉措充分體現了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上勇于承擔的大國風范。
    四、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面臨的現實挑戰
    中國參與全球治理,不僅受全球治理的價值、目標、工具、制度的制約,也受中國自身的國際角色定位和一系列外交理念的束縛。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挑戰,學界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分析。
    第一,中國國際角色的內在矛盾性制約著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胡健、陳家剛等學者從中國國際角色自身存在的矛盾性進行了探討。胡健認為,中國國際角色內在的矛盾性表現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殖民主義體系受害國的矛盾;經濟規模大國與發展中大國的矛盾;在崛起進程中對國際公共產品的消費能力不斷加強與崛起大國對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陳家剛指出,中國在謀求“發展中國家”、“新興大國”的更明晰定位同時,尋求更好地參與、主導全球治理過程,依然面臨著巨大挑戰。
    第二,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尚未實現良性互動。隨著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深度調整,全球治理越來越深入到國家內部,以關注國內層面的全球性問題、協調國內政策為重點的“全球深度治理”的重要性開始凸顯,對國家的內政及國家間的協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與全球治理間的不合理關系便開始凸顯:一方面,中國參與的全球治理活動尚未以內化全球治理規制和理念為重點;另一方面,中國參與的全球治理活動也尚未很好地促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三,大國關系中對抗性因素上升增加我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難度。隨著全球治理體系進入加速變革的關鍵時期,中國發揮更大作用屬于水到渠成。然而美歐等西方傳統大國仍然從二元對立的邏輯出發,把中國發揮更大國際作用視為對它們的“挑戰”。趙碩剛指出,我國與美日等大國中對抗性因素上升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全球和區域治理領域的合作,大國關系“不穩定期”與當前全球治理的“重構期”重疊,給我國加強和完善全球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難度。
    第四,新興國家間的差異致使磋商機制效力不足。新興大國內部可分為“金磚四國”這樣的“超級發展中大國”和印尼、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二流發展中大國”,甚至在一個地區內存在著若干個相互競爭地區主導權的新興大國。這些新興國家內部差異大,彼此間的競爭激烈,導致內部磋商機制的實質效力不足。同時,金磚國家大多處于經濟轉型階段,各自內部的市場風險和利益差異使它們難以形成完整的全球治理共識,也難以承受剛性的全球治理機制和規則。因此,金磚國家要形成全球治理的整體能力尚需時間。
    五、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未來路徑
    國內學界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未來路徑也展開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國內視角
    1. 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奠定參與全球治理的國內基礎。在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互動過程中,國家治理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參與程度,以及國家在全球治理規則制定中話語權的實現。陳志敏指出,中國作為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有必要也有責任制定并實施積極的國家治理戰略和全球治理參與策略,為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整體善治目標的實現做出自己的努力:一是抓住機遇,順勢而為,以自身日益成長的能力和影響力,參與支撐全球治理體系,增強全球治理權威,推動全球治理變革;二是加強自身建設,提升治理能力;三是積極推進與全球治理體系的良性互動,既要善于學習有價值的東西,也要防止墜入西方模式的陷阱;四是積極挖掘中國國家治理的潛力,以自身的治理經驗和理念,豐富和發展世界的多樣性,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自己的貢獻。
    2. 加強理論研究和人才儲備,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理論參鑒與智力支持。理論和人才匱乏是影響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瓶頸所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要優先重視理論準備,推動全球治理的知識儲備和知識共享,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奠定堅實的知識基礎。劉世強指出,中國全球治理戰略的成效取決于我們的理論研究和學理思考,這就要求學界必須擁有一批具有良好素養和高度自覺的專家學者。他們一方面需要通過基礎和前沿研究加強對全球治理形勢和走向的研判,在全球治理的理論內核、研究范式和價值導向上貢獻中國智慧、傳遞中國聲音;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復雜深刻變化,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在總體原則、優先次序和技術路線圖等方面提供理論指導。在打造人才網絡方面,王鴻剛認為要運用政策引導和強化激勵等多種手段,進一步提高針對全球治理核心議題的專業研究能力,力爭國際領先水平,特別是要著眼全球治理的未來發展趨勢,做好戰略預置,搞好人才儲備。尤其要重視對人工智能、大數據應用、生物技術、能源技術等方面高精尖人才的培養、選拔和使用,以切實加強在未來全球治理中的議程設定和方向引領能力。
    (二)國際視角
    1. 提升制度性話語權,探索國際認可的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制度性話語權建設是中國推動全球治理轉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徑和手段。近年來,中國在推動傳統國際制度改革和建設新型國際制度層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并為構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新的路徑。但是面對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不公正不合理現狀,要突破“規則”和“制度”兩個關鍵,仍然困境重重。蘇長和指出,當前的制度性能力和制度性話語權應該集中圍繞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規則、“一帶一路”互聯互通規則、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制度體系等進行展開。另外,中國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過程中已經積累了許多中國倡議的制度和方案,國家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國際法律法規體系的編纂工作,假以時日的積累,就能成為中國所理解和實踐的國際秩序的法律和制度基礎。
    2. 推進全球治理規則革新,彰顯全球治理的“中國貢獻”。基于規則的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根本依據。由于現有的國際規則滯后于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發展變化,規則的充分性和基于規則的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G20杭州峰會上,中國倡導的九項國際投資治理規則得到其他經濟體的響應,標志著中國政府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進一步成熟。畢海東、鈕維敢指出,中國要在推動全球治理轉型中發揮作用,必須理順中國與全球治理的關系,逐步變“全球治理中國”為“中國治理全球”。在此基礎上,中國可以基于自身實力和實際需求,穩健地提出一些關涉全球治理議題的宏觀設想和規劃倡議,在前期充分調研的基礎上,逐步予以推進和實施。同時,中國在創建新規則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面臨治理機制碎片化的問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倡導新治理機制同時也要考慮如何整合既有機制,提升治理機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3. 適應治理模式的轉型,推動治理主體多元化。蔡拓對當前全球治理困境進行了深入反思,認為有效全球治理必須是當代國際關系行為體,無論是國家、政府間國際組織還是全球公民社會全員參與的治理。“國家必須認識到自身的局限,自覺地認同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不可或缺的作用,心甘情愿地與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參與、管理人類公共事務。同時,非國家行為體也要理性地承認國家的主導作用,反思社會中心論的偏頗,主動協調好與國家的關系。唯有如此,才能形成真正有效、可行的國家主導下的多元行為體協同共治的治理模式,開創全球治理的新局面。”石晨霞進一步指出,多元多層協同治理模式作為一種新的發展趨勢已經顯現出其優勢。對于中國而言既要加強對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全球治理的管理和引導,也要尊重它們的地位并給予發展的空間,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治理模式的轉型。
    4. 提升國際公關能力,贏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一是加強與新興國家溝通協調,主動承擔全球治理變革責任。韋宗友認為,在全球治理的諸多集團化趨勢中,新興大國協調是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鑒于新興大國內部在貿易、匯率乃至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等問題上還存在一些分歧和不同看法,其中一些問題與中國密切相關,因而中國必須加強與新興大國的溝通與協調,加大對新興大國外交力度,求同存異,共同推進新興大國及發展中國家在改進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主張和利益,使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均衡、有效的方向發展。二是多角度對外傳播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念和立場,消除西方國家的懷疑和誤解。徐秀軍認為,中國必須要在國際舞臺上宣揚中國的新理念、推介中國的新貢獻、倡導中國的新方案,以增進其他國家對中國全球治理理念、經驗和主張的了解,消除一些國家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目的和推動全球化進程而產生的誤解。趙良英、徐曉林持相同觀點,認為我們要通過國家戰略傳播,展現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作為,在全球治理中貢獻中國精神、中國價值,贏得國際社會更廣泛的理解和支持。
    六、評價與展望
    總體來看,國內學界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是在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和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實踐日益深入的背景下興起的,也是在中國不斷總結全球治理經驗教訓和直面全球治理諸多問題的現實背景下出現的。十八大以來,國內學界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取得了諸多有益成果,主要體現在:研究內容不斷深化。對全球治理的科學內涵進行了多維闡釋,逐步明確了全球治理的目標、對象、依據和手段;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考量、最新進展進行了全面解析,明晰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價值原則、身份定位和重點領域;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面臨的現實挑戰和未來路徑進行了客觀闡釋,為推進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縱深發展提供了指導方向。研究方法呈多樣化趨勢。注重將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結合,一方面從理論思辨的角度闡釋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論基礎和價值意義,同時也初步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性問題進行了回應性研究;注重借鑒馬克思主義理論、法學、歷史學、經濟學等研究方法,出現了一批多學科領域交叉研究的成果。研究視角不斷拓寬。學者們從中國夢視角、國際話語權視角、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等不同角度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學理性分析與探討,提升了相關研究的理論深度。
    但是由于全球治理是一個新興話題,目前國內學界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還處在“初級階段”,很多深層次問題尚未觸及。在研究內容上,重復性解讀的文章很多,創新性不夠,缺乏深刻性挖掘和系統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解釋性研究較多,實證研究、比較研究欠缺。學界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論探討和政策解讀層面,如何將理論研究成果通過科學原則方法轉化為實踐指導等問題,亟待深入探討;在研究視野上,視角較為單一,眼界不夠寬廣,缺乏戰略思維和國際視野。總體而言,未來的研究還應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其一,在研究思維上,將理論詮釋與實踐回應相結合。目前國內學界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大多屬于“理論解讀式”研究、“應景式”研究,“實踐回應式”研究和“持續性”研究則相對欠缺。在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中,“理論解讀式”只是基礎研究。通過該研究,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角色定位、理論主張和價值原則。加強“實踐回應式”研究,就是要以社會實踐和現實生活為研究主軸,直面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現狀,針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出現的系列問題和挑戰,給予理論上的回應,以更好把握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現實基礎和未來指向,使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更具針對性、現實性和實效性。
    其二,在研究內容上,將要素性研究和系統性研究相結合。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是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課題,既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新型大國關系”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等在內的諸多理念要素,也包括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目標原則、基本領域、治理方式、行為主體等內容要素。學者們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某一具體要素,或者某一具體要素的內部關系的研究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果,但這些成果比較零散,系統性和完整性研究相對欠缺。同時,國內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多以期刊論文、報紙文章的形式出現,專著甚少,這也使得研究在整體上呈現出碎片化、零散化現象。今后,學界的研究應注重將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置于黨中央治國理政戰略體系中加以考量,探討其在我黨治國理政戰略體系中的功能定位,并從理論內涵、價值理念、目標領域、機遇挑戰和實踐路徑等方面,嘗試構建起一套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完整理論體系。
    其三,在研究視角上,將橫向研究與縱向研究相結合。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研究既缺乏橫向上對不同類型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比較和借鑒,也缺乏縱向上對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比較研究,這有悖于全球治理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一方面,其他國家在參與全球治理方面面臨著與我國相似的問題和困境,特別是一些新興國家,他們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吸取;另一方面,對中國不同時期參與全球治理的異同及其深層次原因進行系統梳理,對于未來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加強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橫向和縱向比較研究,深化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基本經驗研究顯得至關重要。此外,十八大以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理論和實踐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學者們極少從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高度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進程的高度來探討該問題,這也是學界今后需要重點關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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