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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超越
2019-06-15 21:33:34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黃鳳志 孫雪松 【 】 瀏覽:107次 評論:0

    一、導言

    地緣政治理論是國際關系理論中最具影響力同時也是最飽受爭議的理論之一。從古至今,地緣政治理論對國際政治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對民族國家地理空間戰略環境與決策的深遠影響,使得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們的地緣政治思維與視野始終難以釋懷。隨著時代變化,地緣政治理論也在不斷創新和完善。冷戰后,中西方學者對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批判研究逐漸成為主流,提出大量具有創見性的觀點,對地緣政治未來研究具有啟示意義。然而,地緣政治理論創新成果較為缺少。本文認為地緣政治理論創新的根本在于超越傳統地緣政治理念,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借鑒,構建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新地緣政治。

    關于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批判研究,目前國內外學術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杰弗里·帕克指出,傳統地緣政治的全部信念都是為近現代以來強權國家間的領土爭奪和權力競爭提供理論依據,它忽略甚至刻意掩飾政治矛盾與社會問題,基本上服務于統治者、戰爭和政治控制,結果則有助于統治者對平民施加暴力、對社會進行空間控制與促進國家間的領土沖突。葛漢文強調,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體現著明顯的文明-野蠻自由-專制進步-落后偏見,西方社會處于全球道義和權勢首要地位,非西方社會則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敵人和“威脅”。筆者則認為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大多產生于歐美國家,主要服務于西方強國戰略實踐,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論色彩,難以適用和指導中國戰略實踐。第二,對對抗性思維的批判。李義虎認為西方的地緣政治思想具有明顯的二分論特征,包括海權與陸權的對立、大陸地帶”和“邊緣地帶”的對立、“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對立、地面空間(陸權、海權)和空中空間(空權)對立。他進一步揭示了“二分論”的局限性,并認為其缺乏對地理差異因素的整合,忽視了對地緣政治的動態解釋。鞠海龍認為地緣政治的對抗性思維一直存在于地緣政治實踐中,且在相互依賴時代背景下有所弱化,但依然普遍存在并影響著世界和平與發展。張微微則通過考察地緣政治的發展歷史和政治哲學觀,認為沖突性的地緣政治觀念是理論創新的枷鎖,應該探求聯合性的地緣政治觀念構建理論。第三,對研究范圍的再思考。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多與國家治理有關。葛漢文認為地緣政治學通常被視為“治國之術”,受此種邏輯思維制約,其對當今世界的大趨勢和全球化引發的一系列問題關注不夠,在理論解釋方面呈現“失語”狀態。杰拉德·奧特瓦塞爾(Gearóid·Tuathail)也認為,冷戰后世界政治經濟發生眾多變化,地緣政治學的研究范圍應該逐步轉移到全球化、具有符號意義的邊界、相互依賴和虛擬環境等議題上。潘忠岐則指出,隨著全球化和區域化發展,傳統地緣政治空間已經發生了變化,地緣政治學研究范圍已經從傳統國家間關系擴展到各種地區和全球網絡,以及地區間和全球內的多維互動。倪世雄、潛旭明強調,全球化時代傳統地緣政治中國家安全正讓位于全球安全非領土化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可知,盡管傳統地緣政治對國際政治實踐影響深遠,但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已經不能充分適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時代要求。對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批判反映了學術界對西方理論的反思,也是構建中國地緣政治理論的基礎。同時,就本文研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如何超越傳統地緣政治思維這一問題而言,國內學界還沒有形成集中的研究成果。相關性文章如科林·弗林特、張曉通較早地批判了傳統西方地緣政治理論的認知基礎,指出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實踐的“一帶一路”嘗試超越西方地緣政治的“權力觀”,“國家中心主義”的地緣政治想象和海權與陸權對立思維。曾向紅則從批判地緣政治學視角出發,認為一帶一路有別于傳統地緣政治思維,是太極圖式的地緣政治想象,超越了傳統中心邊緣思維模式及海權陸權兩分法,可能為天下制度奠定基礎。薛力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新外交理念,體現了世界是無外的、可以共存的中國傳統外交價值取向;西方外交理念有明顯不同,具有典型的我們你們先進落后二元對立的劃分,并一直試圖用軟硬兼施手段將西方之外的他者同化到其主導的國際規則中。趙可金、趙遠通過考察歐美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進一步指出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具有靈活性和開放性,并主張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獲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啟示。吳志成、吳宇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產生的背景、思想淵源、內涵與特征、原則與路徑和重要貢獻等方面進行了解析。

    國內學界關于“一帶一路”與傳統地緣政治關系的探討以及從世界治理、構建路徑和理論創新等方面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解析,盡管大大豐富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不同理解,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已有的研究多數停留在政策分析上,未能進一步追問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如何超越傳統地緣政治理念的。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怎樣構想未來地緣政治的。這一點尤為重要,隨著越發走近國際政治舞臺中心,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地緣戰略關注有增無減,中國未來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關系、中國以什么樣的理念思考自身的地緣戰略,成為世界各國關心的一大焦點話題。因此,分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傳統地緣政治超越這一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基于此,本文將從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對抗性思維和控制擴張思維三個特征入手,對比分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地緣政治內涵,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結論。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西方精英根深蒂固的傳統地緣政治思維有巨大差異,它超越了傳統地緣政治思維,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理念基礎,是一種整體性的、融合性的、多維度的新地緣理念。

    二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的超越

    傳統地緣政治思維具有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首先,地緣空間的等級性。西方社會通常被視為是先進的、文明的和自由的,是世界的中心區域。而非西方社會則被視為落后的、野蠻的、專制的,在世界政治地圖中處于邊緣地位。其次,大國小國賦予不同功能。大國為實現特定的權力和利益可以犧牲小國應有的權益。比如在豪斯霍弗看來,位于大國周圍破碎地帶的小國,阻礙了大國成長空間,因此大國不可避免的控制政治發展不成熟的小國。地緣空間等級性以及大國小國賦予的不同功能,在國際政治實踐中通常表現為西方國家倡導的霸權主義和結盟模式。最后,思維邏輯以維護個人權利和國家利益為基礎。不管是馬漢的海權論、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學說、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還是基辛格崇尚的均勢體系、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思想,都隱含著西方學者只著眼于本國國家利益,維護本國的地緣優勢,并認為國際政治收益總是處于零和博弈狀態。隨著全球化發展,國家之間相互依賴不斷加深,單獨以西方視角思考問題已經不合時宜。相反,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的全球主義視角越發不可或缺。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是整體性的地緣思維。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天下”式整體思維觀,從“世界—國—家”三位一體視角看待世界。既要實現國家富強、國民幸福,更要求有整體性的世界思維,因為處理好世界性問題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和人民的家庭幸福。具體而言,這種整體性體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主張國家之間構建伙伴關系。霸權主義和結盟方式都是西方中心主義思維,區別在于一種是超級大國主宰世界,另一種則是幾個國家共同主宰世界。在這兩種方式下,世界的持久和平依賴于超級大國的威懾和同盟國的軍事遏制。對大多數中小國家而言,不能受到大國的平等對待,大國往往展現出以強凌弱、強買強賣的霸道。而伙伴關系則是國家之間構建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新型關系。具體而言,伙伴關系內涵有兩層含義:一是,主權平等原則,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各國主權和領土不容侵犯,內政不受干涉,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二是,奉行多邊主義原則,堅持共贏理念,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伙伴關系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整體性外交思維,既思考中國與伙伴國的外交關系,又兼顧地區和全球的國家間關系構建。在構建和發展伙伴關系過程中,并不排斥地區和全球共同利益,是一種新型的地緣政治觀念。正如習近平所倡導的構建起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建設性伙伴關系。這是國際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開創了區域合作新模式,為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貢獻”。在地緣政治實踐中,新型地緣政治理念主要表現為國家之間利用彼此在地緣上的優勢尋找共同利益,致力于共同行動,從而為實現和平與發展的目標構建起國際合作關系。一旦有地緣政治上的利益沖突,亦采取合作方式加以解決。在國際社會中,國家無論大小都會得到平等對待。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曾指出,目前習近平提出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告訴世界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決不霸權、不搞擴張。這一外交理念對緩解國際社會的關切具有重大意義。

    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倡導合作共贏理念。當今世界,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重新抬頭,零和博弈和冷戰思維逆勢回潮。但這種只顧及自身國家利益,為了本國利益不惜令他國利益受損的傳統地緣政治理念已經過時。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各國的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相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經濟全球化在帶來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相應的挑戰。以往在全球經濟出現問題時,西方國家的經驗是“華盛頓共識”和“逆全球化思潮”等,這些都只考慮資本利益而忽視了廣大勞動者權益,也未能兼顧發展中國家利益。因此,經濟全球化發展需要新的理念指引,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體現出的合作共贏理念是一劑良藥。全球化時代,合作共贏是大勢所趨,也是新型地緣政治應該秉持的理念。一方面,要加強全球經濟治理,改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主要經濟體之間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同時要強化創新能力,通過創新拉動世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要把握全球化發展歷史趨勢,支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性的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解決好發展失衡、治理赤字等問題。新時代下需要新的思維去思考世界經濟發展方式,在經濟發展中唯有秉持整體性思維,以合作共贏為理念指引,超越傳統地緣政治理念中的貿易保護主義和零和博弈等陳舊觀念,世界經濟發展才可以有效運轉。

    第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堅持文明之間交流互鑒。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在文明的斷層線中會爆發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不同文明之間由于相互猜疑所造成的恐懼和不安全感會導致沖突。這是一種典型的文明沖突的地緣政治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中。中華文化強調兼容并包、和合理念,尊重世界文化多樣性。中國歷來主張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通過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共同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促進世界和平發展。中國文化更反對“文明沖突論”和“文明優越論”,認為不同國家文化可以做到和合共生。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正是秉持著開放性思維,主張不同文化之間互學互鑒。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超越了文明沖突論,“反映了在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發展的階段性基礎上能夠為全世界所接受。超越差異和沖突的人類共同利益是國際社會的最大價值公約數。”在文化與文明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一種整體性的地緣政治思維。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對抗性思維的超越

    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又一個特征是對抗性的思想內核。首先,起源思想以對抗性政治哲學觀為指導。地理要素是國家權力狀態中最穩定因素,而國家則謀求控制對其具有重要意義的地緣空間。地理要素的穩定性和客觀性與國家對空間控制的持續性追求,決定了地緣政治的排他性,更造就了地緣政治的對抗性思維模式。19世紀末,弗里德里希·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將達爾文主義引入到政治地理學,其將國家比作生物有機體。認為在優勝劣汰的條件下,國家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地拓展地理空間。其觀點具有明顯的擴張主義色彩,是對抗性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集中體現。之后魯道夫·契倫繼承了拉策爾的“國家有機體”論,并正式將其命名為地緣政治學。國家權力擴張離不開空間拓展,而空間擴張的進程必然伴隨著對抗與沖突。由此可見,地緣政治學從起源思想上便是以對抗性觀念為指導建構起來的理論。其次,陸權思維與海權思維的對抗。這一對抗貫穿地緣政治學發展始終。馬漢作為最早提出海權理論的學者,將海權與陸權加以明確區分,并進一步指出海權與陸權的沖突不可避免。麥金德繼承了馬漢關于海權與陸權二分論觀點,認為陸權與海權之間的較量是貫穿歷史的一條主線。麥金德通過分析馬其頓打敗希臘以及陸上強國羅馬戰勝海洋強國迦太基的歷史,認為陸上強國向海洋強國發起的挑戰中取得了勝利。進而,麥金德認為20世紀初,技術的發展將對大陸國家更加有利。大陸地帶邊緣地帶的對立、地面空間(陸權、海權)和空中空間(空權)的對立,進一步揭示了海陸沖突的傳統地緣政治思維。正如喬治·利斯卡(George Liska)在研究中所指出的,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的沖突是一種反復的現象,大陸國家與海洋國家的性質差距一般不能通過競爭或其他互動消除。最后,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的對抗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球化、多極化、信息化的浪潮,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這在本質上約束了各國處理國際關系的手段和方式。然而,國際社會的不平衡、不平等并沒有因為全球化發展而減弱,相反這種趨勢在進一步強化。發達國家處于經濟鏈的“上游”,掌握核心技術,占領高端產品市場,具有巨大的經濟獲益權。而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經濟鏈“下游”,只能通過初級原料供給、勞動加工和低端產品銷售,獲取少量收益。這種不平衡的國際分工實質上構成了“中心地區—邊緣地區”格局,不僅造就了不同的經濟格局,而且在全球政治、文化和軍事方面也存在巨大的不平衡。這種趨勢增加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相互依賴加深了地緣政治的對抗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則是融合性的思維。具體而言,這種融合性體現為三個方面。第一,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其思想內核,思想淵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和”思想、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和新中國和平發展的外交理念,協和萬邦、和諧共生、和而不同與和平共處正是融合性政治哲學觀的集中展現。第二,相比于強調陸權與海權對抗的思維,融合性思想主張海權與陸權共生共存。在政治領域,大國之間相處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大國與小國相處要義利相兼,以義為先。在安全領域,倡導共建共享原則。一國的安全可能會影響他國,他國的安全也可能對自身產生重大沖擊。我們在應對安全問題時必須基于聯系性思考,充分考慮自我安全與共同安全之間的互動效應。秉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摒棄冷戰思維、集團對抗,反對以犧牲別國安全換取自身絕對安全的做法,實現普遍安全。”歷史一再證明,若想實現自我安全,必須統籌兼顧共同安全與自我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合作安全與競爭安全、可持續安全與暫時性安全。第三,不同于全球化時代地緣政治的對抗性,融合性思想強調自我發展與共同發展協調推進,設法解決發展失衡、數字鴻溝和公平赤字等問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逐步擴大。在傳統地緣政治思維指導下,一些國家只著眼于自身發展,很少關注共同發展問題。融合性思想強調各國在重視自身發展的同時,也要注重共同繁榮。傳統地緣政治中“核心地區—邊緣地區”的思維和現實要改變,必須致力于各國共同發展,抓住全球化的歷史大趨勢,促進技術創新、貿易發展、人員流動和投資便利。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使中國在融入世界的同時也為沿線國家帶來了經濟發展機遇。由此可見,自我安全與共同安全融合,自身發展與共同發展融合是時代趨勢,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融合性思想對傳統地緣政治中對抗性思維的超越。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控制擴張思維的超越

    傳統地緣政治以尋求控制擴張為理論目標。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地緣政治學產生之初就主張國家對“生存空間”的控制力是國家機體強弱的根本要素,為了控制和擴張更多“生存空間”,大國要不斷對周邊領土進行兼并和征服。這種控制擴張的思想一直延續在地緣政治政治理論中,主要指對國際事務的控制力。這種理論認為國家要實現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要避免被其他國家控制的同時爭取自身在競爭中的主導權。地緣政治學的本質是根據地理和政治之間的關系,在已有的地理環境基礎上,爭取對地緣空間的最大影響力,進而在國際競爭中取得主導權。杰拉德·奧特瓦塞爾認為地理學聚焦于權力,世界地理是權力爭奪的歷史產物,他們尋求管理、占有和控制一定空間的權力。由此可見,地緣政治學始終充滿了對控制力和擴張力的追求。在傳統地緣政治視角下,合作共贏是對尋求控制擴張思想的否定,追求控制擴張源于國家基于地理因素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會產生地緣政治空間的排他性,地緣空間共享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傳統地緣政治學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擴張和收縮的空間集團和領土單位組成的基本前提已經過時。在相互依賴的時代背景下,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文化交織在一起。以何種方式為社會發展拓展地緣空間,成為新地緣政治學關注的焦點。有學者指出,傳統地緣政治所主張的國家權力增長和空間擴張、海權與陸權的對抗在當今國際社會對一些國家的戰略選擇仍有影響,但局限性越來越突出。進而主張從“地緣重心論”視角分析國際關系,提出了各個地緣重心國通過協調合作構建穩定秩序的方案。也有學者結合全球化時代背景,提出了地緣政治理論的新態勢、新地緣政治理論的分析模型和新合作主義的地緣政治學,認為全球網絡結構是新地緣政治學的關鍵變量,未來地緣政治的核心問題也轉變為國際社會有關各方圍繞地緣政治的熱點問題尋求公共權威的性質、關系和實現形式”。可見,地緣政治的控制擴張手段已經不符合當今社會的發展趨勢,急需要一種綜合性、合作性的觀念引導世界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超越了控制擴張思維,強調多維的地緣理念。具體而言,這種多維的地緣理念體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合作共贏的地緣理念。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各國相互依賴不斷加深,地緣空間共享性明顯加強。平等合作和共商共建成為國家之間合作共贏的新途徑。因此提倡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符合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第二,多維的地緣理念。無論是陸權時代,還是海權時代,傳統地緣政治理論著重從軍事意義上關注地緣通道和戰略要地。然而,這種思維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沖擊下日益受挫。在相互依賴的國際關系中,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問題交織在一起。在這一趨勢下,盡管從軍事上可以控制某一地理空間,但并不能掌握這一地理空間的民眾,他們可以通過網絡通訊、文化認同等渠道進行抵制。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思想將實現中國夢五位一體的治理格局聯通世界,是實現全球治理的中國的世界夢。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一種多維地緣理念,涵蓋了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五大維度。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主張國家之間構建伙伴關系,這種伙伴關系不局限于政治上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諒,更拓展到安全上的共建共享,經濟上的互利共贏,文明交流上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態上的綠色發展、氣候合作等領域。如在東亞地區,域內的韓國、泰國、菲律賓等與美國是軍事同盟,同時這些國家也參與中國提出的東亞議程,相關國家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這極大沖擊了傳統地緣政治理論的一維觀念。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多維地緣理念出發,不同的視角考察,會發現地緣政治關系呈現出相互交織的畫面。

    五、結論

    本文從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特征出發,對比審視傳統地緣政治思維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發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對抗性和控制擴張性的傳統地緣政治思維。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深深植根于優秀的中華文化,它雖然考慮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但以整體性思維思考世界,致力于對全球治理作出中國貢獻。同時它也以融合性思維思考世界,嘗試打破陸權海權對抗、“中心—邊緣”、零和博弈等傳統地緣政治思維,以自我發展帶動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發展。在關注自我安全的同時,更注重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為指引,營造共同安全。最后,它主張以“五位一體”多維度地緣理念審視世界,勾畫出了新時代中國地緣思想,為中國特色地緣戰略提供了思想和理論指引。新時代的中國地緣戰略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指引,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理念,構建出新型的中國地緣戰略。新時代中國的地緣戰略構建,既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基本內核,也要批判借鑒西方地緣政治理論的合理部分。傳統地緣政治學雖然存在排他性、對抗性等理論傾向,但其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部分經典概念命題在當今時代背景下仍具有應用價值。一方面,傳統地緣政治學從微觀、中觀和宏觀層面分析問題的研究方法具有借鑒價值。另一方面,它所提出的陸權、海權、空權等經典概念對國際政治仍具有重要影響,在國家決策、戰略籌劃等方面更具有政策可行性和實用意義。

    總之,梳理人類命運共同思想本身所蘊含的理念可以發現,該理念最突出的意義在于提出了一種不同于西方國家認識世界的新思想,有利于克服傳統地緣政治思維的盲點與不足。當然,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新穎和獨特之處僅僅是潛在的,怎樣使之落地生根、夢想成真取決于中國與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中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相關國家的協調程度。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傳統地緣政治學 新地緣政治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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