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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共享發展:國內外研究脈絡、最新進展與比較展望
2018-12-30 08:26:27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魏志奇 【 】 瀏覽:356次 評論:0

    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和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1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對我國發展全局具有深層變革意義的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其中,共享是“五大發展理念”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我國今后和很長一段時期的發展指明了價值取向。黨的十九大又將包括共享在內的五大發展理念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提了出來,充分凸顯了共享發展理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重大方略意義。通過系統梳理國內外關于共享發展理念研究的最新進展和重要觀點,全面分析國內外共享發展理論的基本脈絡和基本范式,明確共享發展目前研究的薄弱環節和未來研究的方向進路,具有重要理論意義。

一、國內共享發展的研究脈絡、主要論點和最新進展
(一)共享發展的研究脈絡
    “共享”一詞正式作為政治詞匯和書面語言最早出現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中,報告在闡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綱領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目標是“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2。此后,“共享”的表述開始頻繁在黨和政府的相關文件中出現。2002年中共十六大把“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3作為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十分寶貴的經驗”之一。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在明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時,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1。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2010年十七屆五中全會在制定“十二五”規劃建議時明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3上述關于共享的提法基本上緊扣“發展成果人民共享”、“構建和諧社會”和“社會公平保障”等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主題。
    黨的中央全會提出并一步步拓展了共享的提法,學術界對共享的研究也是步步跟進和深化。具體來說,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共享發展理論,就是新世紀以來和諧社會理論、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理論和社會公平保障理論的理論升華,在此以前,國內大量共享發展的研究成果融于以上三方面,并基于以上三方面形成了多種研究視角:一是共建共享和諧社會理論視角。如李培林認為,共同建設、共同享有是和諧社會的基本主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4有研究進一步解釋,面對貧富分化拉大、階層流動固化等影響和諧社會的問題,必須堅持共享共建的原則,建立健全社會政策體系、法治保障體系等制度供給,讓人民在共享中參與共建,積極構建和諧社會。5二是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的視角。新世紀以來,共享發展成果逐漸成為時代課題:我國處于多元社會主體的利益訴求與利益不平衡共存時期,保障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不是利益剝奪是時代的要求。6學者張賢明將共享發展成果提高到“人民權利”的高度,認為保障人民有尊嚴地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前提是把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提升到人民基本權利的高度。7還有研究者指出,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是共享,本質是滿足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需要,根本是堅持以人為本,價值基礎是社會公正,現實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8三是利益共享理論視角。有學者提出,“共享利益”是現代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的原則。9四是共享機制理論視角。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整體上得到極大躍升,但是不同社會群體在承擔改革成本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上呈現出了失衡,確保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必須建立改革成果共享機制。10為此,有學者提出了實現社會共享的基本機制:機會共享機制、財富共享機制、權力共享機制、價值共享機制和知識共享機制。11
(二)共享發展的基本論點
    十八大以前關于共享和共享發展的理論研究成果已經不少,并形成了不同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但總體上看仍處于起步階段,學界對共享發展的基礎概念和基本理論也沒形成統一的認識。真正深入和系統地研究共享發展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共享發展理念之后。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共享發展作為引領當代中國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發展理念提出來,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必須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并為落實共享發展指明了方向。隨后學界迅速掀起了研究的“小高潮”,共享發展的基本理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這些成果主要體現在共享發展的思想實質、本質內涵、基本內容、理論意義、實踐價值、實現困境和實現路徑方面。
    第一,共享發展的思想實質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衛興華認為,共享發展的思想實質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根本體現。12蔡昉認為,共享發展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共享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共享發展的過程,就是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過程。1還有學者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共享發展的價值內核。2
    第二,共享發展的本質內涵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學者認為,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和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分別從根本目的、依靠力量和實踐指向等三個方面對發展作了本質規定,體現了共享發展的本質內涵。3有學者從黨的根本宗旨出發,分析了共享發展的本質: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發展的根本目的。4
    第三,共享發展的基本內容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漸進共享。對共享發展的基本內容,學者普遍認為:全體人民是共享的主體;共享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在內的全面共享;共享的前提和基礎是共建共創,共建共創的過程就是共享的過程;共享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具有漸進性,共享發展必將有一個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5。這些論點基本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關于共享發展的權威概括展開。
    第四,共享發展在哲學基礎、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觀創新方面,有重大理論創新意義。韓慶祥在對“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哲學概括”中認為,共享發展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哲學內核;6與此類似,有學者將共享發展稱之為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核心范疇”。在共享發展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方面,顧海良認為,共享發展理念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要旨;7持相同觀點的研究者提出,“共享發展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命題。”8韓振峰概括了共享發展對發展觀創新的意義:共享發展豐富了發展內涵、充實了發展內容、指明了發展方向、強調了發展重點、明確了發展目的、強化了發展動力,把中國共產黨關于發展的理論提升到新境界。9
    第五,共享發展在提升政治合法性、推進供給側改革和促進社會公平分配等方面,具有重要實踐價值。葉南客等社會學學者認為,只有堅持共享發展,才能使個體公平地享受到發展帶來的社會繁榮,個人的需求才能得到滿足、尊嚴得到保證,共享發展對于增進人民的政治認同和提升政治合法性,具有重大意義。10胡鞍鋼等經濟學學者認為,落實新發展理念,有助于推進供給側改革,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11趙匯等政治學者認為,共享發展的價值旨歸是公平正義,落實共享發展,堅持基本權利平等原則、按貢獻分配原則、弱勢群體救助原則,對促進社會公平分配有重大實踐價值。12
    第六,制度保障缺失、利益結構失衡、公共服務供給不足構成了共享發展的現實困境。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完善、政治體制不健全和權利保障缺位、計劃經濟時代的二元社會治理體制沒有根本改變、法律制度不健全等,仍然是社會公平正義和共享發展的基礎性制度困境。13城鄉、區域、階層、居民個人分配不均和貧富差距擴大,弱勢群體權益常常被忽視等利益結構失衡問題,是實現共享發展的重要障礙。公共服務作為實現人民的基本經濟社會權利,滿足人民基本生存發展需求的公共產品,存在明顯的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人群差距,對實現共享發展有直接和明顯的影響。1
    第七,從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利益協調機制、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發展模式轉變等方面探尋共享發展的實現路徑。實現共享發展,必須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這是共享發展的基礎性制度環境;在社會建設層面,必須推進以公平為導向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2除此之外,實現共享發展必須以發展方式和發展模式的轉變為根本,應以發展責任共擔、發展機會共享和利益共享為基本內容,實現經濟社會的包容性發展。3
(三)最新進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享發展
    黨的十九大深刻闡述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戰略,這些新思想新論斷新戰略構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享發展的“新境遇”,在新思想新論斷新戰略中重新審視共享發展,是共享發展研究的新課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急需拓展和深化,但我們從已有研究中可以梳理出一些基本線索。
    第一,共享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要求。黨的十九大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是一系列歷史性的新變化和歷史性的新要求促成的:我國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達到了新起點;我國處于全面建成小康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我國發展著面臨要素成本全面大幅上升的新約束;面臨經濟結構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失衡;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挑戰。新起點新約束新機遇新挑戰都要求必須落實共享發展。學者劉偉認為,包括共享在內的新發展理念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組成,根本上源于新時代新的歷史性要求。4持同樣觀點的學者認為,經濟增長、工業化和效率至上的發展主義的內在缺陷,最終必然會轉向新的發展理念,因此共享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新的發展觀的自覺實踐。5
    第二,共享發展是適應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應對方略。虞崇勝提出,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新需要,客觀上要求更加重視人民的公共參與和法治保障,更加重視保障權利公平和機會公平,更加重視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6;同時,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條件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成為“主要制約因素”。有學者認為,共享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現,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共享發展是基本途徑。7新發展理念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理念,堅持共享發展理念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要求。8
    第三,共享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論。2017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其主要內容是包括共享在內的五大發展理念。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胡鞍鋼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根本上是人民經濟學,堅持“以人民為目的”而不是“以GDP為目的”,堅持共享發展,不斷增進人民福祉,保證人民共享發展成果。9從其意義來看,五大發展理念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框架1,其中共享是目的,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目的論。
    第四,共享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確定發展思路的根本要求。有學者認為,高質量發展就是共享發展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共享發展可以充分調動絕大多數人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成為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2有學者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完善托底性社會政策,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和公共服務均等化,破除體制機制弊端保障人民平等發展的權利和機會,既是共享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形成高質量發展模式的主要路徑。3
二、國外共享發展的理論淵源、核心概念和研究范式
(一)國外共享發展的理論淵源
    第一,發展理念的重大轉型。二戰后,西方發達國家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在發展理念上實現了重大轉型,即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放任發展轉向宏觀管理資本主義的協調發展,實踐上主要表現為深度的收入分配調節和廣泛的福利型社會保障體系的實踐,其實質是通過國家調節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一定程度的共享。比如,收入分配方面,在初次分配環節,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一直占比較高。據統計,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的勞動要素收入就保持在70%以上,直到近些年來一直保持在75%—85%左右。4 在福利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英國和瑞典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基本建成了以全民性和普遍性保障為原則的福利體系,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理念轉型之下取得的歷史性進步。
    第二,“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新發展觀。收入分配調節和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社會財富分配的共享,而共享發展更是一種整體性的發展理念。法國學者弗朗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于1979年在《新發展觀》一書提出了一種整體性的、內生性的、綜合性的以人為中心的社會新發展理論,被稱為“新發展觀”。佩魯堅稱,只有把人自身價值的發展作為發展的根本目標,發展才有意義。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得出了一個偉大的結論:“發展=經濟增長+社會變革”,即發展不僅僅是財富的增長,還包括在增長基礎上減少不平等、失業與貧困。佩魯提出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社會發展的目的和尺度,開啟了發展理念的新時代。此后,學術界和國際機構才開始系統研究“如何使經濟增長更加公平,增長成果能廣泛惠及所有人”5。在新發展觀的基礎上,聯合國開發署從1990年開始每年發布全面衡量發展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實現了對發展價值的多維衡量。
    第三,以自由為核心的發展觀。發展的內涵是全面,本質卻是自由。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其著作《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提出了發展的自由本質:人的自由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發展的手段。他討論了發展中的貧困與不自由,對貧困原因的認識,經歷了收入貧困→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的深化過程,深入到了貧困的根源,他提出:各種社會歧視、缺泛權利和社會保障是貧富差距和無法共享的真正原因。因此發展的實質是拓展人的自由,而這必須創造平等權利關系以及擴展人民參與經濟社會事物的機會。6
    第四,包容性發展理念。與對貧困原因及其解決途徑認識的深化相對應的,是國際學界對增長理念的反思(見表1)。新世紀前后至今,增長理論經歷了涓滴增長→基礎廣泛的增長(世界銀行,2001)→益貧式增長或有利于窮人的增長(ADB,1999)→包容性增長(ADB,2008)1的邏輯演進過程。增長理論逐步演進的重要背景,是世界范圍內(尤其是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在取得GDP增長成就的同時,成果并未惠及所有人,反而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分化和貧困,其根源被認為是部分社會群體和個體被排斥在經濟社會發展機會之外,因此消除社會排斥,倡導包容性發展和共享性政策,就是必然的路徑。國際機構關于增長理念的演進,成為當今世界共享發展的主要理論淵源。


(二)國外共享發展的核心概念
    截止目前,國外學界、政界和國際機構圍繞共享發展提出了一些核心概念并作了闡釋,對這些核心概念的界定和擴展,構成了國外共享發展研究的主要內容,因此核心概念是我們研究國外共享發展研究框架的關鍵。
    需要說明的是,國外關于“共享”的研究,最早緣起于商業模式創新的需求,如Belk(2007)將共享定義為,出于我們與他人的需要而相互給予或獲取的分配行為和過程。2Felson(1978)在一篇關于協同消費的論文中首次提出了“共享經濟”的概念。3隨著網絡經濟的發展,共享經濟在實踐中獲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如Airbnb 和 Uber),這使得“共享經濟”一詞廣為人知。作為商業模式的共享經濟一詞,正在深刻詮釋當下經濟社會的巨大變革,但作為發展理念意義上的共享發展,與此相關卻又截然不同。本文的共享是發展理念意義上的。
    第一,“共享式增長”。亞洲發展銀行等國際機構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在一系列研究報告4中提出并系統闡釋了“共享式增長”(Inclusive Growth)概念,強調其核心要義是人人有平等機會參與增長過程,并分享增長成果。如亞洲開發銀行在“Strategy 2020”中認為共享式增長戰略包含兩個重點:一是增長是普遍擴展經濟機會的增長;二是保證社會成員參與增長并從中獲益。Klasen (2010) 認為,共享式增長重視結果共享性,但更注重過程的參與性與平等性。5
    第二,“共享型社會”。秘魯前總統亞歷杭德羅·托萊多(2017)在其著作《共享型社會》中援引了馬德里俱樂部對于共享社會的呼吁,提出了“共享型社會”的概念,認為共享社會尊重每個人的人權、為每個人提供公平機會;共享型社會不僅僅關注經濟增長,還關注人們的福利和機會是否得到尊重,其最終實現取決于經濟增長、機會平等和民主制度的良性互動。1
    第三,“權力共享”。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皮帕·諾里斯(Pippa Norris)在著作《驅動民主:權力共享的制度能起作用嗎?》中提出了“權力共享”(power sharing)這一概念,即共享意味著在政治決策過程向多重群體開放,各種利益群體都能參與決策和實施。他認為,權力共享能在社會沖突的規制過程中制造出一個共贏(win-win situation)的局面,也唯有此,才能緩和社會沖突,增強制度認同。2
    第四,“包容性制度”。麻省理工學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 和哈佛大學的詹姆斯·A. 羅賓遜( James A.Robinson) 提出了“包容性制度”一詞,認為包容性制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鼓勵所有人參與經濟活動,使他們能夠施展自己的天分和技能,并通過區分包容性(inclusive) 和攫取性(extractive)制度,表達了共享發展的前提是建立包容性的經濟政治制度的觀點。3
(三)國外共享發展的主要范式
    由于共享發展是一個視角廣泛的綜合性術語,因而基于不同的學科體系、研究視角和研究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總體來說,國外學界基于經濟學、政治學和哲學等學科背景及其學術流派,形成了三種主流的共享發展范式,被廣泛認可和使用。
    一是基于福利平等的共享發展范式。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從福利最大化原則出發評價經濟體系,即要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發展的唯一旨歸,他提出,國民收人分配越平等,越有利于增加社會經濟福祉。4現代福利經濟學則以帕累托最優標準作為最理想的分配原則。這實際上是在公平效率關系中強調成果共享的研究范式。二是基于資源平等的共享發展范式。羅爾斯將包括權利、機會、收入、財富與自尊在內的“基本善”的分配正義視為發展目的,“所有的社會基本善都應被平均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5表達了為最不利群體謀利的觀念。羅爾斯所構建的體系被認為是所有關于公平的解釋中最令人滿意的一種,實際上是強調權利和機會共享的研究范式。三是基于能力平等的共享發展范式。阿瑪蒂亞·森提出了個體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概念,超越了傳統用收入和效用衡量福利的局限,而替之以人的權利和自由的拓展,進而使人的可行能力的提升和自由的拓展成為發展的最終目的。6這種以人的可行能力的分析路徑,更加注重對平等的考量和人的參與積極性的尊重,無疑是對共享發展實質的深刻揭示。
三、余論:比較、借鑒與展望
    綜合比較中外共享發展,我們可以發現明顯不同的研究特點:
    第一,從研究背景來看,國內共享發展研究與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大主題基本保持了同頻共振,其研究脈絡、研究線索和研究進展與黨中央全會關于共享發展相關的重大決定和重大提法(如和諧社會、發展成果共享、社會公平保障、共享發展理念)的演進過程和演進內容保持了一致。從對CNKI學術文獻的統計來看,中央全會每作出一個重大決定、提出一個全新提法,就會掀起一個研究的小高潮,故國內共享發展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特征明顯。而國外的共享發展,沒有上升到執政黨的話語體系和理論主張的層面,而是隨著發展理念的轉變而提出的一種概念以及掀起的一種思潮,民間性和經濟性特征明顯。
    第二,從研究內容來看,國內共享發展研究,其核心要旨是“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發展就是最大的政治”,因此,其內容主要圍繞改善民生、解決公平正義問題、走共同富裕道路和規避發展陷進(如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等問題展開,其主要目標是“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而國外共享發展研究的內容,一些發展經濟學家往往將主題集中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平等、權利和機會以及消除貧困等方面,一些西方學者則是出于對自由民主理論的修正和補充,如對“權力共享”、“包容性制度”的研究。
    第三,從研究方法來看,國內共享發展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為主,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構成不同學科視角的學科支撐格局(從國內發表這方面論文的研究人員的不同學科分屬可以看到),其理論主張、話語體系和研究范式較為統一;而國外的共享發展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相關研究分散在經濟學、政治學、哲學和社會學等不同學科之中,以經濟學為主要背靠(從共享發展的相關概念和學術觀點的貢獻來看,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及其經濟學家貢獻較大),從對國外共享發展研究范式的梳理中也可以發現,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差別較大。
    從比較中可以發現,國外共享發展研究存在明顯的缺陷,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但就理論基礎和研究視角、研究方法而言,是比較豐富的,這對我們重新審視國內共享發展研究具有重要啟示價值,也為國內進一步深化共享發展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鑒。
    比較和借鑒國外共享發展研究,梳理國內共享發展研究的最新進展,國內研究還存在一些需要加強或突破的問題:一是已有研究數量已經遠遠超越國外,但從研究類型上看,文件解讀類多、政策建議類多、宏大敘事類多,與國外研究相比,有基礎理論支撐和邏輯鏈條完整的系統性研究相對缺乏,實證研究和微觀研究也有待加強;二是研究方法單一、話語體系單調,特色不明顯。與國外的多學科、多視角、多方法研究相比,國內已有研究的方法和視角大同小異,大都重復學界早已研究成熟的社會主義本質、群眾史觀、共同富裕、黨的宗旨等,共享發展本身作為一個學科交叉概念,其應有的多學科、多維度、多視角的拓展性研究相對缺乏;三是已有研究對共享發展的基本內涵、哲學基礎、時代意義等理論闡釋性研究比較充分,但共享發展的實施和實踐研究比較薄弱,尤其是共享發展實現機制研究薄弱,即使部分學者關注共享發展實現機制,也基本上集中于收入分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扶貧脫貧等發展成果共享層面。與之相比,國外共享研究,早就突破了發展成果共享層面,大多數研究一開始就集中在發展權利、發展機會共享方面。在人民美好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層面有更多需求的背景下,權利共享和機會共享等內容是國內研究需要進一步拓展的。四是通過梳理國內共享發展研究的最新進展,我們認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共享發展的全新境遇,也是共享發展研究的學術生長點,必須深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享發展研究,比如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重要內容的共享發展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與共享發展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共享發展研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共享發展研究、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背景下的共享發展研究等等,這些新課題將是今后一段時期國內共享發展研究的重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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