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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的動因與影響
2018-12-29 17:05:35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5期 作者:臧秀玲 馬樹顏 朱遜敏 【 】 瀏覽:830次 評論:0

    近年來,借助金融危機、難民危機、歐債危機等契機,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強勢崛起,引人注目。在西歐,英國的獨立黨、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選擇黨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表現不凡,備受關注,在選舉中得票率節節攀升,引發西歐政壇地震,對西歐社會產生了強烈影響。雖然奧地利、法國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領袖在總統選舉中均以落選告終,在備受關注的荷蘭和德國大選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未能獲得最后的勝利,但不可否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正在對西歐的政治格局進行重塑,它們在崛起的過程中也帶動了歐洲政治思潮整體右轉的趨勢,西歐民主政治和歐洲一體化進程因此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為什么這些民粹主義政黨能夠強勢崛起,有的甚至在短時期內實現了“夢幻般的成功”?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給歐洲的政治思潮、政黨政治、歐洲一體化和民主政治又帶來了哪些影響?本文以此展開探討,以期獲得對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全景式認識。

一、當前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界定和崛起
(一)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界定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這一標簽在不同的國外學者那里有著不同的理解和指稱,有的學者稱之為“極右翼”、“激進右翼”、“極端右翼”、“右翼極端主義”等,有的學者將其定義為“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新民粹主義”、“新右翼民粹主義”等。相較于國外學界而言,國內學者對這個令人感到費解的術語的稱謂則相對比較統一,大多數學者采用了“右翼民粹主義”這一說法。
    作為一個集合型概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是由“右翼”和“民粹主義”兩個核心變量構成的。為了更好地理解這類政黨的內在品質與基本特征,需要從理解“右翼”和“民粹主義”這兩個要素的內涵來展開。右翼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其政黨在意識形態譜系中有著特定的空間定位,處于比傳統右翼主流政黨更右的位置。荷蘭知名學者卡斯·穆德通過梳理相關研究成果,發現學者們在對右翼民粹主義進行概念界定時,引用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反民主和強國家1這五個特征的頻率最高,并認為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ism)、民粹主義(populism)、本土主義(nativism)2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核心概念。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通過訴諸于文化認同理論,構建了一套“我們”(本土居民)和“他們”(外來移民)的身份政治體系,大力鼓吹極端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片面夸大不同民族和種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性,強調“親疏有別、內外有分”,宣揚人們喜歡自己的同類總是勝過于“異類”,并將所有異于自身的其他民族、種族視為對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和民族特質的威脅與挑戰。福利沙文主義、國家保護主義等政治綱領和政策主張便是這種理念的表現形式。排外主義是社會大眾在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對自身命運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的一種自發心理。這是人類本能的情感反應,當人們感到想要生活在一個穩定、連貫的道德秩序中的需求受到威脅時,他們就會突然開始變得排外。3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利用公眾對歐洲金融危機、難民危機和安全危機等一系列危機的不安全感和國家發展方向的焦慮感,極力渲染疑歐、反歐情緒和排外主義,將歐洲社會問題簡單化地歸結于外來移民問題,主張“重新民族國家化”,推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反民主是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勢力的鮮明特征,但并不是說他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通常借助于民粹主義這一“外殼”來上市,以“人民”的名義帶領西方底層民眾造**精英民主體制,利用建制派精英在處理社會危機不力時所留下的政治空間,極力渲染政治精英的腐敗、無能,強調、加大人民與精英的對立,指責代議制民主制切斷了“人民”與權力之間的直接聯系,主張讓權力回歸人民,實行直接民主制。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十分傾向于威權主義,強調魅力型領袖的權威,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主張強化國家權力,限制公民個人與社會組織的權利和自由,反對多元主義、議會主義,注重發揮國家法律在維護社會與市場的自然秩序中的作用。
    由此可見,作為政黨家族中的一種特殊存在,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主要是指那些將右翼自由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具有民族主義、排外主義、種族主義、反民主和強國家的意識形態特征,傾向主張更為激進的政治綱領的右翼政治組織。以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為標志,右翼民粹主義已由過去的星星之火逐漸呈現出蔓延大西洋兩岸的燎原之勢,歐洲社會日益進入“海藍色時代”4。
(二)當前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
    金融危機的不斷延續和加劇,引發了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歐債危機給歐洲國家造成了重創,并引發了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而后,隨著中東各國外來移民大批涌入歐洲國家,難民危機爆發,使歐洲各國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此背景下,西歐眾多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紛紛進入迅速發展的新階段,開始打破邊緣化,逐步進入主流政治視野。在奧地利、丹麥、意大利、葡萄牙、挪威等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甚至已經成功進入政府。可以說,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層面,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表現都十分令人矚目。
    2014年,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第八屆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歷史性的突破和勝利,這次選舉的結果被認為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實質性、整體性崛起的重要標志性事件。時任法國總理曼努艾爾·瓦爾斯將其形容為“一場地震”,認為“法國和歐洲迎來嚴峻時刻”1。在第八屆歐洲議會選舉中,共有26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取得議席,議席數為135席,比第七屆歐洲議會選舉增加了約3倍,占總議席數的18%,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取得的最好成績。其中,英國獨立黨、丹麥人民黨和法國國民陣線分別以26.77%、26.6%、24.86%的得票率超越本國主流政黨,成為本國在歐洲議會的第一大黨。2
    除了在歐洲議會中占據更多席位,近年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各國國內的全國性和地方性選舉中的表現也十分引人注目。法國國民陣線自瑪麗娜·勒龐接任主席以后,政黨建設和選民拓展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早在2012年,瑪麗娜·勒龐在總統大選中的得票率就已經達到17.9%,僅次于奧朗德和薩科齊。32015年的法國大區選舉,國民陣線也以27.96%的支持率在第一輪投票中排名第一。4在2017舉行的法國大選中,瑪麗娜·勒龐以21.3%的得票率成功進入第二輪總統競選。5且在第二倫選舉中取得了33.9%的支持率,雖然最終未能當選總統,但其影響力令人矚目,顯示了法國國民陣線比過去擁有更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打破了法國傳統的主流政黨主導大選的局面。
    成立于2013年的德國選擇黨也在數次選舉中不斷取得突破,上升迅速。2013年,在德國聯邦議院大選中選擇黨獲得了4.7%的選票,初次競選引人注目;在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德國選擇黨獲得了7.1%的選票。6在2014年德國薩克森州、圖林根州和勃蘭登堡州的州議會選舉中,德國選擇黨以9.7%、10.6%和12.2%的得票率首次進入州議會,成為上述各州的第四大政黨,給德國社民黨和左翼黨帶來極大壓力。7在2016年9月的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的州議會選舉中,德國選擇黨在所有傳統政黨都流失了選票的情況下,憑借20.8%的得票率超過基民盟成為該州第二大政黨。8目前,德國選擇黨已經成功贏得國內16個州中的13個州的州議會席位。2017年德國聯邦議會大選,德國選擇黨以12.6%的得票率一躍成為國內第三大黨,同時也成為二戰后首次進入聯邦議會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9
    奧地利自由黨進入主流政治更早,該黨曾在2000年到2006年間與人民黨進行聯合執政,也在很長一段時間作為國內最大的反對黨存在。2008年的國民議會選舉,奧地利自由黨獲得17.5%的支持率,共34個議席,在2013年的選舉中支持率持續提高至20.5%,議席增至40個。10雖然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自由黨的霍費爾以46.7%對53.3%的得票率敗給前綠黨領袖范德貝倫,但在剛結束不久的2017年國民議會選舉中,奧地利自由黨贏得26%的支持率,成為第三大黨,比第二位的社民黨僅低0.8%。11新總理庫爾茨也表示已經向自由黨發出了談判邀請,希望可以與該黨組成聯合政府。1自由黨可能將進一步對奧地利的未來政治方向產生重要影響。
    除此之外,荷蘭自由黨、芬蘭“正統芬蘭人黨”、丹麥人民黨等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對其國內主流政黨的地位產生很大威脅。如主張反移民、仇視伊斯蘭教的荷蘭自由黨,在2017年3月的下院選舉中,該黨取得了20個席位,成為僅次于執政黨(自民黨)的第二大黨。2在2015年4月的議會大選中,芬蘭“正統芬蘭人黨”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并參與組建聯合政府。由此可見,當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已成為歐洲“最顯赫”的政治力量和新的政治景觀。
二、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的原因
    西歐可以說是政黨政治的發源地,然而作為其政黨政治支柱的主流政黨,近年來地位卻一直岌岌可危,在政治極化、碎片化的大環境下,原本被排斥在政治舞臺之外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強勢崛起。這使人不得不發出“歐洲政黨政治到底怎么了”的疑問。為什么這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沒有深厚的理論積淀,沒有嫻熟的政治技巧,沒有強大的財政支持的情況下,能夠“挑戰傳統政黨并占據它們的地盤?在歐洲的政治圖景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才促成了這些民粹主義政黨的出現及其成功?”3
    事實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民眾焦慮和不滿心理的反應,而應該更多地將其視為是對當前西歐民主政治始終未能化解的分配性危機、政治代表性危機和身份認同危機的一種回應。4這類政黨的崛起與政黨自身的思想和戰略重建有關,同時也伴隨著西歐國家當前經濟、社會、政治問題的加深,尤其是移民問題的興起。
    第一,金融危機、歐債危機導致各國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全球化與歐洲一體化所帶來的高移民率也進一步擠壓了底層民眾的生存空間。保持經濟穩定、促進就業、保障民生是執政黨的基本職責。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歐洲各國主流政黨推崇自由市場,促進經貿、人員、資本等要素的自由流動,使得歐洲社會顯示出經濟有活力、就業充分和福利水平高的社會模式。但經濟的一體化并不意味著發展成果分配的均等化,歐盟與各成員國之間、成員國之間、各社會成員之間在這一進程中受益不均,充斥著大量的失落者與憤怒者。由于西歐社會流動惡化,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嚴重,弱勢群體被進一步邊緣化,逐步成為現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失落者。特別是歐債危機的爆發,破壞了歐洲社會原來的勞動與資本、社會與經濟之間的平衡,出現了經濟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眾既得利益受損等問題,民眾對執政黨愈發感到不滿,感覺自身的核心利益沒有被主流政黨所重視。與此同時,歐洲的經濟危機未平而難民危機又起。大量難民涌入歐洲,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底層民眾的就業空間、分攤了他們的公共福利資源,這就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執政黨的不滿。在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等多重危機的影響下,歐洲低層民眾因“貧亂交加”而產生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日益加劇,這便為民粹主義政黨的迅速崛起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心理基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順應民意,突出經濟議題和移民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這部分群體的政治訴求。
    第二,除了經濟上的不安全感,西歐社會還面臨身份認同和安全問題上的挑戰。大量外來人口涌入歐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多元主義文化政策的失敗:不僅沒能實現移民的融入,還使白人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產生身份認同上的迷茫。西歐國家的歐裔人口出生率長期偏低,而中東和北非的穆斯林不僅大量進入西歐,還帶來了不斷上漲的高生育率,當前穆斯林在西歐國家的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但穆斯林由于宗教和文化上的不可同化性和社區上的封閉性,始終獨立于西歐主流社會之外,不僅與底層白人群體爭奪就業機會、社會資源,還有著較高的犯罪率,尤其是隨著原教旨主義復興和ISIS的不斷發展壯大,西歐國家民眾的危機感進一步提升。在此形勢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對政教分離原則、基督教傳統以及民族國家概念進行宣揚,在較大程度上能夠獲得選民的共鳴。
    第三,西歐各國的主流政黨無法有效應對經濟危機與難民問題,導致其在各國國內政治認同下降,主流政黨的“代表性危機”催化了新的政黨的產生。在歐洲競爭性的選舉體制下,為了獲得多元社會中的最大“票田”,主流政黨都紛紛采取了討好中間選民的“實用主義趨中”政策,嬗變為“全方位政黨”。但在個人主義盛行的多元化的歐洲社會里,“全方位政黨”并不能討好所有選民,尤其對那些處在主流政黨議題之外的邊緣群體。他們往往“反對的并不是議會政治,而是主流政黨及其強勢的政治安排”1。主流政黨在意識形態上逐漸趨同,主流政治代言范圍被局限,政治表達出現空白區,這極大地降低了選民的信任度和忠誠度。
    此外,在經濟困難和低迷時期,主流政黨并沒有針對困境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其政治議題也無法有效回應民眾對就業、福利和安全等問題的政治需求,主流政黨在處理一些復雜棘手問題,如民族問題、移民問題、恐怖主義等問題時的消極作為,讓越來越多的民眾對其失去信心,轉而尋求向民眾夸下海口的民粹主義政黨。在移民問題、歐債危機不斷發酵的過程中,部分選民認為是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和腐敗低效的歐盟組織導致難民危機,因為人員自由流動弱化了國家主權和邊界的功能,加劇了不安全性。以2015年的難民危機為例,歐盟在處理此項危機時,遲遲拿不出統一有力的方案,各成員國在難民分配數額上無法達成共識,致使難民問題久拖不解,引發多國民眾對歐洲傳統主流精英的失望與不滿。再者,與難民問題相交織的社會安全、文化認同等問題,特別是法國巴黎暴恐和比利時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的爆發,進一步放大了民眾對執政黨和歐洲一體化的不信任感。民粹主義政黨借著這一契機,把執政黨妖魔化為腐化、無能而又冷漠的“精英俱樂部”,大肆宣傳極端民族主義,附和了大眾心態,除此之外,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還針對民眾最為關切的問題提出新的政治議題,給出簡單直接的解決方案,填補了主流政治的空缺,為自身贏取了一定的政治空間和選民認同。在難民危機嚴重的國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針對因難民問題所衍生的失業、犯罪等問題,附和底層民眾主張,提出了限制移民、強調本國優先等原則,從而為其“強勢上位”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四,政黨思想和綱領政策的調整,既促成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前期的選舉突破,也是影響政黨后期的維持與發展的重要因素。當前右翼民粹主義被認為是戰后西方民主國家右翼民粹主義的第三波浪潮,雖然部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不可避免地具有早期極右翼的歷史淵源,但當前西歐主要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綱領、政策議題方面做了較大的調整,表現在去法西斯化與民主化、政策和話語溫和化這三個方面。為了獲得更多的合法性和政治認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盡力撇清與納粹主義的關系,否認自身意識形態中法西斯主義政治遺產,逐漸選擇軟化反民主的意圖和修辭,將其政策主張置于政治討論中公眾所允許和接受的邊界以內,并逐漸淡化自身的反民主色彩,它們很少提出革命性的議程,并不企圖從根本上顛覆民主價值或者主張恢復獨裁的政治秩序,也極少采取直接的暴力行為。即使是在反移民和反伊斯蘭主義的問題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盡量避免表達過于極端的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借用政治左派的話語以實現在傳統左翼群體中的影響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通過這種策略轉變方式,維持一種負責任的可靠形象,吸引中下層民眾的關注。
    與此同時,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開始由單一議題向全方位政黨轉型。過去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通常以反移民、反歐洲一體化等單一的政治議題為核心,這使其綱領政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都相當局限,雖然在歐洲層面的選舉上有所收獲,但在國內選舉中很難取得突破。當前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為了在不同選民群體中獲得更廣泛的支持,通過綜合不同領域的政策主張改變議題單一化和概括化的狀況,在更廣闊的層面上回應民眾對各種問題的訴求,提出有關民生的各項社會福利政策,注重政策的平民化。這使得它們的綱領更加完整和全面,能夠展現出比過去更為嚴肅的政治參與者形象。
    第五,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提供了有利條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動員需要借助煽動性宣傳,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資源多由主流政黨所把控,它們可以選擇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進行負面宣傳或刻意忽視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及其提出的議題主張,這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產生了很大的局限。而現代媒體的接受度和自由度更高,對話題的需求促使它們更多地去關注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動態,它們的報道提高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關注度,也提高了這些政黨的議題的顯著性和討論度。媒體對主流政黨及其主要領導人丑聞的報道和曝光,也有助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競爭。同時,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有效利用了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進行自身形象的塑造和宣傳,打造具有吸引力和號召力的領袖。
    西方媒體一方面為了熱度開始不斷同政黨搶奪在政治上的話語優勢,另一方面也開始對政黨的政治選擇和政治功能產生影響。政黨在選舉宣傳中往往需要把媒體偏好和輿論傾向作為重要參考,無論是政黨和領袖的形象塑造,還是相關議題和政策的選擇,都需要借助于媒體的作用,并迎合主要媒體的意志和觀點。而互聯網和新媒體在興起和發展過程中也逐漸開始替代過去政黨所擔任的利益表達以及政治整合的角色,政黨更多地將注意力放在如何利用媒體吸引眼球、引導輿論,在政治中越來越多地展現出“媒體化”傾向。在組織動員方面,民粹主義政黨既充分利用網絡媒體的功能,又注重突出魅力型領袖的政治形象。這兩者在擴大民粹主義政黨影響力方面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魅力型領袖的政治形象依賴于網絡媒體的形塑;另一方面,網絡媒體的發展又強化了魅力型領袖的政治形象。和主流政黨領袖那種乏味的充滿政治正確的言辭相比,民粹主義政黨領袖驚人的言行往往更能激發民眾的興趣。
三、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的影響
    當前歐洲民粹主義的盛行是歐洲經濟危機、難民危機、恐怖主義等多重危機在政治領域的體現。作為這場民粹主義運動組織化的政黨,它們的崛起在多重維度上影響著歐洲政治,使歐洲既有的政黨格局面臨重新“洗牌”,迫使主流政黨不得不吸納民粹主義政黨的價值訴求,開始調整自身政策,從而使主流政黨日趨“民粹化”,并對西歐一體化和民主政治發展帶來了難以忽視的影響。
    第一,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打破了西歐國家傳統的政治平衡并重塑歐洲政治格局。從近些年的選舉結果來看,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打破了一些國家的傳統政黨格局,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將大量傳統主流政黨特別是左翼政黨流失的選票收入囊中,極大地沖擊了主流政黨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和政治力量對比。2017年4月,法國總統首輪選舉,社會黨候選人伯努瓦路因阿蒙的得票率僅為6.36%,創下社會黨參選得票率的歷史新低。19月,德國聯邦議會選舉,德國社民黨僅獲得20.5%的選票,比上屆減少了5.2%,創下二戰后該黨歷次議會選舉戰果的新低。210月,奧地利國民議會選舉,奧地利社民黨僅獲得26.9%的選票,失去執政黨位置。3
    當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組織架構和政策綱領已經漸趨完整,其獲得的選票也不能再簡單地被視為“抗議性投票”的結果。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主流政黨仍然不能對當前的危機做出有效回應,民眾不安和不滿的情緒得不到安撫,轉而支持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選民會繼續增多,傳統政黨的力量將進一步被削弱,未來若干年,歐洲政黨格局將面臨著重新“洗牌”。
    第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綱領和主張正在深刻影響西歐各國政治議題和政策取向的設定,主流政黨的政策議題面臨日趨“民粹化”。雖然在大多數國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仍然是孤立的,也還沒有哪個政黨最終在大選中勝出,但它們所倡導的部分議題已經充分滲透到主流政治的話語體系中。一方面,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提高了移民、經濟、安全等議題的顯著性,使主流政黨不得不給予這些議題更大的關注度,因為僅談論傳統議題已無法有效穩固其原有選民群體。另一方面,主流政黨感受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支持率攀升的巨大壓力,不得不做出調整,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更加右傾的立場。尤其是在選舉期間,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極力煽動選民的排外情緒,主流政黨為了保證在公共議題上的話語權并鞏固選民的支持,可能會被迫采取更加嚴格的移民政策,并在移民犯罪、恐怖主義等問題上展現更強硬的姿態。在民粹主義政黨強有力的沖擊下,為了鞏固執政地位,歐洲主流政黨不得不吸納民粹主義政黨的價值訴求,從而使其政策理念體現為不同程度的民粹化色彩。
    例如,2017年英國脫歐的“黑天鵝事件”就源于保守黨首相卡梅倫為了鞏固保守黨的執政地位,而在2015年選舉中做出的承諾。這與英國國內右翼民粹主義情緒高漲、高舉疑歐主義大旗的獨立黨迅速崛起、保守黨和工黨的生存空間受到極大擠壓密不可分。在法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憑借鮮明的反移民主張獲得了大量的選票和支持率,主流政黨為了獲得選舉優勢,也因此采取更為強硬的態度。2017年法國大選中,前總理、共和黨成員弗朗索瓦·菲永就公開表示,法國要維護其民族單一,不要成為多元文化的國家,誓言捍衛法國的歷史和基督教根基;主張對法國境內的穆斯林進行控制,禁止其用阿拉伯語講道。1奧地利大選中,最終獲勝的人民黨也也強調了要加強邊境控制、限制難民人數等與自由黨立場相近的政策主張。在荷蘭2017年3月的下院選舉中,自由黨的崛起也迫使主流政黨發生右轉:工黨前領袖博斯公開支持維爾德斯,自民黨首相呂特亦對移民發表了“要么正常點,要么就走人”的強硬論調;荷蘭主流政黨皆反對“歐盟擴張”和歐洲一體化;自民黨呼吁建設“多速歐洲”,基民盟要求歐盟成員國切實履行財政承諾,工黨也公開表示“現在不是歐盟走向聯邦化的好時機”。可見,荷蘭的政黨生態已在自由黨的影響下悄然發生變化。
    第三,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形成了巨大威脅與阻礙。在歐洲一體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絕大多數的歐洲社會精英與普通民眾都持肯定、支持的立場,這也構成了歐盟不斷擴大、歐洲一體化不斷深化的堅實基礎。然而,面對經濟持續低迷、外來移民大量涌入、社會福利銳減等問題,部分中下層民眾開始表現出對歐洲一體化發展的不滿情緒。而作為“脫歐”勢力代表的各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提出的反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反建制、反外來移民等政策主張,高度符合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利益訴求,并得到了他們的大力支持。在此帶動下,歐洲各國的“疑歐”“脫歐”勢力不斷發展壯大。
    2016年英國脫歐則充分表現出了“脫歐”勢力的巨大影響,被稱為是“脫歐”派的勝利。目前,法國、意大利、荷蘭、丹麥等國的“疑歐”、“脫歐”勢力也在其國內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影響下發展壯大。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也使各國政府在制定、推行一體化政策中面臨著重重阻礙。在德國,選擇黨上升勢頭迅猛,右翼民粹主義勢力擴大,對默克爾政府的歐盟政策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與限制;在法國,國民陣線的支持率、影響力持續提升,對馬克龍政府推行歐洲一體化發展計劃造成了掣肘;此外,在意大利、荷蘭、丹麥等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紛紛登上政治舞臺,重塑著各國的歐洲一體化政策。
    同時,這些政黨的崛起使得歐洲各國政策趨于保守,更加注重本國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增加彼此的疑慮與摩擦,削弱歐洲國家一體化發展的動力,歐洲社會的共同體意識正在被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所取代。在此影響下,歐洲一體化發展的觀念支撐與價值基礎將會遭到嚴重破壞。目前,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發展方興未艾,未來歐洲一體化進程將面臨嚴峻挑戰。
    第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給西歐思想觀念和民主政治帶來了巨大沖擊。與主流政黨相比,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沒有明確的、系統化的政治理念,以“議題黨”的面目示人,訴諸于反歐盟、反精英、反全球化、反建制等價值,展現出保護本國人民利益的“高大姿態”,并根據選民的復雜性靈活地提出超越傳統左右范疇的“菜單式”政策,即“選民想要什么,民粹主義政黨就會承諾什么”。右翼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它是對主流政黨在應對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等方面不力的回應,充斥著大量對現狀怨恨、對執政黨失望的負面民意。而作為這場運動的組織者——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不可避免地給西歐民主政治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目前來看,雖然主流政治和傳統價值觀依然占據優勢地位,但實際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已經通過渲染危機、抨擊現有政治制度和精英,成功地將原先散布于西歐社會的恐懼、焦慮和不滿情緒調集起來,右翼民粹主義思想已經登堂入室,進入主流社會,開始影響整個社會的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本質上始終堅持著反建制、反移民、反歐盟的狹隘民族主義立場,它們還反對具有精英色彩的代議制民主,認為代議制實際上把民主制度和“真正的人民”割裂開來,與之相比,直接民主可以直接地不折不扣地反映民意,才是應該被推崇和認可的理想民主形式。
    從新興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來看,新時期的民粹主義不只是與精英主義對立,更是與多元主義對立的,它否認了多元群體或民族共存的權利,有悖于現代民主的本質要義。而作為一種政治實現方式,民粹主義政黨所提倡的全民公投等也并未真正為民主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由此而言,右翼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的蔓延暴露出既有民主制度的危機的同時,也對既有的民主制度產生了威脅。1
    當前的西歐社會,對于歐洲一體化、全球化、文化多元主義和代議制民主等政治議題,民眾心中的質疑和不信任感在與日俱增。主流政治和傳統政黨要想重建公信力,依然任重而道遠,如果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崛起所暴露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當前西歐民主政治的基礎將有可能會被進一步動搖。
四、結語
    目前看來,右翼民粹主義思潮是在價值理念和政治方向上對西方社會的一次強行矯正,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也只是西歐病態社會的特殊反應,并沒有長久執政的根基。總得來說,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作為當前歐洲“最顯赫”的政治力量,它的發展一方面取決于歐洲社會經濟危機的持續狀況,如果歐洲各國執政黨能夠有效解決社會經濟問題、走出危機,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空間將會受到擠壓,主流政黨長久以來的經驗、資源和民意的積淀會使其在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競爭中始終占有先天優勢。另一方面也取決于民粹主義政黨的能力,如組織動員能力、變革調適能力、理論創新能力等,一旦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價值訴求和政治議題被主流政黨所借鑒吸納,其政治影響力也將會下降,在后續發展過程中它們也將面臨在極端化和進一步溫和化中兩難的適應性困境。因此,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是曇花一現還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這需要進一步跟蹤、觀察。
但需要強調的是,西歐仍然處在危機時期,歐洲一體化和民主政治的困境仍然沒有得到解答,而這一時期的右翼民粹主義不再只是一國國內的問題,它影響的范圍更廣,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相互呼應,已經成為泛歐洲的問題,使歐洲政治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必須加以持續的關注和警惕。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 認同危機 法國國民陣線 德國選擇黨 歐洲政治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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