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為首頁 加入收藏

TOP

【2019.01】就職宣誓的儀式法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以香港就職宣誓制度為例
2019-06-15 12:54:02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江雪松 蔡道通 【 】 瀏覽:89次 評論:0

    一、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之后,當選議員中的極少數者于2016年10月12日舉行就職儀式時未依法宣誓。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分批次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請撤銷相關議員的任職資格。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6年11月7日表決,全票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104條所作出的解釋(簡稱《宣誓解釋》)。香港高等法院經審理,先后判決6名當選者喪失議員資格。但被褫奪議員資格者不服判決,分別上訴,導致立法會議席的補缺選舉,至本文截稿時,仍未全部完成。

    迄今關于香港立法會宣誓案的法理討論,有圍繞個案展開具體法律條文的普通法釋義,也有就案件所涉法律適用沖突的法系淵源比較,更有依據《宣誓解釋》對就職宣誓的法律效力與違誓責任展開評析,這些都屬于以規范研究為中心的法教義學內在分析。而從法政治學角度分析,香港立法會宣誓案實質是進入香港區域治理法治結構中的少數人對國家憲制的背離。系統理論認為法律在規范意義上是閉合的,在認知意義上卻是開放的,運作封閉的法律系統是通過對外部政治環境的認知開放調整自身運行并發出穩定規范性期望的社會功能,形成“系統-功能”配置。就職宣誓作為憲法和基本法載明的憲制儀式,對政治共同體構成進行塑造與整合,其本質意蘊、系統運行法理及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功能發揮需要辨清闡明。
    二、就職宣誓的儀式本質
    (一)“誓”的辨義及儀式溯源
    誓,是人類歷史長河中逐漸形成的文化積淀。原古人類即有向神靈起誓的習俗,中西方文化均不乏誓的記載,多用于宗教通靈。以漢字為例,“誓”在《說文解字》中從“言部”,言為口,意指口耳相傳。折,從手,從斤;斤指斧鉞,折是肢體動作,手持斧鉞;誓最初含義是手持斧鉞講話,表決心。《尚書》載有《甘誓》《湯誓》《牧誓》,多為征伐或交戰前所做的誓師詞,是戰爭動員令和軍紀約束。《禮記·曲禮》中“約信曰誓”,乃約束、立信之意。概括起來,“誓”有宣告、約束、立信等含義。
    誓的辨義也反映出誓的活動形態區分,如宣誓、起誓、盟誓等。起誓又稱立誓、發誓,通常將某種惡、害,設條件加諸誓者自身或他人,施加內心強制以實現某種愿望或目標。盟誓則更類似于一種契約,是基于利益的共同確認而對雙方或各方交往的權利義務約定。起誓、盟誓不一定在公開場合進行,內心起誓、書面盟誓都可以秘密進行。相較之下,宣誓多指在公共場域的一種宣告,目的在于通告和立信,如入行宣誓、就職宣誓、證人宣誓等,宣誓過程通常具穩定程式和象征意蘊。
    從發生學意義上考察,宣誓是儀式的一種,儀式與宗教相伴生,源于人類理性的限度。當人類感受到環境復雜難以預期和把握時,人在社會系統中自然會發展出儀式、宗教等內部運作機制以求降低(實際并不一定能夠降低,而僅僅是一種應對)環境的復雜性。這類社會內部機制具有實質目的性和形式約束性,長期運作形成習慣,逐漸自成系統。先民時代,人類試圖通過儀式在自然能量轉換和四季更迭之間建立聯系,因而儀式多被賦予神圣、通靈色彩。儀式借助誓言的神圣性約束行為,發揮著類似法律功能的穩定規范性期望。而巫術與神明裁判被用于先民糾紛解決的認受度也更多來自于儀式。
    (二)儀式的系統化演進法理
    在我國,儀式作為國家治理話語,最先出自《詩經》中的《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這里的儀式是指法度,整句話今譯為“法度效仿周文王的典章制度,每天治理四方以求平安”,反映出法律的系統沿襲。在西方,學者伯爾曼也指出:“法律像宗教一樣起源于公開儀式,這種儀式一旦終止,法律便喪失其生命力……法律與宗教共享儀式、傳統、權威和普遍性四要素。”早期法律與儀式的關聯既表現在宗教、神圣、通靈等非理性超自然活動中,也浸潤于德性、榮耀、美德等倫理共識性活動之中,往往以超驗的儀式彌補法律論證理性的不足。理性區別于非理性的關鍵,在于社會行動所呈現之目的是否明確及可預期,能否在目的與現實之間建立起合乎因果關系的技術性方法與邏輯計算。當人類理性認知不足時,法律與宗教、道德、儀式等難免混雜,諸多糾紛解決的論證難題只能化為無需闡明、無需論證的儀式,或轉移到其他社會治理方式。“至于把法律從道德中分離出來,把宗教從法律中分離出來,則非常明顯屬于智力發展的較后階段的事。”隨著人類認知能力的提升、科技進步、宗教改革、社會發展與功能分化,法律逐漸與其他系統區分,成為自主運行系統,儀式也呈現神性衰減、理性漸增的系統演進脈絡。
    伴隨著法律從非理性向理性發展,儀式以擬制符號象征來區分、塑造交往活動與秩序,搭建起能夠展現人類內心溝通邏輯和共同體內部權利義務配置的可復制、自創生(autopoiesis)行為系統。儀式系統在現代社會得以界定,是因為“基于理性,任何一種人類行動以及與這種行動相聯系的各種事件和過程,都可以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與規則明確的法律系統相比,儀式系統是社會主體在長期的歷史實踐活動中積淀下來的、為共同體普遍接受的、內在因果關系未闡明的規則生產與再生產。哈耶克認為“未闡明的規則優位于闡明的規則,而且已闡明規則的存在亦不能代替未闡明規則及其所具有的意義”。對于儀式而言,其行為規則通常闡明清晰,但其功能蘊涵并不能夠像法律那樣清晰釋明。儀式是對于高度復雜和充滿偶然之生活世界的系統化約。儀式根據自身運行邏輯自主發揮功能,在規范上是封閉的,表現為自我指涉。在認知上是開放的,展現出公共理性。“系統的開放性建立在運作的封閉性基礎之上。”儀式系統植根于由行為規則構成的社會之中,不可避免地與其他社會子系統發生結構耦合,觸發不同的功能組合。“這種觸發狀態是基于系統自身(而非環境的)結構產生的,由此系統能夠在結構上不斷產生對這種觸發的回應,引起結構的再生產。而在現代功能分化社會的條件下,結構耦合概念深化和改造了我們對社會意義形成的理解。”
    隨著法律漸次成為現代社會的治理基石和理性典范,儀式在現代治理場域中的功能并未消退,儀式系統與法律系統進一步耦合,共同為關照社會期望負責。法律以完全闡明的方式關照期望,儀式則以象征、溝通等方式加以補充。儀式與法律之間的天然脈連,以及儀式在現代場域中所展示的公共溝通屬性和規范性期望特質,使得現代法律系統持續向儀式系統灌注理性要素,法律實施也不斷增進人們對儀式理性蘊涵的認知。
    (三)就職宣誓的儀式系統識別
    國家治理場域中的就職宣誓,特指“國家公職人員在即將任職執掌權力時,向公眾申言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恪守職責忠實履職的儀式”。論及就職宣誓的儀式系統信息識別要素,具體包含時空、言行、器物和程序四個方面。
    第一,就職宣誓存在于時空維度。在充滿復雜性的社會環境下,社會行為多元化,社會主體普遍要求增強行為預期的確定性。沒有相應的時間維度,就無法展現儀式的時限(時間長短)與時序(時間先后),就職宣誓內嵌于權力系統運行,也失去了穩定行為期望的條件和能力。社會主體在行為預期落空、遭遇失望的情境下,無論是承認事實的認知性期望還是反對事實的規范性期望,都以時間場域為前提。沒有相應的空間維度,就職宣誓的形式與流程則失去公共性展演的地點和條件,也失去了主體間的溝通場域。儀式觀察者(儀式行動主體也屬于廣義的觀察者)只有立足時空維度方能厘清儀式的公共景觀與系統脈象。就職宣誓是在特定時間、有著特定期望、表達特定價值的行為,是從生活世界中脫穎而出的“規范空間”。
    第二,就職宣誓必經言行要素展演。就職宣誓關于儀式的操演將個人言行輸入系統,經由系統與環境區分產生二階觀察,進而呈現為公共景觀的系統記憶,將原來僅屬于個體的私人印象擴展為共同體參與分享的集體烙印,從而構建起權力交接的合法性之鏈。究其本源,儀式所展演的動作起初是人類身體機能反應的自然流露。比如人的四肢具有敏感的條件反射功能,當人受到嚴重威脅而無力抵抗時,下意識地會雙手高舉表示投降,或雙手合抱表示恐懼,或曲膝跪地表示順從。隨著社會發展,人體動作逐漸豐富,機能不斷延伸,形成從行動、姿勢到聲音、展演等系列表意行為。言行要素對于就職宣誓來說是核心展演,嚴格規定語言和動作。就職宣誓的誓言是增一字則多,減一字則缺;宣誓的語音語調在儀式中也會被編碼為一種象征性符號給予標注,經過程序性解碼后與權力運行相映射。
    第三,就職宣誓的器物要素擺列在場。儀式中使用的器物往往冠稱法器,在儀式史上普遍存在,如商周時期的鼎,封建官衙的驚堂木、登聞鼓,法庭上的法槌、法袍,就職宣誓時手撫的憲法等。2018年3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當選的國家領導人進行就職宣誓,手撫的憲法文本,站立的宣誓法臺和上臺,都是專門定制的宣誓法器。法器實質是一種權力符碼表征,嵌入儀式行為規范化和標準化的系統運作,傳達權威性和象征性信息,目的在于增進觀察者的神圣感認同與權威性服從。
    第四,就職宣誓的程序要素不可或缺。就職宣誓作為系統化的儀式展演,內蘊程序要素。系統意義上的儀式凸顯溝通意蘊,而程序意義上的儀式強調規則面向。程序喻示區分,儀式經由程序才得以區分為獨立運行系統,以此來辨別系統與環境。所以,程序是儀式系統化約環境復雜性以及形成自我判斷和自我指涉的關鍵。依法實施的就職宣誓所涉及的程序被納入從事正義目的的行為系統,系統運作過程、方式和關系所展現的“法律程序可歸之為道德儀式或者正義的儀式”。宣誓儀式系統通過程序這一“看得見的正義”向社會公開,能更加有效地獲得社會的接受與認同。就職宣誓經由程序在場演繹,為前述言行要素、器物要素等權力符碼的內在象征提供了系統要素的再生產,同時要素間的關系即系統結構也得以再生產。
    三、就職宣誓的儀式功能
    現代法律普遍作程序法與實體法的區分,程序法的施行往往經由儀式展演。運用于法律程序的儀式或者法律明文規定的儀式通常簡稱為法律儀式;運用于憲法實施程序的儀式或者憲法明文規定的儀式則可稱為憲制儀式。憲制儀式存儲整合了社會系統的國家記憶并形成自我指涉與自我創生,激活、深化并改造了民眾對國家意義的理解,不斷觸發法治信仰支持(也解決了就職宣誓在中國因缺失西方儀式的宗教底蘊而無法藉由超驗信仰支撐的難題),經由制度反復規訓,形成穩定的規范性期望。因而,就職宣誓作為憲制儀式,最基本的功能是通過系統運作來厘清國家治理體系的高度復雜性與或然性,具體表現為象征標示、整合吸納、表達溝通和建制規訓四個方面。
    (一)象征標示
    儀式是一種超常態行為,具有濃重象征意蘊。從行為頻率到行為目的,就職宣誓充滿了各種象征符號,精心設計的宣誓儀式程序細節是對象征符號的標注宣示,不同角色的著裝、法器、站位等皆屬儀式系統自身的必備符碼,呈現特定空間的權力實踐,經由環境與系統的輸入與輸出維系特定治理秩序。就職宣誓是相對恒定的象征標示系統,兼有認知性和規范性。宣誓主體在展演過程中不斷給觀察者帶來心理上的刺激,引領并影響觀察者對周圍世界的理解認知。宣誓儀式對社會行為的規范,是以穩定規范性期望的表達溝通策略來凝聚價值共識。就職宣誓的權威象征行為,不斷增進觀察者的敬畏、認同和信心。宣誓主體的系列象征行為不斷獲得觀察者對所履職位的認知、理解和尊重,有助于共同體的加固維系,使觀察者保持信仰和信心。就職宣誓在特定的范圍內,通過事先規定的具體行動,讓外在行為規范內化為穩定心理預期和法治認同。就職宣誓通過象征性的標示,持續強化法治價值、法治理念,持續強化觀察者對公共職位形象的法治認同。
    以香港立法會宣誓案為例,通過憲制儀式形塑地方立法機關權威,增強合法性。議員職務頭銜具有象征性和代表性,出場宣誓負載著社會共同體的委托和授權。但是,倘若宣誓環節出現問題,就職儀式所標示的正式委托與授權則失去了最后一道程序確認,從而使得議員履職的合法性功虧一簣。有瑕疵的就職宣誓在法律效果上會弱化立法會的權力行使,倘若候任議員在宣誓時故意破壞儀式的整體性和莊嚴性,會對儀式正當性與合法性造成極大損傷,嚴重削弱儀式所代表的法治權威。
    (二)整合吸納
    儀式是系統記憶的保留,起到儲存信息的作用。儀式系統運行也是信息的重復處理,不斷區分于外界環境,進行封閉系統的自我指涉。就職宣誓是強化政治共同體信息整合、吸納認同的有效手段,比如宣誓場所的莊嚴和宣誓法器的擺設,都會增強觀察者的肅穆感,進而將這種感覺轉化為公開公平公正的自覺認同,接受莊重氛圍中產生的宣誓結果。香港立法會的就職宣誓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觀察,是通過內部整序,向外發力,宣傳立法會和議員的榮譽形象,樹立代表公平公正的整體公共形象,整合吸納香港民眾對立法實踐的歷史記憶和評價,從而幫助議員建構職位尊榮感,強化依法履職觀念。
    就職宣誓對社會系統的建構與運轉不可或缺,為觀察者解釋社會現實提供直觀方便的認知性期望,同時用情景化方式實現了規范性期望,以規范化和可重復的行動方式使觀察者能夠系統化接受。以規范性期望表現系統內組織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這種觀念系統可以使社會主體明確系統界分關系。同時,就職宣誓的系統耦合表現在內外兩類指涉:外部指涉在法律與社會系統間建立溝通,體現為法律與社會系統間相互依賴性的上升,使得法律責任與社會生活相關聯的同時尋求系統的自我生產;內部指涉呈現穩定結構交界處的系統耦合,宣誓過程就是對儀式前和儀式后兩個穩定狀態的轉換過程。儀式所內蘊的抽象力,能夠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經驗性作用和均衡功能。
    (三)表達溝通
    表達是溝通的基本方式,溝通是表達的主要目的。儀式以一種公開、嚴肅和規范的形式,向社會公眾表達情感,提供認知并爭取承認。就職宣誓通過規范化的儀式展演,強化公民的敬畏感,增強儀式的法律供給,進而成為增進國家治理體系融貫性和有效性的憲制手段,塑造并維護公共權力運作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就職宣誓是宣誓主體將執掌權力的公開表達,也是與社會的透明溝通,多數國家將完成宣誓儀式作為正式履職前的必要條件。溝通是儀式系統的基本功能,而儀式作為一種直觀可視系統,通過言行、器物等要素塑造出共識情境,強化觀察者的認同感,形成自覺遵從意識。
    同時,儀式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表達,有可能夾雜兩種負面功效。一是儀式濫用。過度形式主義或高頻度的儀式充斥會給觀察者造成內心厭煩,成為社會信息的負面承載單位。二是儀式異用。儀式行動主體主動“改編”、有意“加料”是典型的抗爭性話語生產,個別化的政治行為藝術消解甚至異化了儀式功能。例如香港第六屆立法會極少數候任議員就職宣誓時,不當展示政治道具,變動、篡改誓詞,宣誓言行不恭等,這些抗爭性的展演看似是個體表達,其實具有內在的集體行動意識,“以儀式的方式”表達抗爭情緒,沖擊“一國兩制”憲制系統。儀式異用也從側面反映出香港社會意識形態存在分化,提醒憲制主導者及時作出回應。回應既可以是進一步溝通,也可能引發憲制裝置的高強度整合,即下文所述的建制規訓功能。
    (四)建制規訓
    儀式通過區分可以將一個復雜和偶在的生活世界系統建構起來,“借助儀式,人們能夠克服社會存在的差異,建構社會秩序和共同的歸屬感。”儀式建制產生的法治權威凝聚法治認同,提升公共理性,引領社會心理溝通與規范性期望。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儀式的“劇場效應”與建構型法治相契合,因而法律在諸多情境下呈儀式化操作。憲制性法律關于權力交接的程序性規定構成就職宣誓的儀式合法性淵源,儀式組織化、程序化所產生的建制權威替代了以往的神圣權威,就職宣誓建制功能體現為儀式系統展演所描述期望的自我生產與再生產。
    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公共權力在不同組織和人員之間的配置、轉移和交接需要防范任性而為。就職宣誓內嵌于權力移轉的過程之中,權力移轉的過程往往也是各種爭議和沖突交織的過程,儀式作為憲制性程序對爭議和沖突必須能夠發揮規訓懲處功能,以達致建制均衡。就儀式和懲處之間的關聯,米歇爾·福柯指出“公開懲罰是直接重新灌輸符碼的儀式”。就職宣誓不僅涉及權力主體間的交接,也在權力的主客體之間搭建起彼此認受的紐帶,意味著各方認受事先確立的規則并確認權力分配結果。因此,就職宣誓的儀式系統以公開形式對公共權力的配置、移轉、認受進行規訓。儀式規訓既可以消除分歧,又能夠增進法治認同。顯而易見,前述儀式抗爭之后出臺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宣誓解釋》,通過全面規范香港立法會選舉秩序和宣誓秩序,對香港司法權構成直接的憲制性監督與指引;通過提升就職宣誓有利于轉變憲法實施的方式,促使香港法治啟動面向國家法治體系的系統轉型,進一步加強“一國兩制”的憲制規訓。
    四、香港就職宣誓制度建設及其啟示
    法治國家普遍視就職宣誓為和平有序交接權力的法律儀式。香港社會長期受到英國普通法觀念的影響,民眾充分認受就職宣誓的儀式功能。因為儀式法理內蘊著普通法“遵循先例”原則的系統運行邏輯。如前所述,儀式是系統記憶的保留,記憶在社會系統信息識別和溝通中不可或缺。而“遵循先例”作為普通法基本的法律論證模式,實質是對先決判例的系統記憶重復。普通法系法官的義務是對先例規則的傳達,律師則依據先決判例激發法律系統的自創生。所以,就職宣誓在香港有著深厚的法理認同基礎。
    (一)制度流溯與法理定位
    與內地相比,現代意義的就職宣誓在香港的制度演化更為悠久和連續。香港法治最初淵源于殖民地時代的英國法。1215年,英王約翰宣誓遵守《大憲章》,被視為現代就職宣誓制度之淵源。至19世紀,就職宣誓有了專門立法,1866年出臺《國會宣誓法》明文規定了國會議員的就職宣誓,1868年通過《承諾宣誓法》,將高級行政人員和法官的就職宣誓納入適用范圍。香港隨后于1869年參照《承諾宣誓法》制定《承諾宣誓條例》,至1972年修訂為《宣誓及聲明條例》。1984年,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簽署聯合聲明,確認中國以“一國兩制”形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原有法律及其實施方式基本得到保留。據此,基本法第104條列明就職宣誓制度。香港特區政府承襲回歸前的既有制度,1997年出臺的《宣誓及聲明條例》(以下簡稱《宣誓條例》)僅在宣誓類別和內容上作了少許修訂,適用至今。
    香港就職宣誓制度實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憲制儀式的建制在區域層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是,立法會宣誓案暴露出香港普通法支撐的區域性儀式系統對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法理盲區。香港普通法作為納入英美法系的高度權利化和形式化的判例法體系,承擔建構國家認同與憲法認同的責任缺位。《宣誓解釋》作為憲法和基本法的延伸,有利于及時補位解決就職宣誓引發的憲制異議,對“港獨”主張作出主權回應,并以儀式程序統合“一國兩制”憲制平衡。至2018年3月,憲法第二十七條增加第三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就職時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公開進行憲法宣誓。就職宣誓的法律位階上升至治理體系頂層,成為履職必備的憲制程序,呼應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憲制秩序要求。基于儀式系統運行法理,就職宣誓的定位是支持憲制結構耦合的組合要件(簡稱“組件”)。首先,儀式以宣誓為象征符碼,標示公共權力按照既定規則和法律程序為開端;其次,就職宣誓以可觀察的嚴格程序操演,整合吸納形成公共職位的職業操守,從而增進公職人員行使權力時的自律自省;再次,作為任命程序的延伸和拓展,宣誓意味著就職宣告程序的公開展示,也有利于儀式關照期望的公共表達和觀察者的主體間溝通;最后,正當程序規訓權力,保證權力交接合理有序,觀察者從宣誓中觀摩權利和權力的象征性交流及其有序展開,可形成對憲制秩序的認同。
    (二)化解區域治理結構風險
    香港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區域構成,其權力來源于中央授權。法理上的授權是指權利主體委托被授權主體代替其處理相關事務。基于大國國情的復雜性,國家治理實踐中必然存在多個被授權主體,由此出現授權的對稱性問題。首先,中央對香港的授權不同等不適用于其他區域,內地無法比擬香港的“高度自治”,內地與香港相比不對稱。其次,中央與香港的治理結構不對稱,香港普通法治理結構與中央黨政治理模式不對接。再者,香港治理系統內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架構配置不相均等,中央明確行政主導,但司法的獨立程度遠高于立法和行政,實際運行與中央授權并不對稱。以上種種不對稱運作的均衡與否,有待運用“合法/非法”符碼進行封閉運作,“系統形式的不對稱性以及符碼的對稱性,必須在系統中共同發揮作用。”“一國兩制”憲制結構不對稱有助于檢討區域治理風險來源。
    “一國兩制”法理主張對香港“高度自治”的憲制監督,內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以系統理論角度觀察就職宣誓,儀式并非僅僅解決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內容與政治效忠的問題,而是通過就職宣誓的系統自我指涉,全面規范香港的自治秩序,保障憲法和基本法所賦予的中央全面管治權的行使順暢。《宣誓解釋》對香港公職人員就職宣誓儀式進一步清晰化、規范化,要求完整宣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誓言,誓言是整合吸納內地與香港民意之后的憲制表達,具有法律約束力。公職人員不遵守憲法和基本法進行完整準確地就職宣誓,應視為未合格履職,不能正確對待及正常行使民眾所賦予的權力,可經由法定程序褫奪公權職位。香港高等法院明確承認《宣誓解釋》并依據香港本地法例對宣誓案作出的判決,是國家理性與普通法治理的有機結合,明確了“理想的普通法司法是法官引用先例并適時(在法律系統內部溝通可接受的范圍內)重構先例規則”。相較于以往香港司法基于西方英美人權法理所作出的“占中判決”和“旺角判決”,香港高等法院的遵循先例成為封閉運作的法律系統不斷向外部環境進行信息交換的方式,作出符合基本法原意及尊重“一國兩制”法理的判決,有助于審視基本法階段性實施之后的某些不對稱結構是否仍然均衡,從而矯正區域法治發展的非均衡狀態,促進區域治理和國家治理的系統融合。
    (三)促進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構耦合
    “憲法的功能在于維系社會系統的功能分化。”有著憲法根據的“一國兩制”制度的功能在于維系區域治理系統與國家治理體系的結構耦合。其實,中國的憲制構成從未脫離“一國兩制”的制度實踐,“采取、接受和容納(contain)各種類型的地方自治”始終是國家的政治整合手段。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喻示香港的普通法治理系統能夠自我指涉與自創生,同時,區域治理既有經驗融入國家治理體系,也激發國家憲制的系統自創生。憲制秩序作為法律系統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實質耦合,憲制儀式則是法律系統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形式耦合。就職宣誓作為憲制儀式將在“一國兩制”結構耦合中發揮重要作用,香港宣誓儀式經驗對于國家憲制儀式建制有著重要的法理啟迪和實踐借鑒意義。
    就職宣誓督促公職人員依法宣誓,并將此作為行使公權的前提,體現了任職的公正性和正當性,體現了對民權的尊重。倘若就職宣誓不能保證規范、連續和莊重,則表明儀式自我生成的力量在破壞系統的穩定性,也在增加系統的復雜性。因而,就職宣誓通過與法律之間的系統和環境的區分,促成合法和非法的宣誓儀式區分;通過與文化習俗之間的系統和環境的區分,促成有效和無效的宣誓儀式區分;實現儀式系統的自創生。以香港早期司法訴訟為例,港英當局起初讓華人作證時手按《圣經》宣誓。但是,當時絕大多數華人并無上帝信仰,宣誓效果不佳,后改讓華人對著自家祖宗牌位宣誓才產生實際約束力。傳統文化習俗激活現代儀式系統,法律系統對環境作出創新性結構回應并且保持系統性結構穩定的平衡,是法律與宣誓儀式系統結構耦合過程的生動呈現。這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啟示在于:未來的儀式建制不能直接挪移外部經驗,需要考慮國家治理體系中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系統的功能分化與結構耦合。
    及時總結就職宣誓制度的香港區域實踐,目標在于有效促進區域治理系統與國家治理體系之間的耦合。憲法的有效實施對于國家觀念的形成極為重要,憲法是國家象征,就職宣誓作為憲法的實施方式,是公職人員選任程序的一環,有助于區域民眾完成關于國家的政治想象。而多數憲制實踐表明,“如果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全部來自個別地區,那么就會造成國家內部的區域分裂;如果某地官員永遠只能在該地區任職而不能上升到國家政治中心,同樣會妨礙該地區國家觀念的形成。”推進當前國家儀式建制的深化,能夠更好保障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當然,任何重要的國家構成或憲制都是一個歷時的工程,需要制度的反復磨合、累積和沉淀,甚至需要跨時代的跋涉。
    五、結語
    就職宣誓系統運作對于“一國兩制”乃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意義將積極而深遠。“一方面,社會各子系統通過封閉運行和自創生實現各自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社會子系統又通過與環境的耦合解決各子系統所存在的悖論。這是盧曼為現代社會所深描的一種多元的、動態的、耦合的平衡結構。在這個現代社會圖景中,憲法的角色尤為特別。”憲法實施如何回應社會環境的轉型和變化?就職宣誓絕不是簡單的形式主義“貓步”,作為憲法實施的重要方式,實質性充當著憲制結構耦合的法治組件。憲法既在價值意義上統合國家,也在象征意義上代表國家,以抽象出來的憲制符號(國旗、國徽、國歌等)和憲制儀式(就職宣誓、國慶閱兵等)將國家觀念直觀呈現,從而有助于民眾觀察,增進溝通、說服和相互承認,構筑法治共識和國家認同。
    當前,國家關于就職宣誓的配套機制尚需精細建構,如對于宣誓儀式的監督制度和違反儀式的追責制度等。未來就職宣誓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憲制塑造可借鑒《宣誓條例》和《宣誓解釋》的實施經驗,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實行憲法宣誓制度的決定》的基礎上制定專門法律——《就職宣誓法》,并依法定程序列入港澳基本法的附件中,明確適用于香港與澳門。《就職宣誓法》應建立完善就職宣誓實效監督機制,對違反或破壞儀式、宣誓失信和失效等行為進行法律追責,構建儀式良性運行的自創生系統。同時,可以明確就職宣誓的適用主體為國家治理體系中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落實實施程序等細則,充分發揮監察、司法、媒體等監督力量,形成系統合力,有效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就職宣誓 儀式法理 系統運行 功能分化 國家治理 責任編輯:admin
打印繁體】【投稿】【收藏】 【推薦】【舉報】【評論】 【關閉】 【返回頂部
上一篇【2019.02】國家治理邏輯中地方政.. 下一篇【2019.01】黨內政治生態理論的四..

澳门金沙网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