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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黨內政治生態理論的四維審視
2019-06-15 12:32:03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柳寶軍 【 】 瀏覽:177次 評論:0

    “政治生態”這一概念是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一個關鍵命題,也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新范疇、新表達。習近平指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是黨的建設中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問題,關乎黨的團結統一,關乎黨的生死存亡。”隨著全面從嚴治黨實踐和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深入推進,黨內政治生態治理對于加強黨的建設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意義。黨的十九大對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作出了進一步的戰略部署與頂層設計,明確提出了“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和“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要求。黨內政治生態治理是有效解決當前全面從嚴治黨深層次矛盾、關鍵性問題的迫切要求,也是民族復興征程中通過良好黨內政治生態引領帶動整個社會政治生態和政風民風根本好轉的戰略要求。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的提出和實踐,意味著黨對自身建設規律和執政規律的又一次理論和實踐升華,是黨的執政視野更加寬闊、執政理念更為科學、執政實踐更加成熟的顯著標志,也為黨的建設和發展提出了更加宏觀更加明確的目標指向。深化對黨內政治生態的學理探討,為新時代黨內政治生態治理與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提供學理支撐和理論參考,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黨內政治生態的科學內涵
    作為一個開放性的研究課題,近年來,黨內政治生態研究受到了理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彰顯出黨內政治生態所具有的獨特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尤其是在中央重要文獻正式提出“黨內政治生態”以來,該問題顯然已經成為新時期黨的建設領域的焦點議題。理論界圍繞黨內政治生態進行了多維度、多視角的探討,但在“政治生態”基本概念和科學內涵層面,理論界尚未形成廣泛認可的權威性界定。很多定義只是對黨內政治生態某一層面、某一側面、某種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比如學界常用“總和”、“集中體現”、“綜合反映”等描述性詞匯來理解黨內政治生態,而這只能作為對黨內政治生態現象層面的某種認識和某種理解,但在學理性、普遍性和抽象性角度存在著明顯不足,并不能反映黨內政治生態的內在特質與科學內涵。本文以中國共產黨關于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論述、理論創新與實踐歷程為依據,試圖以理論分析與歷史考察相結合的視角,運用系統分析的方法,從歷史與理論兩個維度對黨內政治生態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內涵等基礎理論進行探析。
    事實上,作為一種客觀現象,“政治生態”從政黨組織誕生之日起就開始存在,并且伴隨著政黨組織誕生、發展、演變過程的始終,對政黨組織的健康發展和良性運行發揮著潛移默化的重要作用和獨特功能,即“政治生態好,人心就順、正氣就足;政治生態不好,就會人心渙散、弊病叢生”。既然“政治生態”一直伴隨組織的存在而存在,那么這一概念為何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近百年的時候才明確提出來,并且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在許多重大場合的反復強調?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生態”一詞誕生相對較晚,而更是到上世紀末才將其運用于社會科學研究。“生態學”(Ecology)的創立始于十九世紀中期,二十世紀中葉哈佛大學的J·高斯和夏威夷大學的F·W·雷格斯將生態學的觀點與方法運用到對社會政治現象的研究,于上世紀末才逐漸運用到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當中,并由此陸續誕生出許多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和新興交叉學科,例如將生態學運用到文化學研究領域,產生了“文化生態”的概念;運用到社會學研究領域,產生了“社會生態學”的分支學科;運用到商業運營與金融領域,誕生了“金融生態”的概念;運用到研究以人類為中心的城市系統結構,則誕生出了“城市生態學”的研究領域等等。“政治生態”正是將人類政治活動納入到生態學視野并進行思考和研究所產生的一個結果。臺灣學者彭文賢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將生態學引入行政領域,于1988年出版了《行政生態學》一書。隨著應用生態學的不斷發展,這一學科的理論框架和分析范式逐漸進入到大陸學者的研究視野中。在內地最早將生態科學引入到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王滬寧,他于1989年出版的《行政生態分析》一書,開啟了國內對該問題研究的先河。除此之外,當代開展這一領域研究的還有王邦佐、劉京希、夏美武等學者。
    在政治生態學視閾下,“政治生態就是政治系統中的諸要素在運行和交互中所形成和顯示出的整體狀態。”政治生態是社會政治生活狀況、政治行為環境和政治發展態勢的集中體現,是政治行為主體、制度環境和文化氛圍等方面的綜合反映。政治生態學則是“用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政治現象與周圍環境關系的學問”。黨內政治生態與政治生態學研究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意義等方面是有所區別的。政治生態學理論主要側重于運用生態理論和生態科學分析研究政治行為主體與政治發展環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以及政治系統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社會政治生活所呈現出的綜合狀態,即政治生態理論把人類社會的政治行為、政治現象、政治環境看作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試圖運用系統思維方法、生態理論和生態智慧來分析政治生態系統要素之間、系統內部各子系統及與系統外部之間的相互關聯和作用機制,從而模擬研究政治現象和政治發展規律,力圖為政治生態系統實現動態平衡、穩定有序、良性運轉注入生態智慧和系統思維。
    政黨政治生態研究主要以政黨組織作為研究坐標,是運用生態理論和系統科學來研究政黨組織系統之間以及政黨成員與政黨組織環境之間交互作用形成的政黨組織運行的政治環境和整體狀態。從學科屬性的角度來看,黨內政治生態屬于黨的建設學科,而政治生態學理論則屬于政治學理論學科。顯然,本文所關注的黨內政治生態指的是黨史黨建學科內的研究命題。中央重要文獻所強調的政治生態也主要指的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政治生態,主要是指黨員干部之間以及黨員干部與各級黨組織之間在長期政治生活中交互作用形成的黨內政治環境和整體狀態。總體而言,黨內政治生態是集政治行為主體、政治環境、政黨文化、紀律規矩、制度體系于一體的生態顯現和狀態反映,是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與政治本色、黨內風氣和工作作風、從政環境和廉潔狀況、黨內制度法規體系建設狀況及運轉效能等方面的綜合反映和系統呈現,也是政黨發展和政黨建設系統化的軟性環境和柔性空間。黨內政治生態不僅是一種外在的狀態呈現與表現形式,也蘊藏著某種鮮明的價值導向和組織氛圍,而此一旦形成,就會以一種相對穩態化的形式對其生命個體產生持續的柔性引導效應。在優良的黨內政治生態中,黨內健康力量就會得到鞏固和上升,黨的事業則得到繁榮發展;反之,在惡劣的黨內政治生態中,黨內消極力量就會占據上風,黨的事業則遭受損失。黨內政治生態不僅深刻影響黨的建設的總體效果,而且關乎黨的形象的優化、黨的凝聚力與戰斗力的生成,正如習近平所講,“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須有一個良好政治生態。”全面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戰略任務的提出是對全面從嚴治黨作出的頂層設計。習近平指出,“形成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是旗幟鮮明講政治、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風肅紀、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迫切需要,是鍛造優良黨風政風、確保改革發展目標順利實現的重要保障。”“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 是黨的建設中帶有根本性、基礎性的問題,關乎黨的團結統一,關乎黨的生死存亡。”這些重要論斷指明了黨內政治生態治理對于加強黨的建設所具有的基礎性與根本性作用,將黨內政治生態治理上升到了關乎黨的團結統一和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深刻揭示了黨內政治生態治理在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中的重要地位。
    二、黨史視閾下黨內政治生態的理論探源
    在黨的歷史上,歷屆共產黨人雖然并未明確提出并使用“黨內政治生態”這一概念,但當我們將視野追溯到黨的九十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會發現在黨的領導講話和黨的重要文獻中廣泛存在著具有濃厚政治生態意蘊的命題和表述,蘊涵著許多扭轉黨內不良狀態與營造良好政治生態的理論素材和思想資源。
    第一,關于造成一個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思想。1957年毛澤東就提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局面”原指棋局上所下棋子的形勢,后來比喻事態和事物發展的態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在本質上就是指一個充滿生機、精神昂揚、健康向上的黨內政治生態,顯然與當前中央強調的“政治生態”的內涵有著很高的契合度。這一重要思想蘊含著個體與集體相一致、自由與約束相統一、組織意志和個人意志相協調的濃厚辯證思維特征,對于我們當前優化黨內政治生態具有極大的思想啟示。鄧小平也指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就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氣氛,求得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使黨內外廣大群眾心情舒暢。”從而進一步明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對于實現四個現代化具有的重要意義。
    第二,在黨內營造濃厚政治空氣的重要思想。毛澤東曾指出,“需要一種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空氣”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的重要構成部分,本質上就是一種組織氛圍和組織傾向,亦屬于“黨內政治生態”的構成要素之一。1952年,周恩來同志指出,“要求有高度黨性,反對政治空氣稀薄。政治空氣首先要求有高度的黨性,鍛煉同志們的思想,一切從原則出發……庸俗空氣就稀薄了,政治空氣就濃厚了。”張聞天曾強調了具備一種良好的“空氣”和“環境”對于一個執政黨的特殊重要性,他指出,“領導要造就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這個問題對于我們當權的政黨特別重要。”“政治空氣”不同于已成文的黨內法規、可表現的黨內作風、強約束的黨內制度,它看不見、摸不著,但是有訊息、可感知,本質上是一種在黨內無時無刻不發揮著巨大的引導威力和教化功能的隱形傾向和柔性約束。
    第三,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造就一個穩定政治形勢和狀態的思想。1978年,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指出,“好的意見不那么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么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么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1982年黨和國家面臨機構臃腫、職責不清,許多人員不稱職、不負責,工作缺乏精力、知識和效率低的狀況,鄧小平發表《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的重要講話,他指出,“這確實是難以為繼的狀態……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要堅持實現四個現代化,能夠容忍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要搞四個現代化,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形勢不行。”鄧小平用“狀況”、“狀態”、“政治形勢”等詞來概括黨當時面臨的整體狀態,在概念表述上已相當于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內涵。
    第四,創造一個穩定有序、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環境的思想。早在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學習和時局》報告中就認識到環境因素的重要性,“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鄧小平曾指出,“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明確了具備一個穩定政治環境對于順利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意義。江澤民也曾指出,“決不能讓腐敗行為有‘寬松的環境’,決不能讓腐敗分子為所欲為、逍遙法外。”此處的“寬松的環境”意指滋生腐敗行為的文化土壤、制度環境和政治氛圍等,屬于黨內政治生態的近義用語。胡錦濤指出要“強化組織功能,認真貫徹民主集中制,濃厚黨內生活的原則空氣,堅決反對好人主義”,“著力樹立公道正派、真抓實干、開拓創新、艱苦奮斗的良好形象,努力營造風清氣正環境”。這里的“黨內原則空氣”、“風清氣正環境”均屬于黨內政治生態范疇,這類論述已體現出了鮮明的政治生態思想意蘊,并包含著通過思想建設和黨內民主建設凈化黨內政治生態的精神要義。
    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明確指出“改進工作作風,就是要凈化政治生態,營造廉潔從政的良好環境”,也正式提出了“政治生態”這一命題。在許多重要文獻的相關論述中,出現過多次諸如“政治局面”、“政治空氣”、“政治環境”、“政治氣氛”、“政治形勢”、“政治微生物”、“狀況”、“狀態”、“風氣”、“空氣”、“土壤”等命題和表述。從學理意義上看,這些命題和表述均屬于黨內政治生態不同子系統的核心構成要素,圍繞這些命題的諸多論述也對“黨內政治生態”概念的正式提出提供了思想萌芽和理論淵源。黨的十八大以后,生態文明觀念和綠色發展理念不斷深入人心,全面從嚴治黨理論不斷創新以及黨內政治生態取得的卓著治理成效,共同催生了“政治生態”這一重要命題,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態理論的集成與創新。
    三、黨內政治生態的基本特征
    黨內政治生態與自然生態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作為一個社會政治生態系統又與其不完全相同,兩者間存在著較大的區別。就相似性而言,兩者都是一個系統性整體性的概念,有著系統性和開放性的系統特征。此外,黨內政治生態系統因其存在強烈的價值流動和文化氛圍,因而,它還具有顯著的導向性特征。
    (一)導向性
    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從心理學的角度考察了群體的一般特征,他認為,“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是組成群體的個人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點。”黨內政治生態系統作為一個由黨員干部及各級黨組織組成的群體性集合體,其中的每一個成員或者每一個基層組織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個體,而是在一定的群體環境、組織氛圍、群體偏好中存續的社會存在,每個黨員干部和黨的組織在其中都表現出明顯的群體性特征。這種群體性特征一旦形成,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中處于一種穩定的狀態,反過來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制約著每一個群體成員的思維動機和行為傾向,使黨內政治生態呈現出某種強烈的導向性,“政治生態的好壞主要通過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覺悟問題和工作作風來體現,政治生態散發出來的信息和導向具有強烈的引導作用。”這種導向廣泛而深刻地體現在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級,對黨內政治生態各行為主體構成了無影無蹤而又威力巨大的引導機制,這一引導機制不僅無形地形塑著每一個行為個體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而且深刻地影響著每個行為個體的溝通手段和行為方式。黨員干部的思想意識和行為傾向在自覺不自覺中受到其統攝、制約和影響,不僅體現在價值觀、思維、精神等理念層面的導向,而且體現在用人、政績、工作等實踐層面的導向。
    (二)系統性
    著名生物科學家貝塔朗菲在生物機體論的基礎上概括并發展了機體論的理論成果,提出了一般系統論的基本觀點,概括了現代系統論的三個基本特征,即系統的整體性、動態性和層級性。作為一個系統概念,對黨內政治生態研究也應秉持系統分析的科學方法,在一般系統視角下,黨內政治生態同樣具有三個基本特征。
    一是整體性。習近平指出,“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開拓創新,既要把住關鍵重點,也要形成整體態勢。”“形成整體態勢”是對黨內政治生態治理提出的基本要求和衡量標準。黨內政治生態的結構要素分為生命系統要素、環境系統要素、行為系統要素和價值系統要素,各個構成系統要素又包含若干子系統要素,這些多元共存的系統要素是黨內政治生態的構成細胞、重要單元和分析要件,相互之間構成一個緊密聯系、交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黨內政治生態系統諸構成要素并非諸多單元和要件之間的簡單組合和任意疊加,而是存在著相互之間聯系、溝通、制約、互動的作用機制。通過這些機制,各個層級的系統功能才能得以發揮,整體生態系統狀態才能得以形成。作為整體的黨內政治生態系統時刻發生著能量流動、信息傳遞、物質循環以及觀念融合,由此形成了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的整體狀態和發展態勢。這種整體性特征也使黨內政治生態呈現出相對的穩定性和持久性,換言之,實現政治生態狀態的整體改善和優化不是即時性的,政治生態受到惡化相對容易,而要得到修復和凈化,則需要一個長期的治理過程,正如習近平所講,“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復就要付出很大代價。”整體性特征要求黨內政治生態需要堅持綜合與協同的治理原則和方法,匯聚各方協同的治理合力,取得整體優化的治理成效,提高全面從嚴治黨的系統性、協同性和有效性。
    二是動態平衡性。動態平衡性指的是黨內政治生態各種構成要素在系統運動過程中,舊的平衡狀態被打破,又通過要素協調和結構重組,使系統趨向并達到新的平衡狀態,循環往復,運動不息,體現了“運動中的平衡”和“平衡中的運動”的辯證統一過程。黨內政治生態生成于一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是黨員干部、各級黨組織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產生的合力性產物,黨內政治生態狀況是隨著社會政治環境和時代條件的變遷而不斷發生著新的動態調整的,它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概念,是一個歷史性的產物。從系統要素結構角度來看,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的生態圈和生態鏈上的任意環節的變動,都會引起其他相應系統的聯動效應和連鎖反應,如果各個系統環節之間聯系密切,系統功能發揮正常,整個系統在突破舊的平衡時又能及時趨向新的平衡,這時政治生態系統循環就會得到良性運轉和良性循環,否則政治生態系統就會陷入惡性循環。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式提出了黨內政治生態的重要命題,以高度的使命擔當、除惡務盡的堅定決心、堅決有力的制度舉措和馳而不息的戰略定力協同推進黨內政治生態的治理和重構。使黨內風氣大大改善,黨的面貌為之一新,黨內政治生態因全面從嚴治黨而得到了整體凈化和系統優化,實現了從“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到“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的轉變,反腐敗斗爭實現了從“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到“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鞏固發展”再到“取得壓倒性勝利”的飛躍,生動體現了黨內政治生態的動態平衡性特征,也彰顯了我們黨勇于推進自我革命的鮮明品格。
    三是層級性。生態學的層次觀認為,每一生態體系具有不同的層次,每一層次都有各自的結構功能特征,高級層次的結構和功能是由低級層次的結構和功能發展而來的。作為一個復雜系統結構,黨內政治生態具有多層級的結構性特點,各個系統層級間時刻發生著內外互動、上下交錯、縱橫交流的作用機制,有著相互結合的存在方式即結構特質。黨內政治生態系統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作為系統整體意義上的黨內政治生態大系統,即作為一個政黨組織在宏觀意義和整體意義上的政治生態狀況;第二層級是將大系統劃分為黨內政治生態主體系統、環境系統、價值系統、行為系統四個子系統,每一子系統都有各自的系統結構和構成要素,由此對黨內政治生態大系統發揮著相應的系統功能;第三層次是由各個子系統內部核心要素構成的次級子系統,這些次級子系統的屬性、功能和狀態影響和制約著黨內政治生態大系統和各子系統的狀況。同時,黨內政治生態的層級性還體現在中央黨內政治生態與基層黨內政治生態、不同地區與不同單位黨內政治生態以及黨內政治生態不同系統要素之間的層級性等。層級性特征意味著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結構和構成要素的復雜性,黨內政治生態系統要素所處的不同層級意味著其所處的不同生態位,即意味著其所具有的不同形態、性質和功能,遵循著不同的演化規律,有的構成要素對系統整體而言發揮著主導和決定的功能,有的則僅起到次要和影響的作用。深入把握黨內政治生態的層級性,有助于更為清晰地考察不同層級政治生態狀況的生態位、發生域、交流場,深刻理解和把握黨內政治生態的整體性態勢,也有助于以更具針對性的舉措來調適和優化黨內政治生態各個系統層級的系統功能和整體狀況。
    (三)開放性
    保持系統的開放是政治生態系統保持生命活力的內在要求。在開放的體系中,系統內部能夠及時快速地接收掌握到系統外部發出的信號和能量(系統輸入過程),并及時地對這些信號和能量進行甄別、吸納、決策和反饋(系統轉換和輸出過程),在對環境的靈敏迅捷反應中再過渡到下一層次的系統輸入,從而持續增強系統運行的合法性和穩定性,依此循環往復,形成良性運行狀態。由于黨內政治生態系統與社會政治環境處于互動交流的關系之中,因而它始終處在與特定時代場域、社會政治環境同步發展、相互融通的狀態之下。在與外部環境的良性溝通中,準確把握著社會發展的脈搏,精準洞悉并持續滿足社會政治環境對自身系統提出的合法要求,也因而獲得社會政治環境的大力支持。處于與內外部環境互相作用和互相影響的動態平衡關系之中的開放性黨內政治生態系統,其主體行為不斷得到調節,內在結構和系統要素因應環境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試和優化,使系統功能得以持續更新和升級,從而使系統運行保持蓬勃生機活力;處于與內外環境良性溝通中的政治生態系統,作為系統輸出的路線方針政策更容易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支持,實施起來也更有效率,從而使整體系統更容易獲得社會擁護而不斷增進系統運轉的平衡性、穩定性和合法性。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近平指出要“注重強化外力推動,堅持真開門、開大門,讓群眾參與,讓群眾監督,誠懇請群眾評判”,這一要求是堅持黨內政治生態治理開放性原則的生動體現。開放性特征要求黨內政治生態治理必須自覺接受包括民主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在內的外部監督,積極回應并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提出的利益訴求和愿望要求,通過強化內部治理不斷獲得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不斷鞏固黨的執政根基,以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轉和良性運行確保黨的執政長期穩固。
    四、黨內政治生態的結構要素
    生態學理論認為,生態系統(ecosystem)是指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內,由生物群落與其周圍環境組成的一個整體,各組成要素間借助物種流動、能量流動、物質循環、信息傳遞和價值流動,而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并形成具有自調節功能的復合體。生態系統要素與結構是系統功能內在的根據和基礎,與自然生態系統相類似,黨內政治生態也是一個包括政治生態生命系統、環境系統、價值系統和行為系統的四個核心子系統及其構成要素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形成的系統內部相對穩定的組織形式和結合方式,也就是它的內在結構。這種結構體現了黨內政治生態的一種結構化系統性特質,“這種特質是從不同客體所構成的安排中所抽象出來的。”黨內政治生態大系統由以上四個子系統構成,各子系統又包括內部子系統,各子系統不僅有自身的系統結構和要素功能,而且它們之間時刻發生著能量流動、信息傳遞、物質循環以及觀念融合,由此形成了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的整體狀態和發展態勢。

    (一)黨內政治生態的生命系統
    生命要素是一個生態系統最基本的構成要素之一,是一個生態系統的核心能動主體,也是一個生態系統演化變遷的重要動力源泉。在哲學上一般指人,或者以人為構成元素組成的團體、集團、黨派、階層、階級等。黨內政治生態的生命系統主要指的是黨內政治生態的行為主體,主要分為個體行為主體和組織行為主體兩個方面,即是由全體黨員干部和各級黨的組織構成的綜合統一體。從本質屬性方面來看,馬克思主義政黨具有階級性、先進性和斗爭性三個基本方面,同時也具有作為個體與組織不同維度的特有屬性。在個體行為主體維度上,主要是以人作為分析單元,包括普通黨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黨的領袖以及黨務工作者等行為主體。一般來說,作為個體的人具有三大屬性,即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思維屬性,而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黨員主要由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組成,其本質屬性主要體現在社會屬性上,具體來說包括黨員的階級性、先進性和政治本色等方面,共產黨員對其本質屬性的體現程度決定著黨內政治生態生命系統的整體質量。在組織行為主體維度上,中國共產黨組織體系可分為黨的中央組織、黨的地方組織、黨的基層組織、黨的領導機關的派出機關以及中央領導小組五大類,黨的中央組織又分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中央委員會(包括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四類,黨的地方組織包括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黨的地方各級委員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黨的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由工作委員會和黨組構成的黨的領導機關的派出機關。黨的組織體系的本質屬性集中體現在它的組織特性上,政黨的組織特性是政黨建構方式、內部權力配置、行動邏輯、運行狀況和辦事效率的集中表現。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一個組織特性嚴整的政黨,黨的中央、地方、基層組織體系嚴密健全,黨的組織結構內部信息傳遞順暢快捷,各級組織紀律十分嚴明,思想統一、步調一致,具有階級性、戰斗性和嚴整性的本質屬性。
    (二)黨內政治生態的環境系統
    著名政治學家伊斯頓指出:“我們在分析意義上可以成功地把政治生活獨立成一個系統,就此而言,顯然在使用的意義上,不能把系統說成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必須把它看作是處于自然的、生物的、社會的和心理的環境包圍之中。”環境是系統存在與演化的環境場域與生成土壤,任何系統都不可能缺少自身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黨內政治生態是一個開放系統,它生成于中國特定的經濟社會、文化傳統、歷史土壤之中,與所處的社會政治環境必然會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機制,并不斷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與交流。一系列子系統賴以存續和發生關聯的一切環境要素的總和構成了黨內政治生態的環境系統,主要是指生命系統在黨內政治生態演化變遷過程中賴以生存、發展和變化的內外部環境的綜合。習近平指出,“從嚴治黨是全黨的共同任務,需要大氣候,也需要小氣候。”這里的“大氣候”與“小氣候”就是指涉黨內政治生態環境系統的不同層級。黨內政治生態環境系統也稱黨內政治生態圈,大體上可以分為內圈和外圈,內圈又稱黨內政治生態圈,是指政治生態系統運行的內生性環境要素,而這一內生性環境要素又可以分為大環境與小環境,大環境就是組織層面的環境要素,小環境就是個體層面的環境要素,內圈要素的大小環境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在個體層面主要包括工作作風、個人習氣、務實精神和精神面貌,在組織層面主要包括政黨內部的官場風氣、黨內文化氛圍、從政環境和制度環境等。外圈又稱黨外政治生態圈,是指引發和促使黨內政治生態系統演化變遷的外生性環境要素,主要包括國家政權系統政治生態狀況、社會風氣及社會文化氛圍等方面。黨內政治生態環境系統的內圈與外圈一方面是相互影響、辯證統一的關系,內圈決定和輻射外圈,外圈影響和制約內圈;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我國是執政和領導黨,是中國政治生活的系統中樞與領導核心,黨內政治生態內圈系統對外圈系統更具主導意義的引領、輻射和帶動作用,正所謂以優良黨風帶動民風社風。
    (三)黨內政治生態的價值系統
    結構功能主義代表人物帕森斯認為,分析任何一個社會系統的主要基點是組織的價值模式。價值模式決定系統對其所在情境采取的基本取向,因而指導個人的參與活動。他還認為,除了使目標類型及其高于一切的地位合法化外,還會使各種相當具體的子目標和運行程序合法化,以利于這些目標的實現。政黨是一個具有自己的階級屬性的政治組織,有著自己的強烈意識形態偏好和價值導向,而這些意識形態偏好和價值導向總和就構成了黨內政治生態的價值系統,它是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的重要子系統之一,是政治生態系統的系統靈魂和價值遵循。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的價值系統主要包括組織層面的政黨宗旨、政黨文化、政黨倫理、執政理念、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個體層面的黨員干部的黨性覺悟、政治信仰、思想意識、價值觀念、道德修養等。一方面,政黨正是通過宣揚和彰顯自己的價值系統,維護黨內政治生態生命系統的健康純潔,保持生命系統本質屬性的合規定性和行為表現的合宜性,保證政治生態系統沿著既定方向正確進化發展,防止黨內政治生態系統發生屬性變異與進化偏離;另一方面,借由價值系統的充分顯化,為自己的執政實踐和執政目標增進合法性來源,從政黨所處執政環境中充分獲取擁護政黨系統正常運行的合法性資源和社會支持力量。
    (四)黨內政治生態的行為系統
    對于一個自然生態系統而言,物種的行為是其適應生態環境的主要手段,物種行為的進化與適應對于生態系統有著特殊的意義。自然生態通過生產、消費、分解等系統行為構成一條條緊密相連的生態鏈,成為系統要素相互作用的聯系機制和系統演化變遷及系統功能發揮的有效載體。黨內政治生態行為系統是指主體系統在環境系統和價值系統的雙重影響和制約下所表現出的一切行為趨向和實際作為的綜合。行為系統是政治生態系統實現進化變遷和系統升級的主要途徑和系統聯動機制。黨內政治生態行為系統大體由行為表現要素和行為規范要素兩個子系統構成。在行為表現要素方面的個體維度上,主要體現為黨員領導干部的廉潔狀況、先鋒引領、辦事效率及專業素質,在行為集體維度上,主要體現為組織的戰斗堡壘、效能發揮、清廉狀況、協調水平、服務水平等。在行為規范方面,黨內政治生態的系統進化行為不是隨意和混亂的,而是具有嚴格的行為規范體系來保證主體行為的規范與合宜,這些核心要素包括黨的章程、黨的綱領、嚴明的黨內紀律和規矩、剛性的黨內制度體系及黨內行為規范準則與條例等嚴密的黨內法規體系。

黨內政治生態 科學內涵 理論淵源 基本特征 結構要素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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