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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印太”戰略對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中“中心地位”的影響
2019-06-15 22:20:19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劉務 劉成凱 【 】 瀏覽:96次 評論:0

    “印太”最初為海洋生物地理學概念,近年來因印度洋—太平洋地緣政治地位的上升,遂發展為地緣政治、地緣戰略、地緣經濟概念,并從學術概念上升為官方政策話語,從概念上的爭辯演變為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構建地區權力結構的政策實踐。學界對“印太”戰略在地區局勢和相關國家可能造成的挑戰和影響,以及相關行為體可能采取的策略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然而,目前對“印太”戰略所產生影響的研究,大多限于該戰略對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的影響研究,尤其是對“印太”戰略擬圍堵和防范的目標——中國的影響分析。在“印太”戰略框架下,作為連接亞洲、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的東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不過,目前對東盟在“印太”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印太”戰略對東盟及東盟各國產生何種影響的著述不多。本文試圖分析東盟在“印太”戰略中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重要性的基礎上,探討“印太”戰略對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中“中心地位”的影響以及對東盟內部團結可能造成的沖擊。

    一、亞太區域合作中東盟“中心地位”的確立
    (一)東盟對亞太區域合作的貢獻
    為了維護東南亞地區和平,泰國、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四國外長和馬來西亞副總理于1967年在曼谷舉行會議,發表《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東盟成立的初衷不是為了解決區域內的政治和安全問題,而是通過平等國家間的合作實現東南亞國家共同體的構建,實現獨立國家的區域聯合。盡管東盟的最初宗旨不是解決安全問題,但仍在解決區域內國家爭端和沖突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如出面調解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的領土爭端、馬來西亞與印尼的海域爭端及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等。經過50多年的發展,東盟以推動區域內主權國家的友好合作為開端,在完成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后,2003年提出到2020年建成經濟、安全與社會文化共同體。東盟除了加強“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建設外,還與域外國家建設各類自貿區及區域合作關系。自2000年中國提議與東盟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后,東盟已與日本、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以及印度談判建設自貿區。在構建“東盟10+1”“東盟10+6”成功機制的基礎上,2012年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新西蘭、澳大利亞六國達成共識,開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RCEP不同于“10+1”自貿區框架,而是東盟與其他六國整合在一個自貿區框架之內,這有助于實現東盟與其他六國在經濟上的整合,為構建更大區域范圍的經濟共同體奠定基礎。
    隨著東盟影響力的擴大,在對外關系和區域安全合作上,東盟開始以集體發出更積極的聲音,并以東盟為中心推動成立東盟地區論壇(ARF)和東亞峰會(EAS)等安全合作機制,力圖在東南亞及其周邊地區構建區域安全與合作框架。1994年創設的東盟地區論壇的宗旨和目標即是就亞太地區政治安全問題與其他國家開展建設性對話和接觸,就建立信任措施、維和、海上安全、核不擴散、軍事情報交換和預防性外交領域開展合作。目前該論壇除了東盟十國外,還有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四國,以及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中國等27個國家。該論壇以對話為基礎,力圖逐步推進區域合作水平,為此制定了三階段區域合作議程,即促進建立互信措施、推進預防性外交和探討地區沖突的解決方式,論壇目前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政治安全對話與合作平臺。2005年東盟倡議籌建的東亞峰會,其目標是推動東亞一體化進程,實現東亞共同體,其成員包括東盟十國及中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美國等18個國家。東亞峰會囊括了該地區所有主要國家,還被明確授權在對影響該地區的關鍵問題上促進對話和合作。東盟峰會也是一個在領導層層面上尋求將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整合起來的區域合作機制。實際上,在促進更廣泛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區域合作方面,東盟峰會盡管存在諸多不足,但以東盟為中心推進東盟峰會無疑是當前較為恰當的方式。
    (二)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中“中心地位”的確立
    東盟在加強自身一體化以及推動東亞和亞太區域對話與合作的同時,還構建了一系列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機制,這些機制包括了東亞和亞太區域內的主要大國,在議程倡議與理念引導方面發揮“中心作用”,成為塑造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與秩序的重要力量。為了保證東盟在這些合作機制中的“中心地位”,由東盟倡導的區域合作機制對成員的身份作出規定并力求東盟主導會議程序,要求參加東亞峰會的國家須是東盟的全面對話伙伴,并已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或是與東盟組織有實質性的政治和經濟關系等。為了主導東亞峰會議程和方向,該機制規定東盟地區論壇每年在東盟輪值主席國舉行外長會議。
    “以東盟為中心”被當作東盟處理對外關系、推動區域對話和合作、構建區域合作機制的指導原則。東盟憲章規定,任何由東盟發起或倡議的機制或制度安排,東盟應該處于“中心地位”,其領導地位應該被認可。經過50年的探索和發展,東盟對內以推進經濟合作為重心,逐步由優惠關稅區到自由貿易區再到共同體,實現了具有法律地位的區域組織構建;對外建立了多個“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平臺和機制,就雙邊、地區以及全球重要問題開展對話,推進合作,努力提升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力。認識到東盟國家與域外國家有著復雜的關系,東盟不可能實施統一的外交政策,在此情況下,東盟只能利用自身作為區域組織的地位和身份,構建與外部的對話合作框架和機制,在機制的構建中,始終堅持以東盟為中心的原則。東盟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多層對外關系的合作機制,目的是打造亞太地區大國力量的平衡網。通過構建外部力量在亞太地區勢力的平衡和相互制約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大國主導亞太地區事務。同時,通過由東盟設計區域合作議程,推動地區合作,可以有效保障東盟的利益。
    不過,東盟“中心地位”的確立和延續是有條件的,它不是建立在東盟實力基礎上的霸權形態,而是在亞太地區特殊的權力格局基礎上,利用平衡外交,在大國間施展大國平衡的階段結果。一旦各大國在該地區利益爭奪很難妥協,彼此矛盾和沖突很難化解,就必將對東盟推動的區域合作機制造成重大沖擊。大國間新的權力競爭格局將取代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安全格局。當前,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儼然形成以“印太”戰略集團為一方,以快速崛起的中國為一方的遏制與反遏制的戰略格局。此種戰略格局的形成和演進是東盟難以掌控的,并已威脅到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非霸權形態的東盟“中心地位”的確立和延續得益于大國在亞太地區的妥協,特別是西式民主國家與中國的妥協。過去,盡管中國國力快速提升,然而美國并不認為中國短期內會對美國的亞太霸權形成重大挑戰。大國在亞太地區的妥協有助于東盟“中心地位”的形成。但是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提升,特別是隨著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二大軍費開支國,美國越來越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實力相對不斷衰落的美國認為中國的崛起已威脅到美國在亞太的霸權,乃至其全球霸權。為了應對想象中的中國崛起會對美國霸權形成挑戰的圖景,美國鼓動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形成“印太”戰略集團來遏制中國。過去美國認可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機制構建中的“中心地位”的原因,是東盟作為一個中立性的地區力量,在亞太地區奉行中立主義并在大國間尋求平衡,且把美國視為亞太地區安全的重要保證力量。因此美國在亞太地區霸權未受到威脅,該地區又未出現對其霸權形成挑戰的崛起國的情況下,認可了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事務中扮演的“中心地位”和發揮的“中心作用”。東盟“中心地位”的確立還得益于大國對東盟在地區問題上扮演的和平力量和為區域合作提供平臺與機制的認可。對中國來說,東盟是其鄰居,是其安全上、經濟上的腹地,一個中立與和平的東盟符合其利益。中國從封閉到改革開放,從孤立走向世界,需要東盟這個平臺,因此中國長期以來認可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中國仍把東盟視為重要合作對象,把東盟地區視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地區。為了與東盟開展更深入的合作,“一帶一路”倡議還努力在東盟地區推進和強化多邊合作機制,如進一步發揮東盟和與東盟國家發起的中國—東盟“10+1”、亞洲合作對話、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瀾湄合作、東盟地區論壇等多邊區域合作機制的作用。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在“印太”地區的推進,不但未削弱反而是鞏固了東盟在區域合作與對話機制的“中心地位”。
    “印太”戰略的核心目的是美國糾集其他國家遏制中國崛起。為了拉攏東盟支持“印太”戰略,消除東盟對該戰略弱化東盟“中心地位”的擔心,在2018年6月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稱東盟的“中心地位”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印太”戰略具有的對抗性質及由此加劇的地區緊張態勢并不符合東盟自成立以來所宣示的東盟“和平中立”的宗旨,也沖擊了東盟的“中心地位”。因此“印太”戰略的推出及實施,必將影響東盟的“中心地位”,造成東盟地區“中心地位”的弱化和東盟內部的分化。
    二、東盟在“印太”戰略中的重要性
    (一)東盟在“印太”戰略中的地緣政治角色
    學界對“印太”戰略所覆蓋的地理范圍的定義并不一致。廣義的“印太”戰略范圍為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狹義的“印太”地理范圍大致為東北亞、東南亞及印度洋北部的相關水域及毗鄰地區,也即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主要的能源商貿通道和大國激烈博弈的地區。從“印太”戰略出臺的背景、實施進程及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來看,該戰略的核心區實際上就是“印太”戰略狹義的地理范圍。另外,在“印太”戰略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印太”中的“印”不專指印度,而是指能對該戰略發揮重要作用的印度洋地區。不過,“印太”中的“印”也多指印度,因為印度在印度洋地區居于主導地位,占據了印度洋地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發揮著遠高于印度洋其他國家的作用。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印太”地理范圍,東南亞地區理應在其中占據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東南亞在“印太”戰略中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可從兩個方面顯示出來。一方面是“印太”地區各國尤其是西太平洋各國對東南亞地區的高度依賴。東南亞地區是連接亞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十字路口”,是“印太”地區的心臟地帶。太平洋西岸和東亞至非洲東部、西亞、南亞的主要海上商貿航線都必須經過東南亞的各個海峽和海上航線,其中尤以馬六甲海峽最為重要。另一方面從“印太”戰略所要達到的目的,即“印太”戰略集團對快速崛起的中國遏制來看,若無東南亞國家的參與,就難以形成對中國的有效圍堵。因此,東南亞地區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決定了“印太”戰略的實施有賴于東盟,至少是東盟部分國家的加入。
    因東南亞與中國在地理上相鄰及對中國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利用東南亞國家建立圍堵中國的防線一直是美國的重要思路。冷戰初期,艾森豪威爾總統為了阻止中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提出“多米諾骨牌”理論,宣稱美國必須干預東南亞局勢以保證東南亞地區不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威脅。美國為了建立對新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包圍圈,在1955年糾集親美國家建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中,泰國和菲律賓是成員國,南越、柬埔寨和老撾受該組織的軍事保護。美國還對任何能推動東南亞地區聯合自強,能牽制中國的行動都加以鼓勵和支持。為了阻止臆想中的共產主義向東南亞地區擴展,美國不惜卷入越南戰爭。對越戰爭不力后,一度對東南亞實行戰略收縮的美國,于1975年由美國福特總統再次提出“新太平洋主義”,要求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大力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聯系。
    冷戰后,無論是“重返東南亞”政策、“亞太再平衡”政策,還是“印太”戰略,其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東南亞在亞洲東部及西太平洋的地位圍堵中國。當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中,東盟沒有成為“印太”戰略的支柱,但在亞太地區的任何戰略和區域合作機制中,東盟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當前東盟未被列入“印太”戰略的主要支柱,一方面是該戰略尚在起步階段,“印太”戰略集團還未對東盟在“印太”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清楚的認識;另一方面是“印太”戰略在短期內難以獲得東盟支持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爭取印尼、新加坡、越南、文萊等國家的支持。如2018年2月10日至12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Taro Kono)訪問文萊和新加坡,除了加強與兩國關系外,也表明在日本的“印太”戰略中,東盟扮演著重要角色。
    (二)東盟在“印太”戰略的地緣經濟角色
    東盟對“印太”戰略的意義除了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外,還在于其重要的地緣經濟地位。東盟是亞洲的第三大經濟體,人口約6.14億,面積約447.81萬平方千米,市場龐大。2016年東盟GDP總值為2.559萬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72萬億美元,利用外資980億美元。2016年東盟利用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的外資分別為122.14億美元、115.35億美元、33.97億美元、10.46億美元。美、日、印、澳四國對東盟的投資總額高達281.92億美元,占東盟吸引外資的28.77%。美、日、印、澳四國對東盟的投資分別占他們海外投資總額的3.34%、7.94%、20.45%、56.51%。2016年東盟與美、日、印、澳的貿易總額分別為2118.01億美元、2018.92億美元、584.49億美元和527.88億美元。東盟分別是美、日、印、澳的第五、第三、第四、第三大貨物出口市場和第五、第二、第三、第三大進口來源地。東盟對中國經貿方面的重要性也非常突出,受益于雙方15年來的戰略伙伴關系和2010年建成至今的中國—東盟自貿區,中國已連續9年成為東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東盟則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以及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東盟貿易額在2017年再創新高,達到5148億美元,其中中國向東盟出口達2791億美元,從東盟進口達2357億美元。
    總之,東盟的大部分地區位于亞太戰略與印度洋戰略弧的交匯處,位于“印太”地緣政治的“中心地位”。無論從“印太”戰略狹義的地緣政治視角,還是其廣義的地緣政治視角,乃至從地緣經濟視角來看,東盟在“印太”戰略中都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此種重要性決定了“印太”戰略若要實現其遏制中國崛起的目的,并在該地區獲取經濟利益,就必定會拉攏東盟或東盟部分國家。而中國要化解“印太”戰略對自身的遏制,須進一步發展與東盟的關系,除了繼續加強與海洋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外,還必須著力發展與大陸東南亞國家的關系。
    三、“印太”戰略對東盟“中心地位”的影響
    (一)“印太”戰略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沖擊
    東盟自1997年推進東亞一體化后,利用大國在亞太地區的矛盾,不斷構建各種區域化的合作機制,并在其中逐漸確立了“中心地位”。東盟相繼力推的東盟“10+3”、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等機制都對形成和維護東盟的“中心地位”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僅是功能性的,主要發揮的是提供合作機制與平臺的作用,不是真正的權力中心。而權力中心與功能中心的分離異化了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地位,使得東盟不得不通過維護自身的平臺作用來延續功能“中心地位”。
    在“印太”戰略出臺之前,亞太各國大都支持東盟在該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如美國支持東盟主導的各種區域化的機制和東盟的“中心地位”,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議,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并與東盟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印度“向東看”和“東向行動”政策都支持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的“中心地位”。日本也積極支持東盟倡議及東盟在構建政治和安全共同體方面的努力。日本還主動參與東盟推動的多邊論壇,并尊重東盟在東亞的“中心地位”。澳大利亞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書》指出,與東南亞的雙邊關系是高度優先,特別是在安全方面,東南亞構筑了“澳大利亞的北方路線”和最重要的貿易路線。中國認可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積極作用,并支持東盟推動的各種區域合作機制。中國視東盟為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伙伴,是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可以依賴的朋友。中國與東盟的關系從1992年的中國—東盟磋商伙伴關系發展到1996年的中國—東盟全面對話伙伴關系,再到1997年升格為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2003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與東盟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
    盡管大國總體上認可東盟的“中心地位”,但隨著地區國際關系的演進,大國間矛盾和沖突的變化,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開始面臨挑戰。東盟“中心地位”的第一次挑戰來自2009年美國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東盟成員國新加坡、文萊、越南和馬來西亞都曾加入TPP,泰國、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也一度觀望。為了應對TPP可能會分裂和削弱東盟“中心地位”的狀況,東盟隨即提出建立由東盟加中日韓澳新印6個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并得到各成員的支持。直到特朗普上臺宣布退出TPP后,TPP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沖擊才暫告一段落。然而,當前的“印太”戰略對東盟的“中心地位”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各大國在亞太區域合作上對東盟“中心地位”的認可,如上文所述,它基于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大國在亞太區域合作中能夠相互妥協;第二個條件是各大國對奉行中立主義的東盟所推進的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認可。隨著亞太地區力量的此消彼長和大國間矛盾的深化,特別是“印太”戰略的出臺,東盟“中心地位”存在的兩個條件正逐漸受到挑戰。東盟“中心地位”的第一個條件因“印太”戰略逐漸成形而逐漸弱化。因為“印太”戰略集團推行對華遏制政策,激化了印太地區的緊張局勢,造成該地區出現戰略對峙,破壞了大國在該地區的妥協。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是美國的全面性政治對手、全球性經濟對手和區域性軍事對手的看法已經在美國的精英層形成并逐步強化,對華遏制自然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重中之重。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國,阻遏中國成為亞太地區的霸權國家,消除中國對美國全球霸權形成挑戰的可能,就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目標。中國國力快速增長引起的中日實力地位不利于日本的變化,引發日本的焦慮,日本已把中國視為主要戰略對手和威脅。為了緩解來自中國的巨大壓力,日本積極參與并鼓動其他國家加入“印太”戰略。2017年安倍出訪印度時,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講聲稱:“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為自由和繁榮之海帶來充滿活力的聯結,一個打破地理疆界的‘擴大的亞洲’開始形成。”“印太”戰略美日印澳四國同盟就是安倍政府鼓動下初步形成的。印度也是“印太”戰略的積極推進者,因為“印度實力相對較弱,無力單獨平衡中國,它希望在東亞聯系其他強國以應對中國強勢外交帶來的外部壓力”。2014年剛上臺的莫迪總理就明確要推進“印太”戰略,提升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關系。澳大利亞在多種場合中也表達了加強美澳關系,推進“印太”戰略的愿望。“印太”戰略集團與中國遏制與反遏制的斗爭難以妥協,而亞太區域合作中處于“中心地位”的東盟又未有調節雙方矛盾的硬實力和有效機制。為遏制中國,繞過東盟倡導的地區安全機制,組建“印太”戰略集團就成為國力相對衰落的美國的戰略選擇。因此東盟作為東亞地區安全和合作的“中心地位”的條件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東盟成為亞太區域合作“中心地位”的第二個條件也面臨挑戰。21世紀以來亞太地區出現的不利于美國的戰略格局的變化,使美國對以東盟為中心的各種區域合作機制不能實現其戰略目的而抱有怨言。美國官方多次批評東盟倡導的系列機制是缺乏效力的“清談館”。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國務卿兩次缺席東盟地區論壇;希拉里·克林頓曾宣稱,以東盟地區論壇為代表的“區域組織的形成與運行必須基于具體的、實際的考慮推進,更重要的是要令這些組織產生結果,而不僅只產生新的組織”。美國的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亞也對東盟在地區局勢中雖居于“中心地位”但不能做出有利于他們的決策機制多有不滿。小泉純一郎和鳩山由紀夫在執政時期大力推銷“東亞共同體”概念,就是對東盟地區論壇效力不滿的反應。澳大利亞前國防部官員羅恩·惠思肯(Ron Huisken) 則更為直接地批評:“東盟地區論壇若要發揮效力,東盟就應當從中心位置讓位,使大國走上臺前充當領導。”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也曾批評:“東盟系列區域機制不能足夠有效和全面應對地區挑戰,因而倡議建立‘亞太共同體’。”
    從地理范圍來看,“印太”戰略所覆蓋的范圍介于東盟峰會和東盟地區論壇所涉范圍之間,“印太”戰略所覆蓋的范圍比東盟峰會稍大,但比東盟地區論壇覆蓋的范圍要小。盡管目前“印太”戰略沒有具體的內容公開,但可通過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舉行的兩次四方會議管窺該戰略的主要內容和核心目標。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在2017年5月和2017年11月分別舉行的第一次四方會議和第二次四方會議,兩次會議公開出來的內容主要為:亞洲需要基于規則的秩序;海上自由航行和飛越自由;尊重國際法;提高連通性;海上安全;朝鮮的威脅和不擴散;恐怖主義。這些內容其實都可以納入東盟主導的東盟峰會和東盟地區論壇的會議議程,因為其都是開放性論壇和合作機制,都可以對區域內合作、一體化及政治安全進行對話與合作。因此“印太”戰略的出臺并推進,已威脅到東盟在亞太區域合作機制的“中心地位”。
    (二)“印太”戰略可能對東盟團結的沖擊
    東南亞是“印太”戰略的重要地理單元。因此,“印太”戰略離不開東南亞國家的參與。但“印太”戰略遏制中國,加劇地區局勢的做法不符合東盟成立的宗旨。雖然“印太”戰略四國同盟公布出來的四方會議內容與東盟系列區域合作機制貌似存在相同之處,但是“印太”戰略遏制中國的目的,必會加劇地區沖突和矛盾。東盟的宗旨和建設目標是本著平等與合作精神,共同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為建立一個繁榮、和平的東南亞國家共同體奠定基礎。故以促進本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很難與挑起地區沖突與矛盾的“印太”戰略集團進行合作。同時,東盟因其堅守“東盟方式”,即東盟所采取的任何行動都需得到各成員國的一致同意,雖限制了東盟對“印太”戰略實施統一的政策,但它并不能限制東盟部分國家參與“印太”戰略。東盟宣稱要在2020年建成以“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東盟經濟共同體”和“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為支柱的東盟共同體。不過,東盟自成立以來一再堅持的國家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和對國家主權的強調,決定了即使東盟建成了東盟共同體,東盟各國仍將如《巴厘第二協定宣言》指出的那樣,“東盟安全共同體承認成員國在追求各自的對外政策、防務安排方面的國家主權。”此種情況下,東盟各國在安全問題上主要還是采取自助的形式以實現自身的利益。東盟各國雖然支持東盟地區論壇在地區安全上發揮作用,但他們又擔心東盟不能切實保證自己國家的安全,因而部分國家主要是海洋東南亞國家采取與大國建立盟友或伙伴關系,通過加大與域外軍事大國的軍事安全聯系的做法來維護自身安全。
    隨著“印太”戰略的推進,在“印太”地區形成了以快速崛起的中國為一方和以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集團的另一方。東盟堅守其宗旨,奉行中立政策,作為一個整體短期內很難偏向某一方,但是其成員已作出了具有傾向性的選擇。大陸東南亞國家除了越南外,多數國家在對外政策上更傾向于積極看待中國的崛起和中國在地區事務中的作用。而海洋東南亞國家,除了與美交惡的菲律賓和還在搖擺的馬來西亞外,多數國家更傾向于向“印太”戰略集團靠攏。東盟國家中對“印太”戰略已明確表示支持的有印度尼西亞、越南、新加坡等國,他們或認可“印太”戰略,或對外表示支持“印太”戰略,或更積極地發展與“印太”戰略勢力集團的關系。
    為了向東盟國家推銷“印太”戰略并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防務合作,近年來包括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在內的美國官員加強了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攻勢。2017年11月特朗普訪問越南,雙方在聯合聲明中表示要深化雙邊防務、安全與情報合作。特朗普還闡明了自由和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框架。新加坡是“印太”戰略的重要節點,樟宜基地是美軍在東南亞的唯一立足點。新加坡位于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馬六甲海峽出入口,自然不會錯過借“印太”概念提升自身地位的機會。為了拉攏東盟更多的國家加入“印太”戰略,美國還不斷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防務與安全合作。2017年2月19日,馬蒂斯在德國波恩出席第53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與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NG Eng Hen)討論了防務問題。同年4月,雙方再次在美國討論地緣政治發展與防務問題。2017年6月馬蒂斯到新加坡出席亞洲安全保障會議期間明確了繼續積極參與亞太地區事務的態度。2018年1月22日至24日,馬蒂斯訪問印尼,與印尼領導人討論防務合作和海洋安全合作,并稱要讓印尼在亞太地區的海洋安全中扮演“中心角色”,成為“印太”戰略的海上支點。2018年3月6日至10日,“卡爾·文森”號航母編隊首次訪問越南,這是1975年越戰結束后43年來美國大型軍艦首次訪問越南。
    東盟國家中印度尼西亞也希望通過參與“印太”戰略來擴大其在地緣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并提升其國家地位。印尼非常希望通過其位于“印太”戰略弧中的重要地緣政治地位,提升與“印太”戰略集團的合作來確保和平與安全。2018年1月,在東盟—印度峰會上,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稱,“印太”地區是一個穩定、和平和繁榮之地;印尼希望“印太”區域架構建立在開放、透明和包容原則之上。印尼還稱東盟和印度是海上合作的支柱,東盟領導的機制如東亞峰會、《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能夠與環印度洋聯盟很好契合,并能夠溝通和整合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印尼外長瑞娜·馬爾蘇迪(RetnoMarsudi)在2018年的年度外交政策演講中也提到環印度洋聯盟、東盟—印度和東亞峰會框架的重要性,她還認為“印太”戰略在某些方面類似于東盟的所構建和平、穩定和繁榮的區域合作機制。她還表示,2018年印尼外交政策的優先選項是加強東盟的團結和尋求東盟在“印太”地區的存在。
    中國認可東盟的“中心地位”,是因為東亞地區存在大國爭端和矛盾,以及東盟作為中國經濟開放的重要市場和在地區安全上扮演的中立角色。一旦東盟或部分國家放棄中立地位,中國將可能調整對東盟及東盟各國的政策,加大對某些東盟國家的外交力度,特別是與中國相鄰的中南半島國家的外交力度。
    四、結語
    “印太”戰略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與“印太”地區的美日印澳關鍵四國的聯手來遏制中國。“印太”戰略集團的形成并在“印太”地區造成的緊張局勢對東盟的“中心地位”和東盟內部的團結造成極大的影響。以東盟為中心的亞太區域合作機制曾對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及合作做出了較大貢獻,但此種區域合作模式存在嚴重的不足,那就是必須依賴大國的支持,即需要各大國的共同妥協才能實現安全的目標。而“印太”戰略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國,是美印日澳四國同盟應對中國崛起而推出的競爭性甚至敵對性戰略。因此它與東盟倡導的區域“合作安全”模式存在矛盾。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也將受到來自“印太”戰略的沖擊,甚至會失去其“中心作用”。東盟“中心地位”的喪失,使得過去通過東盟系列機制進行接觸的平臺失去效用,亞太各國可能失去了可以深入接觸的平臺,也使東盟失去了在大國間斡旋和影響大國關系的渠道。在“印太”戰略的沖擊下,東盟不但可能失去亞太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其內部的某些國家還可能加入“印太”戰略集團,從而加劇東盟內部各國在重大安全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進而沖擊東盟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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