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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依法治國視域中警察權威的立體化重塑
2019-03-22 21:07:02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李 瓊 【 】 瀏覽:410次 評論:0
    警察權威立體化重塑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在于依法維護人民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安全穩定。警察權威立體化重塑意義重大,從一定程度上說,關系到黨的執政地位是否牢固,依法治國的推進是否順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需的社會環境是否和諧。重塑警察權威需要立足于警察權威的本質及其根本功能的實現,在解析警察權威重塑面臨的現實問題中找出警察權威立體化重塑的應對策略。
一、警察權威的內涵
    權威的存在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恩格斯指出:“問題是靠權威來解決。”1權威源于拉丁文auctoritas,含有尊嚴、權力和力量的意思,在政治學的經典定義中是一種個人或組織所擁有的使他人服從的能力。探討“權威”離不開對“權力”的探討,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權威體現為“合法的權力系統或社會控制,它既區別于依靠武力的壓服,又區別于運用論爭的說服”2,一旦權力被制度化或者合法化,權力就成為權威。因此,權力與權威的區別關鍵在于是否具有“合法性”。警察權威,又稱警察執法權威,是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者和維護者的警察機關及其警務人員在執行公務活動時所應體現出的權力和威望,是執法過程中所產生效力的綜合反映。從警察權威的本質和根本功能看,警察權威是國家政治權威的表達,是法律權威的反映,最終來源是相對人的認同與自愿服從。
    從理論層面看,“警察都是一個社會調控機構,特別是政府的一個社會調控機構。”1警察的本質目標是調控社會以維護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警察權力是國家實行政治統治和社會管理的一種特殊公權力,警察權威是國家政治權威在社會治安調控上的集中反映,與政治權威不同的是警察權威通過警察組織的實體權威和警察本身個體權威的有機結合來體現國家政治權威。國家的成熟程度和統治水平直接影響和制約著警察權威,恩格斯說:“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對于公民,這種公共權力起初只不過當作警察來使用,警察是和國家一樣古老的,……國家是不能沒有警察的,不過國家還很年輕,還未享有充分的道德威望,足以使那種必然要被舊氏族成員視為卑賤的行業受到尊敬。”2國家制度在進化,警察的階級屬性也逐步淡化,而警察作為國家統治權威和控制的符號表達這一屬性卻從未改變過,實際上警察一直為支撐和維護國家的政治現狀而盡心盡責。需要強調的是,社會法治水平在不斷提高,社會控制逐步從直接憑借暴力轉變為主要運用暴力的威懾影響,使得警察權威顯得至關重要。
    從制度層面看,警察權威是法律權威的內容和體現。警察產生于國家實施社會控制的需要,其政治合法性首先源自合法律性。“權威必然內涵著法定的或合法的。”3警察權力由法律賦予,警察權威是警察權力制度化和合法化的結果。警察執行法律賦予的權力,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具有強制性的警察權力才能獲得合法性與合理性。法律權威的程度決定警察權威的強度。恩格斯說:“他們(警察)作為日益同社會脫離的權力,一定要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重,由于這種法律,他們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4法律權威由法律的內在說服力和外在強制力構成,法律最大程度實現公眾信仰、追求和尊重的公平正義,法律被公眾視為良法,法律權威至高無上,警察權威的震懾力就強;反之,法律難以維護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公眾對法律的認可度和信任度低,法律權威微弱,警察權威也隨之消減。當然,警察權威作為法律權威的構成也是法律權威得以實現的保障。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法律的生命力和權威都在于實施。警察依照憲法和法律開展執法活動是法律實施的主要內容,警察通過捍衛法律的公平公正來維護法律尊嚴,實現和保證法律權威的威懾力。
    從價值層面看,警察權威“來自人們自發的授權,它從自愿服從、為民認可中得到力量”5。警察權力是保持國家對社會控制性的公權力,是統治集團利益訴求的直接反映,其能否為社會大多數成員所認同關系到警察權威的合法性是否正當,統治集團的合法性是否穩固。“權威,是指把別人的意志強加于我們;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6可見,權威是一種領導與服從、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是一個人在相信某種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基礎之上,產生對他人或組織的服從和接受影響的可能性。7因此,有“權”不一定生“威”,社會公眾對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同和自愿服從是警察權威的終極來源,“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政治統治的統治或指揮得到該社會最高價值的支持。”8對公眾而言,警察權威是公眾對警察執法活動的一種心理感受,體現為一種精神上的信服力。在依法治國視域下,警務以民意為本是普遍共識和價值導向,國家政治權威為警察權威的獲得和保持奠定了基礎,使之具有默認服從的能力,但從本質上講,公眾絕對服從警察權威是源于人們對于秩序的需要而讓渡的個人自由,警察權威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依然取決于公眾對警察權威能夠實現和維護公平正義的價值認同程度。
二、警察權威立體化重塑的現實困境
    依法治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人民層面、社會層面、國家層面對警察權威提出了更高的期許。當前,警察功能的定位錯位消解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制度的可操作性缺位削弱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警民關系失衡沖擊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度,進而從整體上造成警察權威立體化重塑的困境。
(一)警察功能的定位錯位消解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
    警察功能的定位問題,也是學界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人們把用來維護法律保障國家內部治安的政治工具叫做警察。“警察應該注意制止個別人任意胡為,防止他們破壞公共秩序。”1這是霍爾巴赫從警察職責角度做出的解釋。我國把警察職能界定為保障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人身財產安全。這個界定把警察的功能定位于社會秩序的維護者、社會矛盾的調節器,是比較清晰準確的。當前,警察個人、社會公眾、政府對警察功能的定位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錯位,從不同層面消解了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
    警察個體對警察功能的認識錯位是隱性的,集中表現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曲解嚴格執法與人性化執法的涵義,錯誤的將二者置于對立的境地,警察個人陷入強勢執法和軟化執法兩個極端,具體體現在諸多方面。在權力與責任方面,忽略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性,或自覺認同“警察強權”,對相對人態度冷漠、語言生硬、行為粗暴,或態度軟弱、語言含糊、行為無力。在執法標準方面,上級的命令,媒體的評價,是嚴格執法與人性化執法的度量依據,法律的準繩被冷落在一邊。在義利觀方面,政治前途和物質實惠的豐盈可以換取“人性化執法”,鮮寡則只能實行“嚴格執法”,職業榮譽感、歸宿感、責任感不復存在。警察手握重器,應該代表法律的權威和國家的尊嚴嚴格執法,在依法治國進程中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實現人性化執法。警察個體對警察功能的錯位定位如果長期得不到改善,就會進入顯性階段,成為警察集體性現象,會從更深層意義上消解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
    社會公眾對警察功能的定位呈現出兩種錯位傾向。一種是夸大和擴大警察功能。部分公眾認為警察應該有能力也有責任解決各種社會矛盾,主觀擴大警察的職能,夸大警察的功能,對警察提出超出其職責范圍的要求,結果必然是不盡人意的。另一種是拔高警察功能。在依法治國進程中,法治意識水平高的社會群體逐步壯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公眾法治觀念先進,尤其是權利意識增長。他們強烈要求加快法治進程,要求警察極力創造保障他們的個體權益和自由的社會秩序。警察維護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本質和根本功能不會變,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物質生產水平決定警察功能的定位有差異。隨著法治進程的加快,警察作為社會調控機構的實現方式從以統治為主導的模式向以管理為主導的模式轉化,但警察工作始終是政治性與社會性的結合,警察的功能在于維持現有秩序,而非創造新秩序。2兩種表現形式不同的傾向本質上都是對警察功能定位的錯位認識,都會消減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
    警察是政府的行政職能部門,相對于警察個人、社會公眾,政府對警察功能的錯誤定位會最大程度的損減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政府派置大量非警務活動,過度牽制有限警力是突出表現。非警務活動已超出警察職能范圍,必然造成警察職能泛化,使警察由保護公眾利益的角色轉變成為阻礙其獲得個人利益的罪魁禍首,造成警察權與公民權的被迫對立,滋生警察與公眾之間的復雜矛盾。政府機關以行政命令和權力威攝干擾警察執法是又一突出表現。權威行使主體的自主性是生成警察權威的前提條件,警察執法頻受來自上級政府的行政命令干涉,會嚴重限制警察公平公正執法,警察有“權”卻不能生“威”。政府過度消費警力,干擾警察執法都屬于故意為之,導致警察“不務正業”、“被動執法”,嚴重削弱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加大警察權威重塑的難度。
(二)制度的可操作性缺位削弱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
    警察權威有賴于法律的規范和保障。強有力的法律保障是重塑警察權威的關鍵要素,然而警察從現有法律規范中難以獲得確定的心理預期和可操作的行為指引,警察權益頻受各類侵害且依法維權難度大,警察對涉警輿論管控無力皆是制度可操作性缺位的反映,極大地損減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
    法律規范的日益完善增強了警察權威的合法公正性,為警察權威提供了堅實的理性保障。我國現行《憲法》以及《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共同構成規定警察職權的法律體系,明確警察職責和權限的同時給予保護,為樹立警察權威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礎。但警察權力規定過于模糊,警察從現有法律規范中難以獲得準確的心理預期和可操作的行為指引也是事實。例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第9條第1款規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為的緊急情形之一,經警告無效的,可以使用武器……”此處的“判明”過于簡單、含糊,容易產生歧義,具體操作起來難度大,極易造成警察現場處置權力小,執法效率低。《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第14條規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器,造成不應有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規定中的“不應有”概念模糊,在實踐中不易把握,也給不當追究警察的法律責任提供了法律依據。如此,警察執法時為避免事后追究責任,不敢、不愿使用警械、武器。一方面給暴力襲警分子提供了機會,增加警察權益受侵害的機會;另一方面應該使用警械、武器時不使用必然降低警察執法效力,很明顯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減弱。
    警察權益是指警察依法享有的與其職務身份相關聯的特殊權利和其作為普通公民所依法享有的公民權利。既包括因警察身份產生的執法權益,也包含人格權、休息權、生命權、家庭保障權等公民權利。1當前,無論是警察的執法權益還是其作為普通公民的基本權益都難以得到很好的保障。暴力襲警是警察權益受侵害的極端表現,嚴重威脅警察的人身安全,侵害警察的生命權。此外各類辱警、擾警事件也致使警察的人格尊嚴權、名譽權遭受侵害,嚴重損害了警察的精神健康,給警察執法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另外,警察權益受侵害后依法維權難度大。在我國,遭到不法侵害的警察訴訟法律地位不明確,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因受到暴力襲擊嚴重傷亡,可以提起刑事訴訟,并可以附帶民事訴訟獲得一定民事賠償。但是,執法警察的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害卻無法獲得相應精神賠償。警察雖遭受不法侵害,如果不能構成妨害公務罪中的被害人,就無法依據現有法律提起訴訟,不能獲得任何賠償。作為社會公眾權益保護者的警察自身權益得不到法律的有力保護,重塑警察權威很難落地。
    警察無力引導和管控涉警輿論也對警察權威的立體化重塑形成挑戰。適量的負面報道對警察執法起到輿論監督的作用,但是大量涉警失實報道出現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中,則會嚴重破壞公眾對警察的信任和認同,必須有效管控。許多涉警事件在警方發布官方報道之前已經被各個媒體搶先報道,線上媒體最為活躍,各種報道快速形成一定的輿論態勢,牽制公眾的態度,警察官方報道滯后,錯失引導輿論的最佳時機,陷入被動狀態。甚至警察的官方報道難以使公眾信服,在媒體的造勢下被迫再次進行查證并作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和說明。各類涉警不實報道頻頻出現、警察引導輿論被動無效、警方被媒體倒逼,顯示出警察對涉警輿論的管控無力狀態逐步加劇,大幅消減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
(三) 警民關系失衡沖擊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度
    警民關系是警察權與公民權對立統一關系的反映,同時也是警察權威價值認可度的反映指標。通過對公民自由與權利的限制來保護公民的自由和權利是警察權的運作過程,所以作為公權力的警察權與維護私權利的公民權必然有沖突對立的一面。但是,對立是統一基礎上的對立,本質上警察權與公民權不存在根本沖突。警察權源自于公民權的讓渡,是公民權的主要保障力量,警察權的強弱取決于公民權保障的需要,并且警察權需要公民權的監督。警察權與公民權內在統一,警民關系順暢融洽,公眾對警察認同服從并信任支持,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度高;反之,警察權與公民權緊張對立,警民關系沖突失衡,公眾不信任警察,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度低。然而,中國當前的警民關系正在突破平衡的臨界點,有四種典型性表現:公眾懷疑警察執法效度,對涉警報道格外敏感,警察執法不當應負主要責任在公眾的觀念中占比較大,更有部分公眾直接將涉事警察進行有罪推定,在自媒體上對其口誅筆伐;部分公眾對警察執法實施軟抵抗,以撒嬌、耍賴等方式干擾警察執法的現象頻繁出現,造成警察執法困境;公眾失去對警察執法的敬畏,惡意投訴、惡意誣告在110接警投訴中占比逐年上升,在執法現場經常伴有恐嚇、推搡警察的現象;暴力襲警的報道不再鮮有,警察在執法過程中被暴力器械襲擊致殘致死不再令人震驚,燒警車、砸警局也時有報道。四種現象惡化程度遞進,并在發生頻率上都成上升趨勢,顯然警民關系已失去法治社會應有的生態平衡,極大地沖擊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度,增加警察權威重塑的難度。
三、依法治國視域下警察權威的立體化構建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求重塑警察權威,面對現實困境,警察權威需通過全面立體化的構建來實現重塑。要在培育法治信仰中提升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來提升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
在建設警察公共關系中提升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度。
(一)在培育法治信仰中提升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法治信仰的形成既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前提,也是提升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的關鍵。“法治的精神意蘊在于信仰,一種宗教般虔誠而真摯的對法的信仰。”1法治信仰強調的是對法治的認同、依賴、信奉和遵循,在日常的實踐中踐行法治原則,將法治內化為心中真誠的信仰。警察個體、社會公眾、政府對警察功能的定位出現不同程度的錯位,根本原因在于法治信仰的缺失。
    法治國家并不排斥警察權,合理的權威目標實現途徑在于強力與公正并施。警察個體要提高法律素養,培養法治信仰,準確定位警察功能,正確處理嚴格執法和人性化執法的關系。警察作為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捍衛者,在我國就是要保衛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依法治國的今天要求警察具備更高的社會管理水平,提供更好的服務質量。警察個體要提高法律素養,真正理解嚴格執法與人性化執法的內涵。嚴格執法不是強硬執法,是公正合理的依據法律規定執法。人性化執法也不是軟弱執法,更不是對嚴格執法的否定,而是在法律規定框架內講究人性化,有其特有的限度,不存在超越嚴格執法的人性化。法治信仰要求警察個體形成法律思維,踐行法治原則,在法律的基礎上實現嚴格執法與人性化執法的高度統一。將人性化執法所體現的人權理念和服務理念通過嚴格執法來實現,使警察權威既有合法性、正當性,又體現人文關懷,公眾在敬畏和尊重警察的同時對警察權威深深的信服,從而提升警察權威的政治威嚴性。
    懂法、守法是法治信仰形成的初步,具有法律思維,從內心深度認同和信仰法治,并且真實的踐行和維護法治原則是培育法治信仰的最終要求。警察權是從國家權力中分離出來的公權力,由法律規定,直接功能是守護公共利益,必要時甚至要通過損減某個或某部分公眾的私人利益來保證公共利益,其功能既不可被隨意夸大也不可被過度拔高。夸大警察的職能,對警察提出超出其職能范圍的要求是對警察功能的主觀性認識錯位,不考慮社會實際的發展水平,期望警察成為完美社會秩序的創造者是對警察功能的客觀性定位錯位。社會成員的法治信仰沒有養成是兩種錯位傾向產生的根本原因。“良法善治”,培育社會成員的法治信仰,立法是第一步。公正的法律正當合理,具有高度的內在說服力,警察依法執法帶來國家安全和社會有序,公眾愿意對執行法律的警察表達理性的好感,法治信仰萌芽,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初步形成。知法懂法是形成堅定法治信仰的前提,法制教育是培育法治信仰的第二步。法律作為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產生于人類社會的發展需求,但是法治信仰卻是要靠后天培養和強化的。法律由精英階層制定,應該成為天下公器,為全體社會公眾熟知。要堅持法制教育全民化、常態化、規范化、深入化,從全民懂法守法走向全民信法尊法。法治意識強是法治信仰成熟的體現,增強法治意識是培育法治信仰的第三步。在法治意識中,權利意識非常重要。權利的實現是社會成員利益實現的主要方式,有了權利意識,人們自愿為直接實現自身利益或通過實現公共利益來間接實現自身利益而去承擔責任,履行義務。當人們無論出自現實還是從內心都十分愿意信任和依賴規定權利與義務的法律時,法治信仰也基本形成,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也必然得到提升。
    警察是政府的行政職能部門之一,政府對警察享有行政領導權和組織領導權,沒有隨意支配警力,干涉警察執法的權力。權威的有限性是其內在屬性,要求任何權威都必須在其所擅長的領域內發揮作用。政府隨意調用有限警力,干擾警察公正執法,必然增加警察執法強度和難度,降低警察執法效度。政府對警察功能的認識錯位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沒有依法用警,法治信仰不成熟。隨著社會法治水平的提高,建立有限政府、有限警務已成為法治國家的標準,也是法治信仰形成的體現。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嚴峻的治安形勢與保障公眾高質量生活水平的安全需求的急劇上升要求警察承擔更多、更為艱巨的維護公共安全的職責。所以,政府確立有限警務觀念,并非一味的壓縮警察權力,而是科學用警,合法合理有效的依法使用警力,提高有限警力的社會價值,這正是依法治國,培育法治信仰的內在要求。
(二)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提升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
    法律賦予警察權力合法性、公正性,是警察權威的有力保障。通過完善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增強警察權威的法律保障力是警察權威重塑的實踐要求,需從保障和監督兩個方面著手。
    保障主要是以制度保證警察高效安全安心執法,保障媒體的合法監督。警察高效執法需要明確的操作指引和確定的心理預期。規定警察執法的法律條款不少,但是在實際執法過程中警察經常因為無法準確界定執法條件,缺少確定的執法后果心理預期而陷入執法困境。主要原因是現有法律對警察權的界定不夠嚴謹,對執法條件的規定過于模糊。必須明確規定警察的法定職責、權限,并給予充足的法律解釋,避免警察權的隨意泛化和縮減,確保警察執法的清晰邊界。要以科學具體、可操作性強的法律制度,給足警察執法的法律指引和心理預期,避免警察執法的盲區。我國對警察權進行保護的立法規定分散體現于《刑法》、《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法規中,存在兩個突出問題:量刑過輕、襲警成本過低,不能體現被侵害客體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法律規定過于概括,難于操作,法律缺乏足夠的威懾效果。警察不同于普通公務員,侵害警察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相當嚴重。襲警行為,侵害了警察的權益,更侵犯了社會的和諧秩序、公平正義和自由,產生巨大的社會危害,應在《刑法》中單列襲警罪,施以重罰。對其他非暴力妨礙警察執法的行為,要加以區分,明確規定相應的種類以及處罰方式、處罰程度。同時需將警察的各項權益尤其是生命健康權、人格尊嚴權等私權益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確立,賦予警察權益充足的法律保護。一旦警察權益受到侵害,提供暢通的維權渠道和救濟途徑,依法追究侵害人的法律責任,并落實賠償,解除警察執法的后顧之憂。
    依法治國進程中,社會價值出現多元化,在不威脅主流價值觀的主導地位時,應該允許多種價值觀念的存在。對媒體形成的輿論監督也要本著包容多樣的原則,充分肯定媒體的社會價值,積極接受輿論監督。要設計可操作性強的制度,制定相應規定,來保障媒體表達自由權的實現。警察是生活在真實具體社會環境中的一個群體,其思想和行為不可避免要受到現實社會各種因素和條件的影響和制約。這其中不乏劣性影響,就會有部分警察出現執法不當行為,需要多個方面的監督,包括媒體輿論的監督。如果媒體本著求真求實的原則報道警察執法不當的事實,即使在報道中警察是以負面形象出現,這樣的報道也是必要的,因為能夠從反向角度監督警察公平公正執法,從長遠看有利于警察權威重塑。
    監督是以制度監督警察權,以制度保障媒體合法的行使監督權。權力天然具有擴張性,警察權也不例外。“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直到有限制的地方為止,權力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1因缺乏監督或監督不力導致的警察權擴張,容易侵害公眾利益,從根本上削弱警察權威。法律監督是保障警察權準確運行的必要條件。主要監督警察權的行使主體和警察權的運行過程。對警察權行使主體的監督通過監督警察機關的組成機構及其警務人員來完成。警察機關必須依法設立組成機構,依法賦予其權力,并監督其依照法定程序運行。必須嚴格依據法定條件,遵守法定程序,錄用、晉升警務人員,確保警務人員的招錄和晉升合法、正當。要保證警察權運行程序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確保警察權的作用對象能夠合法參與、有效維權。警察權運作過程中涉及的財物和人身必須依法處置。
    涉警輿論空間無序亂象,根本原因是缺乏對媒體進行規制和有效監督的法律制度,當然,警察的媒介素養有限也是重要原因,所以需要從這兩個方面進行制度建設。一方面,要制定相關法律制度使媒體行為規范化。面對歪曲不實涉警報道的不良媒體行為,要迅速把握引導輿論走向的主動權,對于產生負面影響和后果的視情節輕重依法處罰。禁止媒體審判。2媒體無論從哪個角度都不能直接參與到警察執法活動中,更無權干涉警察執法。要防止媒體的二次傷害。另一方面,要提高警察媒介素養。“媒介素養是主體對媒介信息的認知、解讀、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服務于個人生活、社會發展的能力。”3警察媒介素養是以警察為主體的媒介素養,涵蓋對涉警輿情的甄選能力、評價能力和研判、引導能力。要制定相關制度,保證警察獲得系統的媒介素養培訓。通過系統學習媒介的屬性和功能、傳播方式和效果、受眾的共性與差異性,與媒體溝通的技巧,以及涉警輿情的發布與反饋等來提升自身媒介溝通積極性和能力。
(三)在建設警察公共關系中提升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
    警察權威價值認可度的提升依賴公眾的自愿認可和服從。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建設警察公共關系是警察權威獲得公眾認同和服從的有效方式。警察公共關系是以提高自身影響力為基點的促進警察組織和其公眾良性互動,爭取最大社會效益的一種管理職能和活動過程。1這種過程可以概括為:提高警察組織自身的影響力,為社會提供最佳服務,樹立良好的組織形象,爭取更大的公眾支持,獲得最佳的組織效益和社會效益。建設警察公共關系需要塑造良好警察形象、構建警民良性互動關系。
    馬克斯韋伯提出三種合法的權威形態,傳統型權威、法理型權威和個人魅力型權威,其中個人魅力型權威是建立在某個人非凡感召力基礎上的權威。警察個體形象魅力是表達和實現警察權威的重要載體。警察的外在行為、舉止等在公眾心目中形成的形象、地位、信任和支持程度構成警察形象。警察個體形象不僅代表著警察個人,更深刻影響著公眾對警察組織的整體評價。《論語·為政》有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警察發出的命令和要求本身具有強制性,要求人們服從和配合,但是構成警察形象的警察自身在遵守法律方面所作出的表率和警察的外在威懾力與使人信服力,才是決定公眾是否自愿服從警察的根本因素。塑造良好的警察形象需要提高警察個體的綜合素質與能力。理性的權威產生于健全的能力之中,社會公眾總是在警察所提供的權力的合法性、行為的合理性和管理的有效性中接觸和認識警察的。警察個體要多方面完善自身,提升綜合能力,集堅定法治信仰、崇高政治品質、扎實專業知識、強大心理素質、一流執法水平、公平正義形象于一身,高效的服務于社會與公眾。
    警民良性互動關系表現為警察保護與服務公眾,公眾信任和支持警察。警民良性互動關系需通過轉變理念、宣傳警務、建設警民共同體來構建。轉變理念就是警察強化服務意識,從“管理者”轉變為“服務者”。隨著依法治國的推進,公眾對警察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警察為公眾提供高品質的“公共產品”。警察要重視公眾的需求,為其提供多樣化便民利民優質服務,優化公眾生活和工作安全環境,公眾從警察服務中獲得真正的實惠,自然更加信任警察。同時,公眾對警察的信任建立在對警務足夠了解的基礎上,這就需要做好警務宣傳。利用網絡、媒體等平臺加強警務公開化,為公眾提供行使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充足渠道,并高度重視公眾的意見,積極與公眾交流溝通,作出相應調整。公眾能夠充分了解警務,并看到自己的利益訴求帶來警務的良性改變,對警察的理解和認可度就會增加。警民共同體是由公眾、社團、警察在社會互動的基礎上,依據特定的方式和社會規范結合而成的一個生活上相互關聯、精神上相互支持的大集體,其成員之間具有共同的價值認同和利益需求。2公眾可以依靠警民共同體幫助其滿足各種依靠自身無法滿足的需要,并通過參加共同體的各種活動來獲得社會認同和歸屬感。有了具象化的共同利益作為基礎,公眾不僅愿意信任警察,還愿意支持和主動維護警察,警察權威的價值認可度方可得到最大程度提升。
依法治國 警察權 警察權威 立體化重塑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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