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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確定性—自由”規約下的規范性生成:人類命運 共同體規范性構建的雙重要義及徑路
2019-03-24 10:04:30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曾 琰 【 】 瀏覽:192次 評論:0
    近年來,“共同體”作為一種規范性概念而受到學界的熱捧,人們“從未像今天一樣,如此努力地構建、復興、尋找和研究共同體”1,它代表著某種由確定性、安全性、和諧性等價值規范所支撐的“好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共同體的構建是必然的、有價值的,人們對其想象似乎已經定格為美好事物;而杰拉德·德蘭蒂卻指出共同體“與現存秩序之間的關系也許是積極的,也許是顛覆性的……也許趨于反對,也許趨于進步”2。德蘭蒂警示,在未經反思的意義上理解與構建共同體可能引發生活秩序的不穩定、不團結。換言之,“共同體”所承載的規范性意涵是我們所積極追求的,但又須小心謹慎地處理好其自身限度問題。進一步分析,就當前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作為對“共同體”規范性意涵的延續和實踐,其目標指向、價值規范、文化要義應如何構建?當前人們以一般意義的共同體來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否存在思維盲區?這都需要我們全面、客觀地看待共同體的規范性意涵,并以此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思想資源。
一、共同體發展中的規范性意涵:“確定性與自由”之間的雙重內在性
    “規范性”是與“描述性”相對的概念。一種理論主張如果在事實性描述之外還蘊含著“什么是應該的”、“應該主張什么”等要義,并依據這種要義對客觀現實作出評價、反思等價值審視,這就意味它蘊含著“規范性”。柯亨在《共同體的符號結構》一書提醒我們最好不要將共同體實體化,即不能將共同體理解為建立在地方性、物質性、血緣性等自然屬性基礎上的實體性網絡,而要更多的關注共同體對于個體的生活意義所在。顯然,相對于地方性、自然性、群體性等“實體性”特征,柯亨更看重蘊含在共同體中的規范性意涵。共同體本質上屬于規范性存在,它為其成員提供內部關系準則和交往秩序,彰顯著人類生活的共同“善”,寄托了人們的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
(一)以“確定性”為主題的規范性意涵
    鮑曼曾經講過:“失去共同體,就意味著失去了安全感。”1作為一種與現代社會個體生存“不確定性”處境相對立的意涵,“確定性”使得“共同體”對人們而言具備天然的親和力。事實上,鮑曼強調的正是共同體之于人類而言的“天然”價值意義,即對個體生存的“確定性”意義。源自于共同體的原始形式,這種“確定性”價值構成了自然主義共同體的規范性意涵的主題。滕尼斯也曾對“共同體”內涵作出了非常經典的概述。他認為共同體是基于地域、血緣、親族和共同經歷、情感而產生的有機體,具有自然性。在共同體中,個體與他人構成了休戚相關、友愛和諧、信任團結的關系,每一個成員都共享著同一個目標。作為一種持久、本真的生活形式,共同體是一個擁有共同價值規范、目標追求和情感歸屬的價值實體。在滕尼斯眼中,作為一個沒有任何負面意義而近乎完美的概念,共同體體現的是一種整體性的價值觀念,并維系著共同體中整全性的“共同理想”。這種“共同理想”不同于現代意義上通過協商、對話、批判、妥協而形成的“共識”,此“共識”僅僅是社會生活的終點,而“共同理解”是始源性的,是交往秩序得以形成的起點。滕尼斯意義上的共同體是自然主義的,這種共同體是以“共同的倫理體系”、“共同的生活空間”、“共同的情感習俗”為支撐,并建立在行動的一致性基礎之上,而自然的共同性和行動的一致性構成共同體的一體兩面。
    同時,共同體成為個體安身立命的“庇護所”。“共同體是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個溫暖舒適的場所。它就像是一個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風避雨。”2可以說,追求“確定性”就是共同體存在的最重要的規范性要義。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自然主義共同體的“確定性”意義之生成是必然的。因其功能類似于“全能教義”3,它確保歷史整體與自然進程保持一致,對人們日常生活的言行舉止、價值理念做出了具體安排和規制。而從現代性視角來看,“確定性”在很大程度接近于“同一性”,一切其他價值規范都包含在這種確定性當中。個體在追求生存確定性意義時是以犧牲個體“自我意識”來實現的。由于閹割自我意識就意味著個體之間的自我利益和現實需求不會出現沖突,因此所有家族成員都能自然而然的融入類似“共產主義”的關系結構之中。可以說,在這種共享著價值理念、利益結構和情感文化的聯合體當中,個體必然是安全的、舒適的,極具確定性的。同時,在這種確定性的生活狀態中,人們的倫理生活、人際交往等規范性也能自然形成,如團結、信任、包容、和諧、仁愛等倫理規范就構成了家族、城邦等共同體得以維系的重要方式。
    總體而言,追求“確定性”是自然主義共同體規范性意涵的主題,它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當我們反思現代社會中的價值虛無、道德滑坡、人際沖突、生態危機等難題,將人類生存置于“不確定”的境況時,人們自然會懷念自然主義意義上共同體的確定性。于此,價值共識和規范重構必然成為共同體構建的本質議題。第二,從現代人的自由意志出發,自然主義共同體的任何價值規范都是強制的、普遍主義上的“確定性”。在馬克思眼中,這種自然主義的共同體僅僅是“群體本位”的抽象共同體,個人僅僅作為群體的“附屬物”而存在,共同體的“確定性”意涵是以人們服從強制的、普遍性的價值依據為前提的。
(二)自由與確定性均衡下的規范性意涵
從反思層面看,共同體就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代表著確定性、幸福、團結、和諧,另一個方面也表現出控制、壓迫、封閉和不自由。特別是進入現代以來,“自由與確定性之爭”構成了共同體規范性實現的重要議題。如果說“確定性”是傳統意義上共同體的規范性要義,現代個體自由意志的覺醒則帶來共同體發展的另一種規范性要求,即自由。在兩者關系上,“確定性要求犧牲自由,而自由又只有以確定性為代價才能擴大……因為自由名義下被犧牲的確定性,往往是他人的確定性;而確定性名義下被犧牲的自由,也往往是他人的自由。”1具體而言,當自然主義共同體賴以存在的家族、種族、習俗、宗教開始動搖時,個體不再依附于外在的必然性來尋求生活意義,而是在個體的自身中“探索”意義體系;當傳統意義上的規范體系不再發揮作用,人們必然要在理性自我中來構建規則,正如康德的道德自我立法就是自我意識能動性的結果。從歷史進程看,傳統共同體是價值規范的唯一來源,而現代社會的道德規范將從個體意義上以自由的形式作出表達。所以,當我們試圖以“共同體”來預想、構建某種價值規范時,“自由”與“確定性”之間的均衡必定成為共同體規范性形成的必然要求。
    隨著生產、分工、交通、網絡、資本等要素的推動,現實中的共同體不再是傳統社會上“同質共同體”,而是一個融入了社會網絡、權利資本、網絡結構等現代元素的共同體,它打破了地域和血緣限制而演變為具有內生關系的、權利和義務界限明晰的契約共同體,并在這種契約、妥協、對話、協商的關系內實現現代人的自由。同時,以自由、權利為核心的個體主義的興起使得現代社會被撕裂,呈現出不和諧、高風險等“不確定性”狀態。為了重塑社會秩序、整合社會成員,“共同體”再次成為人們追求“確定性”的選擇。但在現實生活中,共同體的構建卻伴隨著規范性要義流失的可能。一方面,在應對多元價值沖擊時,共同體的實現存在著“團結性悖論”危機。在上述背景中,“認同”是共同體得以維系的重要方式,但“認同”的實現需要凸顯共同體自身與其他群體的特殊性。為了與他者區分開來,共同體需要通過劃定邊界來確定自身的絕對特征。這種理念盡管為成員團結、認同提供了重要資源,然而對絕對特殊性的強調使得共同體與其他組織容易陷入對抗、競爭關系,如此會在較大范圍內帶來群體生活的分裂。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對共同體主義始終持有警惕之心。另一方面,共同體常常在工具性意義中使用并呈現出碎片化樣態,其內在規范意涵必然是薄弱的。為了維系某種特定群體的組織化,它們往往借助于共同體主義的外衣以尋求其存在合理性,如“同性戀共同體”、“裸體主義共同體”、“高爾夫共同體”等等。上述群體根本不能對共同體內在的成員提供合理、規范、科學的交往關系,更沒有在規范性層面提供價值空間。當整個社會被不同價值、習俗的群體劃分為各種空間并呈現出意義的碎片化時,社會整體意義上的“確定性”就難以實現;而在滿足某種群體的特殊需求時,共同體對排他性價值理念的堅守也會喪失活力,上述問題正是由“自由”與“確定性”不均衡所引發的。
    隨著現代性的深入,共同體中“確定性”、“自由—確定”的雙重內在性被清晰地揭露出來。正如有學者指出,共同體經歷了從“作為統領原則”、“社會與共同體對立局面”到“社會中的共同體”2的變更,這種變更進一步澄清了共同體規范性實現的要義。第一,當我們以共同體來構建某種交往秩序、價值規范時,我們所談論的共同體的規范性存在往往是以自然主義共同體為原型的,這個意義上的共同體往往是未經反思的,忽視了共同體自身“確定性”與“自由”之間的二元張力;第二,現代社會中“共同體”的實現必然是構建性的、過程性的,它所承載的規范性要義的實現必然以“確定性和自由”的價值均衡為前提。可以說,為實現某種交往秩序和價值規范,我們往往在自然主義意義上談論和構建共同體,其中的積極面是構成其規范性實現的第一要義;而“確定性和自由”這一內在關系則是共同體規范性意涵實現的前提,即均衡這一關系構成了共同體規范性要義實現的另一要義。總之,現代意義上共同體規范性意涵的實現必然要以其雙重內在性為依據。
二、“共同性”指向與關系性均衡:共同體規制下人類命運共同體規范性實現的雙重要義
    為構建新時代的交往秩序和全球文明,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從目標旨趣看,人類命運共同體試圖以人類相互支撐、互相依賴的共同行動來實現共同發展、共同治理以及共同利益。作為共同體的一種特殊類型,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必然要順應共同體的內在規律,即不僅要尋求人類生存“確定性”意涵的有效方案,還應該在注重共同體雙重內在性的本質中實現其規范要義。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關于“類”的規定性,“人與他人的社會化的一體性關系是以個人的獨立性為前提并以其個性的充分發展為條件的,因而這種一體性關系是包含著個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具體的普遍性’或‘豐富的統一性’。”1馬克思此處的“一體性關系”(類存在)包含著雙層含義:一是對“類”存在、“共同體”存在意義上的規范性的肯定;二是“類”存在、“共同體”規范性價值的實現必須依循“關系”性思維,即在個體與共同體、個體特殊性與普遍的“類”存在等關系中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以此來構建未來社會的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根據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一體性關系”既要超越以“普遍性”為價值追求的“群體本位”社會,又要超越以特殊性為旨趣的“自我”實體化局限,即在承認個體自由的前提下構建“類”的聯合體,這也是馬克思眼中真實的共同體。以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范性實現必然包含兩個層面,一是以“共同性”為指向的規范性意涵,通過共同價值、交往關系、全球秩序等內容構建實現人類的生存確定性;二是在關系性維度上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范性要義,即在均衡確定性與自由這一關系維度上來實現民族國家與共同體的合理關系。
(一)“共同性”指向的規范性意涵: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內容選擇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指人們在面對復雜的競爭、生活、環境等難題時處于一種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需要的關系格局,這種生存格局就像強制性、必然性的命運一樣驅動人們來構建一種面向全體人類的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它是一種集利益、價值、文化等為一體的交互性共同體。其中,“共同性”指向的規范性意涵是指以追求“共同性”來實現共同體之于全體人類生存的確定性意義。具體而言,這種“共同性”主要包含以下內容:一是共同利益訴求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客觀性前提,這是實現人類共同“想象”的根本保障。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框架中,共同利益是指個體之間、個體與整體存在著共損共榮的關系,任何個體的利益和價值都會影響到其他成員以及共同體整體的利益和價值實現,其利益關系成“正比”狀態。必須指出的是,這里的共同利益與自由主義話語中的“相同利益”有著重大區分,后者具有排他性、競爭性以及占有性,成員之間的利益成反比關系。所以,只有基于共同體利益才能實現全部人類對共同體“想象”的完成。
    二是共同的價值意蘊,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規范性存在的根本內容。為了構建公共空間中的規范體系和交往秩序,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必然承載著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其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公共倫理。自上個世紀以來,社會學、政治學和哲學領域之所以都在談論共同體理念,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對現代性社會中倫理道德淪喪的焦慮和隱憂。就此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被看作是蘊含倫理道德和公共價值的交往秩序,也是進行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石。其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團結意蘊。在原子化、占有性個人主義的現代環境中,“在政治光譜的每一面,我們都能看到對社會破裂的擔憂,以及對復興共同體的召喚。”2如何實現對全體人類的有機整合,在共同協商的進程中實現政治共識,這就需要團結理念。可以說,實現民族國家之間的團結問題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方面。其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信任互助。現代性危機四伏以及全球風險的蔓延,使人們徹底告別了傳統生活中毫無算計、安定平穩的確定境況,這被鮑曼描述為“一個取消控制、靈活多變、充滿競爭和普遍存在的不確定的流動的、不可預料的世界”3。正是這個意義上,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現代性危機和風險的回應,即人類對共同生存安全的追求。
(二)關系性均衡下的規范性要義:人類命運共同體規范性生成的價值規約
    實現以共同性為內容的規范性目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必然選擇。然而,從反思性層面看,我們還應該在共同體內在性即關系均衡中來實現共同體的價值規范,否則極易陷入自然主義的價值陷阱,正如有學者指出,“共同體具有矛盾統一性,組織和共同體成員作為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和矛盾張力構成共同體發展的動力。”4與其說共同體是一個矛盾體,倒不如說共同體自身蘊含著價值關系規約,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應該在關系均衡的基礎上實現其價值規范和交往秩序。
    第一,共同價值與個性差異。共同價值的實現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關鍵,是全球人民實現共同體想象的客觀依據,它主要是指現代民族國家在空間、民族、文化、宗教、目標、利益等方面理解的一致性。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1這正是人類的共同價值。由于追求共同性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的價值主張,從邏輯上看,這種“共同性”越強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意蘊越容易實現。然而,共同性并非遵從“同一性”邏輯,與“求同”相對的是“存異”,后者就是中國古人所講的“和而不同”。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不同國家、組織、群體和個人以個性差異為前提來實現理解、包容、尊重,這是尋求“共同性”的基本形式。歷史上,在領導的共產國際時期,蘇共體由于消除共同體成員的特殊性而導致了其瓦解。所以,追求共同價值、尊重價值差異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秩序的重要內容。
    第二,公共權威與國家自主。作為一種特殊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與意義發揮都需要其具備一種公共權威,2缺乏公共權威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是松散的。從現實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公共權威不僅是要形成共同規則和行為秩序,同時也是解決當前全球治理碎片化問題的需要。當前,全球治理格局呈現出碎片化狀態,復雜的治理議題、相互博弈的權力主體以及反全球化勢力的回潮等都使得全球治理困難重重,而上述問題的解決需要一種公共權威來應對碎片化的治理現狀。然而,與公共權威這一“秩序”性本質相對的是“自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正活力來源于各成員單位的需求和利益的協商、妥協、讓渡,而共同體的公共權威源自于各成員對其原本排他性權利的讓渡,這就是“權威—自主”關系的均衡。現實實踐中,我們既承認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超國家機制建設對于共同體發展的必然性,但是依舊注重各成員國的自主性,即主權性。在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在不干涉內政的情況下,加強對公共秩序的構建,即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公共權威與個體自主”的關系本質上就屬于“自主”與“秩序”之間的合理張力。
   第三,超越旨趣與適度穩定。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顯著的超越性旨趣,這種超越性表現為它以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類”思維的理論指導,致力于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推動全體人類美好生活的實現,貢獻具有世界意義的交往和文明秩序方案,它超越特定地理區間、超越不同民族國家、超越特定政黨政見、超越特殊價值形態,而使之具有全球性、人類性和天下性,即尋求一種最大化的均衡狀態它表現為全球均衡。然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尋求超越性的同時,也必須注重另一個價值維度,即穩定性。在這一問題上,沃爾澤強調了共同體的適度封閉性,他認為只有通過適度封閉性才能制止成員們放任自流,以此實現共同體的穩定。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必然要處理好全球主義的共同體與區域性共同體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全球均衡與次均衡(區域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比如,上合組織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形式,其中的限定理念和排他性思維也保證了該組織的健康發展。于此,盡管我們致力于全人類的共同發展,但是也強調發展的漸進性,這在操作層面體現為區域先行試點,比如通過“一帶一路”等共同體建設來探索經驗,逐步走向世界。
三、在中國與世界之間: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方案選擇
(一)中國傳統“和”文化的價值引領下的共享發展格局
    尋求共同的價值目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條件,而共同價值目標的實現絕非僅僅尊崇“同一性”邏輯去追求一個絕對的、普遍主義的價值標準。換言之,這一問題表現為如何處理好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價值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從現實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由中國所發起倡議,但這一理念并非僅僅指向中國自身的利益實現,其重要意義必然指向世界發展和全球正義,以期實現全體人類的共同幸福。
    從文化角度來看,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和”文化為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融合提供了價值保障,換言之,立足于中國傳統智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僅具有中國特色,也因其內在的世界意義而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比如內涵在中國“和”文化中的“天下情懷”、“四海之類皆兄弟”的平等團結愿望、“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公共情懷、“達則兼濟天下”的共享理念等,都體現歷史唯物主義中“類”思想的價值意蘊。具體而言,中國傳統“和”文化之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體現在:一是以“和實生物”的理念來實現人類社會的和平交往以及世界秩序的“和衷共濟”。“和實生物”表達了中華民族熱愛和平、主張和諧價值追求,它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于世界和平、人類和諧的美好世界的向往和追求,破除了西方國家關于“強必爭霸”的價值誤區。在面對國際沖突和利益爭端的過程中,“和”文化主張要遵守外柔內行、剛柔相濟為辯證邏輯,以此來實現世界和平。可以說,“和”文化引導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解決當前國際秩序問題的必然選擇,其具有普遍意義。二是“和而不同”理念下的尊重多元、包容他者的實踐智慧,它倡導了文化多樣、價值包容的世界文化。“和而不同”承認現實生活中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多樣性、差異性,它反對以“同一性”邏輯來消除特殊性存在的思維邏輯,主張在追求共同價值中尊重特殊性,這是一種辯證智慧。總之,中國傳統“和”文化通過倡導不同民族、文化之間互助合作、團結友善、和而不同的理念中推動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健康發展。
    從現實角度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也遵從著“和”文化的價值規約。從“和實生物”到“和而不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對共生共在、相互依存、相互信賴思維邏輯的強調以及中國國際交往中“從不均衡到均衡再到不均衡”邏輯循環來構建世界發展格局的實踐方案,上述都體現了中國傳統“和”文化的智慧。比如,“一帶一路”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內容,其主要目標就是實現中國與沿線民族國家的共同發展、互利互惠。其中,中國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發展優勢、制度優勢來助推周邊國家的發展,以吸引更多的民族國家加入到這種發展戰略中來實現全球均衡。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言:“多極世界需要多邊的治理方式,今天的中國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1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打破了西方國家“不均衡”發展的舊體制,創造了“中國與世界”均衡發展的新格局。
(二)“承認政治”下的民族自主與“中國方案”的價值威信
    為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貢獻中國智慧、彰顯大國責任、確立中國價值,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指向。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必然會產生以中國為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中國所倡導的國際新秩序、新規范和新的全球文明,顯然不同于西方國家所主導的“霸權主義”。相反,它以尊重各個民族國家的自主發展為基本前提。于此,如何實現中國方案的價值威信與其他民族國家的發展自主,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另一重大問題。
    第一,以“承認的政治”為依據來構建民族國家的交往關系,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國家自主發展的重要保證。“承認的政治”是指在民族國家的交往中以平等和尊重的理念來看待他國政治發展,其反對國際秩序中以權力、制度、經濟等手段來宰割和控制他國的“霸權”思維。“承認的政治”下的國際交往秩序不同于傳統的“中心—邊緣”關系形態,它扭轉發展中國家缺乏自主性的處境。在這個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以“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政黨行為原則2、以“使命型”政黨的自覺性來構建國際政黨關系,在良好的國際政黨關系中推動國際秩序的穩定有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3在相互尊重、相互借鑒、互相承認的國際交往秩序中實現全人類美好生活的偉大目標;第二,中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價值威信的樹立,應當立足于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實現全球正義的實踐中。一般而言,價值威信的樹立是指他者對某種行為、理念的認同,并愿意加入到這一共同行動中來的過程。從現實來看,要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中國價值威信,中國要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中打破西方國家霸權主義的治理思路,在人道主義、國際救援、環境治理、恐怖主義等方面彰顯大國責任,在推動全球正義的實現中樹立典范。這一進程必然會促進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提升,進而形成由中國所倡導并反映全體人類利益的交往秩序和行為規則。
(三)戰略舉措下的區域化樣態與價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趨勢
    從終極目標上看,人類命運共同體與歷史唯物主義中世界歷史的未來形態有著相似性,即它們在時空上都惠及著全體人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形態是超越一切民族國家而呈現為全球性發展樣態。然而,作為一種理想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價值的實現也需要其滲透到地域性、日常性、事務性的現實實踐中,而非僅僅著眼于最廣泛的時空格局中,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好高騖遠,總是以“無限超越”、“無限共同”的理念來指導現實實踐,而要在保證穩定性的前提下逐漸向超越性目標靠近。
    就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民族主義、地區爭端、文化沖突、恐怖主義等因素決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過程。國家之間以及國際組織之間的關系類型不同,這就決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中國不可能與每一個國家的關系都具有同一性,我們也不能要求其他國家在處理與中國的關系時都是等同的。例如,根據區域不同、利益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不同場合提出過雙邊國家共同體、地區共同體以及人類共同體等,具體有中越共同體、中韓共同體、中巴(巴基斯坦)共同體、中巴(巴西)共同體等;而面對更廣地域時,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亞洲共同體、中國東盟共同體、中非共同體等;同時,我國也提出了不同的共同體建設具體方案,如中國和非洲“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和越南是“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相互支持、相互幫助,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等。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在堅持穩定性的前提下,以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為出發點,進而擴展到其他國家。從規范視角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內在價值的實現必然呈現出長期性、曲折性,這在本質上是由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決定的。于此,我們應該正視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妥協、對話、團結、爭論的進程,看到其發展進程中的辯證邏輯和未來方向,即它必將超越地域性而確立于整個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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