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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研究述評——基于CSSCI(2000-2017)的知識圖譜分析
2018-12-30 09:04:46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侯江紅 劉文婧 【 】 瀏覽:426次 評論:0
    改革開放以來,基于我國社會轉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社會組織發展呈現井噴態勢。21世紀以來,社會組織研究更是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本文借助可視化軟件CiteSpace對該領域的文獻進行定量可視化分析與信息挖掘,系統梳理社會組織相關研究的演進軌跡和主要議題,有利于今后更好地把握該研究主題的研究動態和發展趨勢,為今后提供更高的研究起點。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軟件工具為美國德雷賽爾大學陳超美教授開發的一款可視化軟件CiteSpace。“通過可視化圖譜的繪制形成對學科演化潛在動力機制的分析和學科發展前沿的探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某一研究領域,尋找開創性和標志性文獻、主流主題、演變趨勢、研究領域間的關聯。”1通過節點、連線等要素組成的圖譜直觀形象地來展現某一領域文獻間的被引、共現、合作情況,利用統計學的方法對數據進行聚類分析,描述和解釋文獻的變化規律。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1.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CSSCI)。為梳理社會組織的相關研究,并鑒于不同學者的研究成果常以社會組織或民間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等為名稱,所以對社會組織名稱以檢索式:篇名(詞)= 社會組織or非政府組織or民間組織,入庫時間=2000年—2017年,文獻類型=論文,檢索到1321條文獻記錄,下載數據導入到CiteSpace5.0.R1中,進行時區分割和閾值選擇。最后,運行該軟件并生成知識圖譜。
    2.規范關鍵詞

    為了實現數據的準確性,在數據處理中對關鍵詞進行了規范化處理,合并相同或相近的關鍵詞:將“社會團體”、“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歸并到“社會組織”,將“農村社區社會組織”歸并到“社區社會組織”,將“合作治理”歸并到“社會治理”,將“社會建設”歸并到“社會管理”、將“境外宗教非政府組織”歸并到“境外非政府組織”,刪除無意義及詞義過于寬泛的關鍵詞。

二、文獻統計分析
(一)文獻產出時間分布
    文獻數量的變化情況是衡量該領域研究進展的重要指標。從圖1來看,CSSCI收錄的2000-2017年有關社會組織的文獻出版數量是持續上升的,總數是1321篇。除了2002、2005年、2011年這幾年是年度發文量開始下降的節點,但之后發文量都呈上升趨勢,其中2014年的發文量最多,高達148篇,2017年下降幅度最大,只有50篇。研究機構及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政治學、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學科領域。


(二)研究文獻來源與引文統計
    如圖2所顯示,文獻出版來源期刊來看,刊登有關社會組織研究論文量較高的是《中國行政管理》(68篇),其次《社會主義研究》(31篇)、《求索》(19篇)、《理論與改革》(18篇)、《學習與實踐》(17篇)、《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與《中國青年研究》(15篇)、《內蒙古社會科學》與《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4篇)、《學術交流》與《探索》、《社會科學》(13篇)、《學術論壇》和《學海》(12篇)、《江海學刊》(11篇)。作為反映政府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的《中國行政管理》雜志是目前我國行政管理學科大型綜合性期刊,刊登的是社會組織方面的最新的學術理論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改革實踐論文。


    文獻被引頻次較多說明其觀點得到的認同度較高,其研究價值也相對較大。該研究領域目前為止被引頻次最多的是學者俞可平于2006年發表的《中國公民社會:概念、分類與制度環境》。作為國內最早倡導公民社會研究的學者之一,俞可平在該文中系統界定并辨析了公民社會、第三部門、制度環境、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中介組織、群眾團體、社會團體、人民團體等概念,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制度環境的內容、特征、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進意見進行了深入分析。俞可平對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開創性研究,他的觀點在國內政治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其次是王詩宗的《獨立抑或自主:中國社會組織特征問題重思》一文,通過結構性、能動性兩大視角,指出中國社會組織之獨特結構及實踐,是組織對其所面對的“制度復雜性”的能動“回應”,這種回應導致了中國社會組織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復雜且多樣組合,并在總體上呈現“依附式自主”特征。2學者王名的五篇文章的被引頻次都在前十五位,是對社會組織研究做出貢獻的重要研究學者。王名的研究成果極為豐碩,其文《走向公民社會——我國社會組織發展的歷史及趨勢》指出,30年來社會組織發展的歷史推動著中國社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公民社會,并對影響社會組織發展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提出三條中國公民社會可能的發展道路假設。另文《改革民間組織雙重管理體制的分析和建議》,針對雙重管理體制基礎上現行法規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由行政控制轉向分類監管、資源引導和行為控制的改革思路。康曉光在《分類控制:當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研究》一文中對國家與社會關系方面進行分析,提出了“分類控制體系”的觀點,在學術界引起了熱烈討論。
三、社會組織研究的階段性特征
    識別社會組織領域的演化趨勢有助于發現研究領域的階段性特征。通過社會組織研究的高頻關鍵詞列表(表1)、關鍵詞時區圖譜(圖3)和突現詞(圖4)的變化,得到以側重時間維度來表示知識的演進視圖。社會組織研究的階段性特征既是對其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的結果,又與國家各階段的相關政策方針高度相關。依據對相關文獻進行綜合判斷,將我國十八年來社會組織研究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研究初期(2004年以前)

    “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社會團體”、“國際非政府組織”等關于社會組織各類不同稱呼的關鍵詞突現程度較高。這是因為在國內學界,社會組織的稱謂一直是五花八門,概念上的多元化表明對社會組織概念的界定所具有的復雜性。這些關鍵詞含義相近,但卻有細微差異。《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將眾多概念統一為“社會組織”。學界研究的重心是探討社會組織的定義、性質、特征、分類、作用和功能概念等表層問題以及要不要發展和培育社會組織等基本理論。俞可平、王名等人都有專著或論文進行論述。國內學者主要致力于引進、消化、吸收西方學術的相關思想、理論和觀點,研究成果大多還停留在引進和介紹層面,表明這一時期國內社會組織的研究尚處早期探索時期。
(二)研究中期(2004-2011年)
    這一時期主要集中于社會組織在構建和諧社會、社會管理的功能拓展以及公民社會等思辨性問題的探討。高頻關鍵詞聚焦于“和諧社會”、“公民社會”、“社會管理”等。這與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鮮明地提出和闡述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科學命題以及“公民社會”的話語在社會學、公共管理學和政治學領域幾乎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
學界主要是圍繞著社會組織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角色與功能進行探討。有學者指出,社會組織具有緊密聯系民眾、維護民眾利益、整合民間資源、積累社會資本、自我管理、自我服務以及提升管理效能等積極特性。1并且能夠反映“社會人”的多元化利益訴求,架起公共權利和民間社會的互動橋粱。有利于實現社會和諧2,是和諧社會價值的倡導者和推動者3,從而成為構建和諧社會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一致認為促進社會組織的有序發展,才能為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4俞可平在《和諧社會面面觀》、《社會公平和善治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兩塊基石》、《公民社會對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和諧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等文章中對和諧社會進行了深入分析。5在此期間,學者們開始并借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對中國社會及公民社會發展實踐進行分析和解釋。公民社會成為當代一個有生命力的、富有原創力的分析概念。6關于社會組織與公民社會的關系,學者們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李景鵬提出公民社會由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長出來的純粹私人領域;另一部分是蓬勃發展起來的各類民間組織。7而俞可平則認為,公民社會的主體是非政府和非營利的民間組織;對于公民社會而言,民間組織的大量存在和快速發展是首要的。8王名描繪了作為第三部門的中國公民社會的理想狀態:不同形式的社會組織都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公民自發和自主的結社形式較易獲得合法性支持,社會的表達形式能多渠道地進行溝通、對話、協商和博弈,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社會組織能得到公共部門的資源;因社會組織的存在而積累社會資本,企業等營利組織富有社會責任,政府等公共部門更加民主和高效,整個社會富有和諧性、包容性、多樣化和承受力。9但從我國公民社會的制度環境來看,典型地體現為宏觀鼓勵與微觀約束、分級登記與雙重管理、雙重管理與多頭管理、政府法規與黨的政策、制度剩余與制度匱乏、現實空間與制度空間的共存。10可見,研究者們試圖在“公民社會”的理論框架中理解社會組織。2004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動社會管理體制創新”1,把社會組織等方面的建設,清晰界定為社會建設。十八大提出要“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2。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積極作用受到了頂層的高度重視。政府組織、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是社會系統的三大部門,分別對應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組織社會、管理社會、服務社會等社會組織的基本職能是其能夠作為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主體存在的根基,因此,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必須依托于社會組織這個主體才能真正完成其時代任務。3研究的重點是圍繞著社會組織如何在社會管理中充分發揮作用以及制約因素展開討論。
(三)現階段研究(2012-2017年)
    社會組織進一步發展面臨的問題不少,其中既有管理、運作和戰略方面的問題,也有法規、體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更有許多深層次的理論問題。當下是社會組織的研究不斷邁向深入研究與討論的階段,研究視域轉向了如何構建良好的、有利于社會組織發展的社會基礎環境以及如何有效推進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安排等深層次內涵問題。同時,對社會組織的分類研究也更加深入。該階段的高頻關鍵詞主要有“社會治理”、“協商民主”、“政府購買服務”、“制度環境”、“社區社會組織”等。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標志著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語境下,社會組織視為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主體,把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作為向現代社會治理轉變的重要內容。這一方向性定位引領了社會組織的實踐發展和治理創新。從宏觀層面上,研究者對社會治理結構進行了整體的觀察。社會治理強調合法權力來源的多樣性,強調社會的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即社會組織、私人部門和公民日益發揮著重大作用。由政府、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社會自治力量構成的系統就是社會治理中的行動者。4一個國家的社會治理狀況,既取決于政府對社會生活的管理能力,更取決于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5尤其關注了社會組織在治理轉型過程中所應扮演的新角色。社會組織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和依托。6在微觀層面,研究者通過對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行為進行觀察與探索,對社會組織作為新的治理主體的角色和參與能力以及社會責任等問題進行了梳理7并提出了引導并規范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建議和對策。8社區社會組織是基層社會領域中最為重要的組織形式之一,社會治理創新格局,必須以組織化載體為依托,社區社會組織兼具社區與組織化的雙重作用,是社會治理創新不可缺少的微觀主體。9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10。可以預見,如何通過優化社區社會組織生 存的制度環境來實現包容性發展與基層社區治理體系的構建問題將會持續研討。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構建協商民主體制,拓展包括社會組織、基層組織在內的各類主體參與民主協商的渠道。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廣泛凝聚智慧和力量。11自此,協商民主成為備受關注的理論熱點。社會組織協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形式和重要渠道,既有利于提高公民協商參與的意識與能力、推進社會自治的有序化和理性化,也有利于積累協商民主發展所需的社會資本。1一些個案研究的文獻突出了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在合作過程、信任建立、相互平衡、友好協商等方面的議題研究。2但有的學者也指出,因為社會組織的自利行動取向、內部治理失靈以及協商的制度缺陷等原因,社會組織協商也可能出現“失靈”現象,表現為協商群體極化、協商過程裂化和協商結果異化等。因此,需要加強社會組織協商制度建設、協商文化建設和協商能力建設。3十九大也提出要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統籌推進包括社會組織協商在內的協商民主。因此,社會組織的協商民主將會是今后討論的主要議題之一。同時,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推廣政府購買服務,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關于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以來,學界對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研究呈井噴之勢。


四、主要研究熱點
(一)國家與社會組織關系
    “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是當前國內學界的主流理論研究范式,“國家與社會”關系首先是通過公民社會的討論而引入學界的,逐漸成為國內學界普遍采用的一個分析術語。總體上學術界是在“國家與社會”的理論范式下來探討社會組織的。改革開放以來,基層社會和社會組織領域是國家與社會關系所發生的深刻變化主要集中的領域。丁惠平指出,在本質上社會組織是一種與國家權力形成潛在對抗的社會力量,從而,社會組織的迅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重構了國家與社會的邊界。4由于社會組織在構造國家與社會關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學者以社會組織為題探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與趨勢,成為近年來社會組織研究領域的熱點之一。借助“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社會組織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證成果。其研究范式傾向于將社會組織發展置于與國家互動的結構性情境中,預設是作為“社會”載體的社會組織具有彌補國家不足的重要作用。5“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的應用主要是公民社會理論和法團主義兩種取向。關于公民社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7-2010年期間,多數相關文獻主要研究公民社會組織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提出社會組織是公民社會的組織載體。王名等指出,各種社會組織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的延展, 都使它們日益融入社會進步的主流進程,成為今天與國家體系、市場體系交相輝映的公民社會體系。6從法團主義取向來看,研究者則較為關注國家權力對社會組織的規制和整合。指出目前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是一種“國家法團主義”,法團主義與中國社會有著多方面的契合性。7康曉光基于總體性研究視角相繼提出了“分類控制”,指出政府為了自身利益,根據社會組織的挑戰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與社會關系演變的過程實際上是國家重新塑造其社會控制體制的過程。通過建立分類控制體系,政府有效地控制了社會組織化進程,并提出分類控制體系是一種新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想類型”。在“分類控制”理論范式的基礎上,康曉光又提出了“行政吸納社會”理論,其核心是控制與功能替代。8關于分類控制,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政府實行的是以社會組織潛在功能的性質為核心的分類管理體系,把社會組織分為中性社會組織類、潛在正功能社會組織類和潛在負功能社會組織類,采用不同的管理策略。1唐文玉則提出了“行政吸納服務”的理論解釋模式,并把它與“公民社會”、“行政吸納社會”分別開來。指出“行政吸納服務”著重強調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融合,其互動機制是“支持”與“配合”,主要價值目標在于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與水平。2江華等基于理性選擇視角提出了“利益契合”論,認為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使國家處于支配地位,社會組織在國家的控制下參與公共事務。國家在處理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時會適時采取策略性和低制度化選擇,作為“經濟人”的政府選擇控制還是支持,取決于二者利益契合的程度。如果能夠實現雙贏,政府就會允許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但如果社會組織挑戰政府權威的話,將受到嚴格的限制。3劉志輝基于生物學共生概念提出了現階段政府與社會組織屬于非對稱性共生關系,表現為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非對稱性依賴和社會組織自主性不足,非對稱性依賴在實踐中會導致社會組織行政化、公共責任缺失和治理主體地位“缺失”的問題。4
(二)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
    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是近幾年行政管理改革的熱點,國內學界關于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研究文獻也較為豐碩。學者的研究主要分布在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意義、購買服務的邊界、購買服務的模式、政府與社會組織購買服務中的關系、社會組織承接公共服務效能的評估、購買服務存在的問題以及制度化建設等主題上。政府購買社會組織公共服務,既能使政府轉變職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提高公眾滿意度,又能促進社會組織廣泛參與公共事務,提升能力。5多中心供給比政府包辦更能滿足社會公共需求、更加富有效率。其中,民間組織在多元供給中占據特殊位置。因此政府要培育民間組織,提高其提供服務的能力。6“非營利組織的“非分配約束”特征使其具有提供公共服務的天然優勢,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能夠滿足多樣性與異質性的公共需求,是政府有力的公私合作伙伴。7大多數學者認為政府購買服務為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其服務優勢及社會組織的自身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和良好的契機,是構建新型政社關系的重要渠道,是政府培育社會組織的有效政策工具。
    但也有學者認為,在購買服務過程中政府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是一種策略性選擇建構而非制度化建設,因而是較為脆弱易變的。8崔光勝等認為,政府購買行為的雇主化、社會組織的異化、公共服務的內卷化現象之所以較為普遍,是由于法律、政策等頂層設計的制度空白。9政府購買缺乏對社會組織長遠發展的考慮和資助性的配套支持資金。韓俊魁認為,政府在向NGO開放資源方面仍很薄弱。這不僅影響了政府職能的有序轉移,也對培育NGO有明顯的制約作用。10王浦劬通過部分省市的實踐調研,對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實踐進行了梳理,將購買行為“內部化”,民間組織變相成為政府部門的延伸;購買標準不夠清晰,政府責任較為模糊;民間組織缺乏足夠的談判能力,造成單向度合作行為;購買程序制度規范程度較低,合作過程隨意性較大;服務評價和監督體系缺失,服務成本難以控制和缺乏公眾信任,形成額外成本歸納為制約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發展的六大問題。11目前來看,社會組織所承接的服務大多數是屬于傳統的社區服務,由于受到權力資源依賴、自身能力建設以及公眾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制約,社會組織在承接政府購買方面始終是處于弱勢和被動的,是一種非對稱性的依賴關系。呂納指出,政府購買服務在現階段遠沒有形成與社會組織平等的合作伙伴關系。政府購買服務中轉移的只是公共服務的職能,甚至有可能會加劇權力對社會組織的進一步滲透。1促使社會組織向國家權威的單向“靠攏”。關于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模式,王名總結出依賴關系非競爭性購買、獨立關系非競爭性購買和獨立關系競爭性購買三個模式,并提出要達到公共服務購買的效果,發揮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雙方的比較優勢,關鍵是要保持民間組織在購買服務中的獨立性,建立公開的競爭程序機制。這既需要政府部門加強對民間組織的信任,同時民間組織也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還必須完善相關法律制度。總之,要建立起政府部門和民間組織的契約關系,而非行政關系。2促進社會組織發展,是社會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保障。3學者們一致呼吁,必須加大對社會組織的培養扶持,激發其承接服務的活力和創造力,因為社會組織和公民社會的發育是購買關系達成的基礎。從現有的文獻來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購買服務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購買范圍、決策影響因素、購買模式、實施環境等方面。理論研究占據多數,定性研究比較普遍,對購買公共服務的風險控制、合同管理以及績效評價等采用量化分析的較少。關于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研究還有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間。社會治理模式及管理體制、社會政策包括社會組織政策、政府的職能模式等都是影響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體制因素或宏觀環境。因此,深入系統地分析影響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體制因素和宏觀環境,更具有研究價值。
(三)國際非政府組織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在扶貧、教育、醫療、環保等社會領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也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除了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定義、特征、類別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作用等探討外,學界對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階段、開展項目、活動方式、正面及負面影響、存在問題以及對策進行了相應的研究,部分學者還對構建國際非政府組織與我國地方政府、事業單位及本土社會組織間有效的合作、溝通和協調機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馬秋莎以全球化視角分析了全球公民社會給中國第三部門發展帶來的資金、項目、技術以及中國政府對待NGO政策的一些變化。4趙黎青歸納出現實中存在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兩種極端的看法,一種是將外國非政府組織“妖魔化”,另一種則是將外國非政府組織“天使化”,并從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評價國際非政府組織。5謝曉慶通過梳理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華三十年的歷程,歸納了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體上呈現出合作對象的多樣性、存在形式的復雜性、來源國別以發達國家為主、活動地域的不均衡性、活動領域的廣泛性等五項特征,以及政府采取“不承認、不取締、不干預”政策。6研究者對境外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大陸的活動模式、活動特點及活動規律進行了歸納,從管理模式的演變、代表機構管理、項目管理、人員管理和活動管理的相關政策及做法進行了梳理,并認為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取得的成就,來自于其堅持非對抗原則,取得各級地方政府的認可和支持。7改革開放40年,在華境外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地方政府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合作關系,但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的方面,基本態勢是大合作、小沖突。8
    近年來,從管理學視角學者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在華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監管。指出部分國際非政府組織有可能給中國帶來非傳統安全的威脅,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華滲透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中國國家安全和統一,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穩定,并從國家安全視角探討國際非政府組織在華的管理對策。9陳曉春結合我國區域內活動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組織性質、組織愿景、組織形式和活動領域,構建在華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分類體系,并建議建立分類注冊與歸口管理相結合的注冊管理制度。1部分學者從法律的視角對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注冊問題,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危機進行探討。2韓俊魁、郭占鋒、戴光全等學者運用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通過個案觀察獲得國際非政府組織是如何與地方政府合作開展項目的具體做法。3
    2017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正式實施,該法的頒布和實施填補了我國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方面的法律空白。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實施一周年來看,作為登記管理機關的公安部門和業務主管單位在管理和規范境外非政府組織在華各項活動的同時,對境外非政府組織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指導和支持,推動了該法各項工作的順利實施。隨著該法的實施,相關的配套政策需要逐步完善,該領域存在充分的研究空間,相關研究會及時跟進。
(四)社會組織管理體制
    不同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理論對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構建有著不同的要求。關于國家對社會組織的監管策略一直以來都是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國家與社會組織的利益契合程度決定了國家對社會組織是支持還是限制,較高的自由裁量權使國家的策略性選擇成為可能。鄧正來等根據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治理策略將社團管理政策演變歸納為一個從放任到控制、從以非常規力量管理為主到通過以法律治理為主、管理重心從中央向地方轉移的過程,而由此形成的監控體制背后則蘊含了一種監護型控制的總體邏輯。由于這種邏輯受不同時期改革形勢和政治體制改革重心轉移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場域均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表明了國家所持有的是一種“機會主義立場”。4敬乂嘉認為,基于國家能力的增強、公共管理的現代化發展、社會組織合法性的積累以及對社會組織合作伙伴的真實需求等因素,國家會更多使用引導導向的控制策略。5
    學界研究多聚焦于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雙重管理體制,普遍認為這套體制約束性多支持性少,在登記、注冊以及資源供給等方面社會組織受到不少限制。6在此制度環境下,社會組織大多呈現出對體制的高度依賴、缺乏活力等發展特征。7這一體制束縛和限制了社會組織的發展。部分學者據此提出了今后應形成鼓勵發展的新型政策框架。8也有研究者持不同觀點,乜琪認為在當時社會背景之下雙重管理體制或許是政策制定者最有效率的制度選擇。9白景坤等分別從政府和社會組織的角度分析了現行社會組織管理體制的合理性,強調了其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也是對社會組織實施有效監管的現實選擇;從社會組織的角度認為現行管理體制為社會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信任基礎,并為社會組織獲得各種資源提供了制度支持和制度保障。10雖然雙重管理體制旨在強化國家對社會組織的控制能力,但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還取決于其控制意愿和控制能力的強弱。由于復雜的府際關系和治理網絡,不同層級地方政府部門在執行中央政策時都會表現出不同的策略選擇,而并非簡單的“傳聲筒”,這意味著在地方的制度執行場域中,社會組織發展受到的影響更為復雜。1由于因部門利益和差異導致的“分散威權主義”特征,部分地方政府部門也會選擇與社會組織達成某種合作伙伴關系,從而有助于其實現部門職能和提升地位。2部分個案研究的文獻突出了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在合作過程、信任建立、相互平衡、友好協商等方面的議題研究。3一些草根性和國際性的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產生了良好的互動和協商。陶慶認為,盡管協商民主的實施存在著諸多困難,但在目前的體制環境下,地方政府也能夠在調整自身的政策偏好取向的同時,愿意以對話協商的姿態促成互惠互動,與民間組織產生共識,從而解決建構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關系所面臨的難題。4
    中國社會組織進入了快速發展期,這不僅表現為規模總量的快速增長,也表現為傳統的“宏觀鼓勵,微觀約束”的制度環境正朝著更為寬松的方向轉變。5我國社會組織的管理體制經歷并正在經歷著重大的制度創新過程,背后存在著發展型、控制型和規范型三種戰略思路,三種不同的力量彼此互動和博弈,共同推動著社會組織管理體制朝著有利于社會組織積極作用發揮、有利于整個社會和諧的方向發展。6持續的社會發展和政府職能轉變推動著政府不斷調整其社會組織發展策略。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都有了一些新的探索。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步伐更快,不少地方很早就試行采用寬松的“備案制”幫助一些基層民間組織獲得合法性地位。雖然這些探索未必意味著中國的第一部門與第三部門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本質的變化,但這些制度和政策的新改革和嘗試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對未來中國第一部門與第三部門之間的關系發展變化具有新的涵義。7從促進社會組織公共性的視角,要實現社會組織公共性與政府公共性的協同共進,政府對社會組織的管理需要從“控制型管理”轉向“發展型管理”,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支持需要從“偏向性支持”走向“協調性支持”。8進入21世紀以來,中央政府就不斷釋放積極發展社會組織的政策信號,十八大后國家更是將發展社會組織納入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范疇,最近召開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時代里社會組織在協商民主、社區治理、環境治理等領域要進一步發揮作用,但一些還尚未發現的體制機制及制度仍然在影響著社會組織的發展,還有待于深入探討。
五、結論
    綜上所述,通過梳理2000—2017年CSSCI來源期刊收錄的社會組織研究論文,利用CiteSpace5.1.R8可視化工具進行解讀,  研究發現如下:
    第一,理論脈絡與學術轉向。中國社會組織的研究初期,學界更多的是立足公民社會理論,側重關注社會組織的出現和發    展所產生的影響,西方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在這一時期影響著社會組織的研究內容和結論。2005年以后,公民社會的討論主題呈現逐漸下降趨勢,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研究更多地是基于中國實踐,結合社會組織治理實踐體現為頂層設計與地方政府創新有機銜接的政策演化路徑與運行機制構建本土理論。
    第二,文獻前升后降。2000-2017年,社會組織相關主題研究文獻產出量為1321篇,自2003年開始持續增長,2014達到峰值高達148篇而后開始下降,2017年下降幅度較大,反映了社會組織研究的熱度有降溫的傾向。社會組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學、社會學和公共管理學領域。
    第三,主題詞及研究熱點的發現。主題詞主要集中于公民社會、社會治理、政府購買服務、社會資本等。社會組織熱點研究具有較明顯的政策指向性,熱點詞突現的增減往往伴隨著新的政策的提出與落實。研究熱點集中在國家與社會關系、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管理體制以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等方面。總體而言,社會組織研究覆蓋面較廣,有一定的寬度和深度,存在如聚類“國家與社會關系”、“政府購買服務”、“管理體制”等較為成熟的研究領域,也存在如聚類“國際非政府組織”等一些薄弱的研究領域。十九大要求社會組織在協商民主體系、社區治理體系、環境治理體系和大扶貧格局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對于社會組織是重要的歷史機遇。未來,以上四個領域也將是學界繼續討論的主要議題。
    第四,量化的和精準性的研究不足。CSSCI來源期刊收錄的1321篇文獻從多角度、多維度研究了社會組織,但是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對社會組織的數據、資料和信息挖掘、提升數據價值等方面,現有研究仍存在不足。








社會組織 CSSCI 知識圖譜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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