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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試析21世紀美國左翼運動衰落的原因
2019-04-07 11:34:50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陳 曄 高建明 【 】 瀏覽:180次 評論:0
    21世紀美國爆發了兩場著名的左翼運動,分別是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和2016年的伯尼·桑德斯競選運動。與同時期的右翼運動相比,這兩場運動影響乏力、未能將屬意的候選人推上關鍵的領導崗位;與美國歷史上的左翼運動相比,這兩場運動未能扭轉美國經濟社會的不平等趨勢。換言之,無論從橫向還是縱向維度看,21世紀美國左翼運動都處于衰勢之中。之所以如此,有著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三方面的原因,經濟原因指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政治原因指的是政府不信任的傳統,意識形態原因指的是兩難選擇的困境。這三方面的原因相互作用,金融危機是導致政府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而金融危機和政府不信任又造成了左翼運動意識形態上的兩難選擇,三者共同導致了21世紀美國左翼運動的衰落。
一、經濟原因:金融危機
    美國左翼運動是對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新教徒維持的傳統秩序的挑戰,因此美國左翼運動史也是一部被壓迫群體不斷爭取平等的歷史1,如黑人、工人、移民、婦女、同性戀等。美國民主黨通過羅斯福新政和平權法案集合左翼力量建立了左翼聯盟,左翼聯盟也成為民主黨的重要票倉。新群體的加入是左翼運動的力量所在,但日趨多元化的群體也帶來了左翼運動內部的緊張關系。一方面原因在于某一群體爭取平等的斗爭往往要以犧牲其他群體為代價。19世紀末,奴隸制被廢除,大量移民涌入美國,在此背景下,女權主義者就流露出了對奴隸、工人和移民的歧視,她們渴望“雇上一個中國佬”,以使自己從繁重的家庭勞動中解放出來,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2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不同群體對平等的理解有偏差。20世紀60年代,左翼內部
的緊張主要體現為貧窮白人與黑人以及激進分子的矛盾。貧窮白人對平等的理解側重于機會平等,而黑人和激進分子對平等的理解側重于結果平等。“市區激進分子、知識分子和黑人構成了民主黨支持者的半數,他們似乎覺得這種抗議是合法的,而解決之道就是給與更多的金錢和更多的優惠。由貧窮白人和市郊居民構成的民主黨的另一半支持者厭惡秩序混亂,并且不明白為什么要給與黑人特殊照顧。”1
    左翼聯盟能否維持團結主要取決于當時的經濟狀況。一般來說,當經濟增長時,左翼能夠克服內部矛盾、維持團結,而當經濟下滑時,左翼內部就會展開對工作機會和有限福利的爭奪,造成自身的分裂。羅斯福新政之后,美國經濟復蘇,二戰則開啟了美國經濟的長期繁榮,這是左翼聯盟能夠維持團結的經濟條件,也是民主黨能夠長期執政的原因。20世紀70年代,美國戰后繁榮結束,民主黨便因為左翼的分裂而長期失去執政地位。“1973年出現的二戰后經濟擴張和消費繁榮的長期終止和一個增長緩慢和高通貨膨脹時期的開始。其結果是戰爭社會契約的分裂。”2
(一)金融危機與左翼的分裂
    2008年金融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嚴重沖擊了美國中下層的生活水平。美國人口普查局2011年9月13日發表的《美國2010年的收入、貧困與醫療保險狀況》報告顯示,美國2010年約有462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比2009年增加260萬人,為1959年開始這項統計以來最高;貧困率為15.1%,創1993年以來新高;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深度貧困”人口為2050萬人,為36年來最高。3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中產階級已跌破50%。4時至今日,美國經濟仍然復蘇乏力。在此背景下,左翼內部圍繞著工作機會和有限福利展開了爭奪。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同左翼群體對于有限資源的爭奪。美國學者賈斯丁·蓋斯特(Justin Gest)在《新少數》中提到,白人工人階級阻礙移民獲取福利、反對平權政策,還想方設法搶占公共住房。5二是同一左翼群體對有限資源的爭奪。例如,在俄勒岡州,就有9個不同的人力資源發展機構爭取俄勒岡高失業藍領社區職工培訓計劃的援助,類似的事情在美國已司空見慣。6左翼內部的分裂也導致了對民主黨支持率的下降。2008至2016年,婦女對民主黨的支持率由56%降低到54%,白人的支持率由43%降低到37%,黑人的支持率由95%降低到88%。年收入不足3萬美元的家庭對民主黨的支持率由2012年的63%降低到2016年的53%。7從左翼陣營中流出的選民多數成了共和黨的支持者。
(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內部分歧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導火索正是2008年金融危機。占領期間,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的占領者通過了一份集體聲明,這份集體聲明表明了占領者的訴求,即“他們所掌控的職場充斥著各種因年齡、膚色、性別、性別認同和性取向不同而產生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視”,“他們仍繼續嘗試剝奪員工對更好工資和更安全工作條件的協商權”,“他們始終如一地堅持勞動力外包,以此為手段削減工人醫療保險和工資水平”,“他們不斷阻礙新能源的開發,讓我們繼續依賴于石油”8。這些訴求本身就存在著以下分歧。
    一是同一訴求上的分歧。“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加者包括少數族裔和婦女,他們認為工作場所存在性別和膚色上的歧視,因此要求公司采取對他們有利的贊助性行動。但這種贊助性行動正是美國本土男性白人工人所痛恨的“政治正確”。塞繆爾·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就曾表達過這種擔憂:“在照顧少數種族的做法方面,尤其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國企業,它們這樣做是為了擴大銷售,也是想要避免打官司,避免因黑人和其他少數種族的抵制而引上壞名聲……一些大公司公開表示支持贊助性行動,以及優先雇傭和提拔少數種族和婦女員工。在20世紀80年代初,杜邦公司宣布它的新專業和管理職位將有50%由少數種族和婦女擔任。另一些公司也采取了類似的行動。在幾次重大爭論中,企業界都站到了支持贊助性行動一邊。”1金融危機增加了下層白人對“政治正確”的痛恨。2010年10月,拉斯姆森民意調查數據顯示,高達74%的美國人認為“政治正確”是美國的弊病。2少數族裔和婦女因歷史上受到的壓迫而要求政府特殊照顧,但在白人男性看來這是一種不平等的表現。
二是不同訴求上的分歧。從祖科蒂公園的聲明中可以看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加者既想讓制造業回歸美國以增加就業,又想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還想讓公司采用新能源以保護環境。制造業外流使美國經濟結構日趨虛擬化,而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制造業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只有勞動力成本降低,制造業才可能回流,但制造業的回流又可能帶來環境污染問題,同時滿足這三項要求是異常困難的。
    內部分歧使占領運動的參加者未能維持廣泛的團結,甚至出現了排斥移民的“反猶主義”聲音3。占領運動的參加者也未形成有力的抵抗,當警察驅趕他們時,占領運動就基本上結束了,以至于一些觀察者將其描述為漂泊的“流浪漢”。4
金融危機沒有造成茶黨運動內部的分裂,原因之一是茶黨運動的參加者相對單一。2010年2月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調查數據顯示,大部分茶黨積極分子是男性(60%是男性,40%是女性);80%是白人,少數族裔只占12%;40%具有大學學歷;中等以上收入者(年收入超過5萬美金)占66%。5可見,茶黨運動的參加者主要是收入較高的白人男性。他們或者反對政府的福利措施,或者對福利措施不敏感。他們所在的社區秩序良好,子女能夠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移民的涌入也不會直接觸及他們的利益。
二、政治原因:政府不信任
    政府不信任的傳統在美國由來已久。美國人認為獨立戰爭前夕殖民地遭遇的苦難就來自凌駕于各殖民地之上的英國政府,鑒于此,他們在建立聯邦政府的同時也盡可能地限制聯邦政府的權力。明確列舉聯邦政府的職權、權力分立式的制度設計以及權利法案寫入憲法,就是為了達此目的。美國人不信任政府的程度因各種原因時起時伏,但20世紀60年代后,對政府的不信任整體上在增強。1964到1996年,“認為政府被少數只關心自己的大利益集團控制的美國人人數增加了一倍多(達到76%),認為公職人員不關心人民所想的人數從36%上升至66%,認為許多政府管理者不誠實的人數從29%上升至51%。”6進入21世紀后,這種趨勢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更加嚴重。
(一)21世紀政府不信任傾向的增強
    2010年,皮尤民意調查數據顯示,近80%的美國民眾不信任政府,這是該機構自1978年啟動這項調查來的最低點。最不信任政府的是21世紀頭10年長大的美國人。7所以如此,是因為21世紀發生了一系列讓民眾感到失望的事件,如“9.11”事件的發生、伊拉克戰爭帶來的傷亡和損失、安然公司破產和隨后的金融危機、管理部門應對卡特里娜颶風失當,等等。所有這些引發了民眾對精英的質疑,進而導致了對政府的不信任。奧巴馬在2010年的國情咨文中描述了民眾的這種情緒:“對此,有些人感到灰心,還有人感到憤怒。他們不能理解,為什么華爾街那些不好的行為好像能受到嘉獎,而普通民眾的努力工作卻得不到回報;為什么政府似乎不能夠或不愿意解決人們的問題;他們已經厭煩了黨派分歧、叫喊和卑劣的爭斗。他們認為我們解決不了這些問題,至少現在還不能。”1但奧巴馬在任內并未解決這些問題,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海耶斯(Christopher Hayes)評價道:“他對那些已經破敗的機構所采取的手段就是試圖通過純粹的決心讓它們重新正常運轉,希望能就此形成一種良性循環,即改進后的機構表現會提升民眾的信任和參與度,而這反過來又會促使機構更好地發揮作用。這樣的結果我們還沒有看到,也許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不是因為努力得不夠。”2
(二)桑德斯競選綱領對“大政府”的倚重
    在美國民眾不信任政府的傾向增強時,桑德斯競選運動開出的解決美國問題的藥方反而以“大政府”為前提,這是美國左翼運動衰落在政治方面的原因。
    桑德斯看到了民眾的反精英情緒,他在競選時反復強調:“這場運動絕不只是為了選出一位總統,盡管這很重要。這場運動是為了從頭到腳地徹底改變美國。”3他認為改變美國的關鍵是恢復充滿活力的民主,扭轉美國滑向寡頭制的勢頭。為此,他主張加強金融監管、提高最低工資、對富人征稅、提高醫療保障、帶領其他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不難看出,這些舉措的落實都要以“大政府”為前提。桑德斯也不諱言要依靠“大政府”提供全民醫保。換言之,桑德斯認為美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需要一場政治革命,但這些問題不是“大政府”帶來的,而是“大政府”背后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帶來的。他競選的目的是讓政府回歸到人民手中,只有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大政府”才能解決美國的一系列問題。對此,布魯金斯學會的W·高斯頓博士評價道:“他的烏托邦理想是丹麥、瑞典和挪威,這些國家結合了自由市場與提供多項公共服務并且努力創造平等社會的強大政府。”4自羅斯福新政之后,民主黨候選人就常被共和黨惡意地攻擊為社會主義者,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更是為此提供了借口。在特朗普與桑德斯的首次辯論中,特朗普就將桑德斯定性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指責桑德斯依賴政府的措施。5對精英的質疑導致了美國民眾對“大政府”的質疑,桑德斯在批判體制精英的同時卻要仰賴“大政府”解決美國的問題,顯然與美國民眾不信任政府的傾向是抵觸的。希拉里開出的藥方同樣依賴“大政府”,但程度不及桑德斯,希拉里認可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但也強調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她還反對桑德斯提出的為公立學校學生提供免費教育的舉措。可見,希拉里代表的是民主黨內的中間路線,這也是為什么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中不敵希拉里的原因。
    與之不同,茶黨運動既批評體制精英又批判“大政府”,這兩種批評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伊麗莎白·普賴斯·弗莉(Elizabeth Price Foley)總結了茶黨運動的三大原則,有限政府原則排在首位。6特朗普是茶黨運動的支持者,為茶黨運動提供了大量資金,其競選的核心力量也來自茶黨。2015年,茶黨“女王”佩林稱贊特朗普為“英雄”,能讓美國回歸偉大。7因此,特朗普的主張也受到了茶黨運動的影響。他在譴責體制精英的同時允諾小政府,比如削減稅收、限制政府開支,由此獲得了大量中上層白人男性的支持。鑒于中下層白人將生活水平的下降歸咎于政府的移民措施和在工作場所中推行的“政治正確”,特朗普又反對非法移民、反對“政治正確”,這是他反對“大政府”的又一表現,由此獲得了大量下層白人的支持。特朗普獲勝的三個關鍵州為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密歇根州,這3個州為他提供了決定輸贏的46張選票。這3個州是美國
的傳統工業區,中下層白人積怨已久,他們認為移民搶占了他們的工作機會、導致了社區犯罪率的上升。
三、意識形態原因:兩難選擇的困境
    21世紀金融危機的爆發和政府不信任的加重造成了美國左翼運動意識形態上的兩難困境。在此背景下,無論左翼運動在意識形態上弱化價值建構還是強化價值建構,都難以吸引足夠的支持。
(一)“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意識形態取向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意識形態話語是“99%對1%”,這與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左翼運動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美國19世紀60年代的廢奴運動基于“勞動自由”的價值訴求,20世紀初的社會主義運動基于“經濟平等”的價值訴求,20世紀6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基于“政治參與”的價值訴求。相比之下,盡管“占領華爾街”運動表達了對現狀的不滿,例如過多的貸款債務、政府對基礎服務投資的削減、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不公平的政策、就業崗位缺乏、婦女的不平等待遇等,但這些不滿往往局限于事實陳述,缺乏“自由”“平等”“參與”等價值層面的建構和論證。
    之所以采用這樣的意識形態話語,用運動組織者的話來說,是因為“列出具體的訴求會使得這一運動更易被操縱、批判、利用和分化”1。美國左翼運動常因制度、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而陷入分裂。長久以來,工會和民權組織之間就存在沖突。20世紀60年代后,聯邦法院擔負起了落實民權的責任,但聯邦法院常以維護民權為理由打壓工會,以至于工會長期處于被壓制的狀態。2環保組織與工會之間存在利益上的沖突。3女權運動則常常受民族主義的影響排斥外來工人。不僅如此,同一左翼群體也會因意識形態主張的不同而陷入分裂。“無論公正與否,女權主義經常發現自己要為職業女性和工人階級女性之間的裂痕承擔責任。保守主義者成功地將女權主義者塑造為職業女性的辯護者和‘普通婦女’的災難根源。”4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加者復雜,包括工人、軍人、反戰者、學生、失業者、婦女、領養老金者等等,所以淡化價值建構是有意為之的結果。運動的組織者試圖以這種方式減少參加者之間的分歧,實現廣泛的聯合。正如近距離觀察過占領運動的編輯莎拉·范·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所指出的:“有人指責占領運動的參與人群錯綜復雜,申請五花八門。但正是這種多樣性產生了極大的力量。”5
(二)桑德斯競選運動的意識形態取向
    與“占領華爾街”運動不同,桑德斯競選運動有明確的價值建構,即由“正義”“寡頭”“民主”組合成的邏輯體系。他將“正義”作為多元左翼群體的共同目標,稱正義“是貫穿工人運動史的目標、是貫穿女權運動史的目標、是貫穿民權運動史的目標、是貫穿同性戀權利運動史的目標、是貫穿環保運動史的目標”。他競選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社會、種族和生態正義”6。
    桑德斯把影響“正義”的原因歸結為寡頭集團的存在,認為寡頭集團帶來的財富集中和政治腐敗影響了普通公民的工作、教育和醫療,造成了美國的兩極分化。他批評希拉里也是寡頭集團的代表,其同時維護中產階級和財團利益的計劃根本行不通。桑德斯認為“民主”是打破寡頭集團的唯一出路,他所謂“民主”指的是人民民主,即將政府從寡頭的手中奪回來。桑德斯強調這也是他對“民主社會主義”中“民主”二字的理解。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指導,桑德斯提出了一系列的解決措施,被他津津樂道的有每小時15美元的最低工資、提供新的工作崗位用以修復破敗的基礎設施、創制21世紀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征收碳排放費以應對氣候變暖、取消死刑和私人監獄等等。7
(三)兩難選擇的困境
    首先,“占領華爾街”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持一種弱化價值建構的取向。占領運動的組織者想要維持多元群體的團結就不得不弱化價值建構和論證,原因正如雷蒙·阿隆觀察到的,“要把所有這些目標都調停融合到一個首尾貫一的意識形態中是不可能的,除非首尾一貫的意識形態是這樣一個遙遠的理性概念——溫和左派宣稱自己反對‘意識形態’,并強調政治局勢的復雜性和龐大體系的脆弱性。”1美國左翼運動長期在意識形態上持這種取向,但這種做法在金融危機后的美國很難奏效,因為金融危機加劇了左翼群體內部的緊張,意識形態上價值建構和論證的弱化已不足以彌合左翼運動內部的分歧。
    其次,桑德斯競選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持強化價值建構的取向。在左翼運動內部緊張的情況下,桑德斯試圖以價值明晰的意識形態爭取特定群體的支持,其依據正如美國社會學家道格·麥克亞當總結的:“框定是一個群體有意識地進行策略性的意義塑造,使外界認可其集體行動的合法化并達到為集體行動動員的目的。意義框定包括了對群體的怨憤進行有說服力的描述和對可行的方案進行展示等在組織層面展開的策略性行動。”2因此,桑德斯通過“正義”“寡頭”“民主”這些核心詞匯建構了邏輯連貫的意識形態。盡管這種意識形態取向能夠增強吸引力,但其輻射面畢竟是有限的,無法擴散到所有的左翼全體,桑德斯的堅定支持者主要是美國年輕人。另外,在美國民眾不信任政府的背景下,桑德斯構建的意識形態卻包含著對“大政府”的認可,這顯然也不利于左翼運動的成功。
    總而言之,21世紀美國左翼運動在意識形態上有兩種取向:一是淡化價值建構,維持多元群體的認同;二是強化價值建構,吸引特定群體的支持。但在金融危機和政府不信任的雙重背景下,無論是哪種意識形態取向都難以發揮作用。換言之,美國左翼運動在意識形態上陷入了兩難選擇的困境。
    比較來看,美國右翼運動不存在這一困境。茶黨運動也有諸多訴求,如低稅、削減政府開支、打壓公共部門的工會、解除商業管制、限制移民、反對槍支管制、恢復傳統家庭倫理等。這些訴求既包含著美國右翼的傳統訴求,又包含著新的訴求。美國右翼的傳統訴求以保守主義為底色,茶黨運動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用傳統的意識形態為新的訴求提供合法性論證,從而使得茶黨運動有了一套邏輯連貫、價值明晰的意識形態。保守主義是作為自由主義的反題出現的。美國保守主義來源于兩種主張:一是推崇自由市場,二是重視傳統倫理。一開始,右翼也缺乏邏輯連貫的意識形態,因為這兩種主張有沖突的一面:過多的個人自由往往會破壞傳統的家庭倫理。但經過弗蘭克·S.邁耶(Frank S. Meyer)的努力,這兩種主張實現了合流,他認為“德性是終極目標,但是德性只有在個人主動追求并達至它時才有意義”3。在這樣一種邏輯下,個人自由成為維持德性的最好方式,這就使得對自由市場的追逐和對家庭倫理的追逐不再沖突。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也形塑了右翼的對外政策,“保守主義者將保衛西方和美國視為公共政策中高于一切的絕對命令。”4也就是說,保守主義者之所以選擇戰爭,是因為對手的存在威脅到了美國人的自由和德性。
    21世紀茶黨運動意識形態的核心依然是自由和德性。茶黨成員將先前的保守主義者視為他們的政治前輩。5茶黨運動的全國協調人黛比·杜利(Debbie Dooley)說道:“在全國和州的層面,‘茶黨愛國者’恪守組織的核心原則——財政責任、有限政府與自由市場,并將避免提出有關社會議題的訴求。而地方茶黨組織則擁有在他們認為重要議題方面提出訴求的自由。”6茶黨之所以反對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救助計劃是因為這違背了自由市場的原則,之所以反對管制槍支是因為這危機了公民反抗政府暴政的自由,之所以反對同性戀婚姻是因為這違背了家庭倫理,個人自由的喪失與德性的喪失又相互強化,而非法移民又同時威脅到了自由和德性。鑒于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憲法感到自豪,茶黨還將自由和德性的價值觀與美國憲法聯系起來,認為它們植根于憲法當中。這樣一種邏輯連貫、價值明晰的意識形態具有較強的吸引力。蓋洛普民意調查的數據顯示:1992年,自認為是保守派的美國人占到了43%,而自認為是自由派的人只有17%,自此以后,保守主義認同高于自由主義認同的情況沒有改變,而自2009年茶黨運動以來,自認為是保守主義者的美國人還超過了自認為是中間派的人,在美國社會占據多數。1正因為如此,英國學者約翰·米克爾維斯特(John Micklethwait)才將美國稱為右派國家。
四、結語
    21世紀美國既爆發了左翼運動也爆發了右翼運動,就目前情形來看,右翼運動明顯處于上風。在2010年的選舉中,茶黨促使共和黨獲得了63個眾議院席位、6個參議院席位、6名州長職位,還將700多名共和黨成員送入了州立法機關。22016年特朗普能夠當選也得益于茶黨的幫助。而“占領華爾街”運動維持的時間限于2011年底到2012年初,時至今日,該運動已歸于沉寂,本身是占領運動支持者的桑德斯也未能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占領華爾街”運動和桑德斯競選運動的共同目標是反對美國的貧富差距,但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卻并未扭轉。美國城市研究所的數據顯示:1963年10%的頂級富裕階層,其家庭財富大約是中產家庭財富的6倍,而到2016年,該數據已經翻了一番,達到12倍。3
    左翼運動衰落的原因對應著右翼運動成功的原因。第一,右翼運動成員相對單一,金融危機沒有造成右翼的分裂;第二,右翼運動許諾民眾以“小政府”,順應了21世紀政府不信任增強的傾向;第三,右翼運動有一套邏輯連貫、價值明晰的意識形態,吸引了社會上層和大量低收入白人的支持。伊萊·扎瑞斯基(Eli Zaretsky)和邁克爾·卡津(Michael Kazin)等研究美國左翼運動史的學者認為美國離不開左翼,美國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左翼對平等的推動。4這意味著美國左翼運動不會永遠衰落下去,21世紀美國左翼運動何時復興,一方面取決于客觀的經濟政治環境,另一方面取決于意識形態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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