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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生成的歷史邏輯及啟示
2019-07-10 11:24:45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張建忠 【 】 瀏覽:101次 評論:0

    2018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再次強調:“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從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自信的系列講話精神中不難得知,“文化自信”中的文化,不是別的什么文化,就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其“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因此,我們需要將當代的文化自信問題放置在改革開放40年,新中國成立70年,新文化運動以來100余年,鴉片戰爭以來180年和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歷史脈絡中去理解。在這一歷史縱軸中,通過闡明各個時期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的變遷邏輯與相應時期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的相互關系,認識當下文化自信的歷史背景和現實基礎,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上。

    一、從“自大”走向“自卑”:中華傳統文化由盛轉衰的演變邏輯
    馬克思曾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我們要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問題,就需要首先理解孕育她的文化母體——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而要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內在稟賦和性格,又需要深入到孕育和滋養中華傳統文化的生產方式和地理環境中去探尋其歷史演變邏輯。
    眾所周知,人類越往前追溯,地理環境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和制約作用就越大。我們祖先創造的華夏文化及其所呈現出來的文化性格就與他們生存于黃河中下游這一特殊的地理環境有密切關系。這是因為這一地區適合于農業生產,而“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人們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和生活中,就會孕育出與之相匹配的農耕文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農耕文化的內守性、封閉性、靜止性等一系列決然不同于商業型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的文化秉性。再加上我們祖先所處的地理環境具有天然的封閉性:東部是太平洋,北部是荒原和森林,往西屬于戈壁沙漠帶,繼而又被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阻隔,南部是叢林密布的煙瘴之地且無獨立的文明中心。我們的華夏文化就是在保守的小農經濟和封閉的地理環境的雙重作用下孕育和發展起來的,這一方面有利于華夏文明的穩定傳承,使之不易受其他異質文明的侵擾和同化,使得我們中華文明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綿延幾千年不曾中斷的文明形態;但另一方面也嚴重阻隔了我們與域外文明的交往,使得我們祖先對諸如古埃及文化、古希臘文化、古巴比倫文化等其他異質文化幾無認識,由此容易滋生“唯我獨尊”的世界觀和文化心理。
    這一世界觀和文化心理集中體現在“中國”這一概念上。“中國”意為被周邊“四夷”包圍的“中央之國”,如同《孟子·梁惠王上》所言:“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在古人的觀念中,華夏民族是天下的中心,禮樂教化的文明化程度最高,周邊則是未開化的四夷,即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于此形成了古代華夏人“華夷之辯”的文化秩序觀念。這種自我中心、唯我獨尊的文化心理如放置在古代東亞文明圈這一特定的時空環境中,倒也算不上是妄自尊大,因為華夏文明在東亞屬于早熟的文明,相較于周邊其他民族而言確實要先進很多。歷史上我們即使在政治軍事上失利,也總能在文化上成功同化周邊部族,由此也形成了“用夏變夷”的單向度的文化傳播路徑。東亞文明的這一結構性特征使得古代中國人一直有一種文化優越感。
    當歷史發展到15-16世紀的關口,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及與之同步的地理大發現、海外貿易的發展,歷史已開始從過去相對隔絕的民族歷史發展為交往日益密切的世界歷史。時代的轉型呼喚著中國人也應在精神文化上做出相應的調適。然而,面對新的世界形勢,那時的中國人仍舊沿用傳統“華夷之辨”的文化認知模式去定位自己和其他異質文明的關系,繼續沉醉于天下中心、唯我獨尊的幻覺之中。華夏文化從此開始從過去的自信、開放、包容走向自大、封閉與僵化,“自我中心”的潛意識最終蛻變為“妄自尊大”的虛嬌心理。如果說此前中國人唯我獨尊的文化心理主要是由于交往關系不發達和東亞文明圈本身的結構性特征等客觀原因導致的話,那么此后中國人繼續秉持這一文化心理和認知模式,則是由于主觀的思維和心理定勢造成的。身處異質文明的利瑪竇(1552-1610)曾對中國人的自大心理做過如下描述:“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同時,這一時期來自西方各國的殖民者和商人“惟孜孜于利,不顧國家之恥辱,為欲得貿易權,故對于中國一切惟命是聽。……1637年,英吉利貿易遠征隊長加比丹威里之代理者,對于廣東官吏,曾執跪拜禮”。西方人的屈尊迎合無疑強化了中國人的文化自大心理。加上他們不僅在外表上與我們大相徑庭,而且在行為上唯利是圖、冒險奸詐甚至燒殺搶掠,更是“證實”了當時中國人“華夷之辨”的文化認知模式,也將他們納入未開化的蠻夷之列。直至1876年,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在其游記中說了一句“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兩千年的文明”,竟然遭致滿朝士大夫的公憤與唾罵,由此就不難窺見當時士人的狹隘與無知程度了。
    根據現代耗散結構理論,任何系統只有在開放條件下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信息、能量的交互作用才能保持動態平衡;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孤立系統會發生熵增效應,整個系統會趨于無序化的死寂狀態。文化作為一個系統,理應在開放狀態中才能實現自身的動態平衡與進化。因此,當明清時期中華文化在夜郎自大的心理作用下逐步走向故步自封、拒絕與異質文化交往之后,這一系統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在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叢林法則面前,落后便要挨打。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響,打破了中國文化唯我獨尊的迷夢。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和挫敗,中國的一部分社會精英逐漸覺醒,開始了“自知不足”和“自我革新”的轉變歷程:先是覺得“器物不如人”,于是在“中體西用”的框架下興起了“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持續三十年的自強運動在甲午戰爭中被“撮爾小國”的日本打敗,方覺是“制度不如人”,觸發了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后雖搬進了西方的政治組織形式,但所希望的仍舊件件落空,才意識到是“文化不如人”。中國人在西方工業文明的屢次沖擊中接連失敗,每次失敗都伴隨著對西方文化的肯定和對自身文化的否定,最終產生了文化自卑心理。就如胡適所說:“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毛澤東后來曾批評說:“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
    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由盛轉衰,最終遭致徹底的否定和批判,是由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邏輯、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邏輯和傳統文化的內在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就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邏輯而言,在新舊生產方式交替的歷史過程中,必然伴隨著舊文化的解體和新文化的孕育和發展。因此,以自然經濟、君主專制和宗法關系為存在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勢必在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原子化等近代歷史浪潮的沖擊下遭致解體和批判。二是就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邏輯而言,由小農經濟、君主專制和儒家意識形態所構成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持續了一兩千年,“因循守舊,安于現狀,不求發展,不求進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等小生產觀念極其頑固,從中不太可能孕育出以自由、民主、科學、開放、包容、創新等為核心的近代啟蒙理性;而沒有啟蒙主義文化的先導作用,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就不太可能被觸動和瓦解。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向近代化轉型的一個“死結”,沒有西方工業文明的外力沖擊很難破解這個死結。這使中國的近代化只能是“后發外生型”的而非“早發內生型”的,因而也是被動的而非主動的、是自發的而非自覺的,加劇了傳統文化在歷史大轉型中的悲劇性。三是就傳統文化的內在邏輯而言,明清時期夜郎自大、唯我獨尊的文化心理已經邏輯地蘊含在早期華夏文化潛在的“自我中心”的世界觀之中,導致我們在異質文化交往日甚頻繁的近代世界選擇中故步自封、盲目排外,沒能主動借鑒其它文化系統的有益成分實現自主轉型和自我革新,結果只能是被卷入歷史漩渦。從自大走向自卑,應驗了“物極必反,兩極相通”的辯證邏輯。
    二、從“自省”走向“自立”:在“古今中西”之爭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新文化
    面對民族和文化危機的步步加深,中國人沒有在自卑中沉淪,而是選擇在自省中奮起。就如陳獨秀所說:“蓋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會,于道德,于學術,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雖傾江、漢不可浣也。當此除舊布新之際,理應從頭懺悔、改過自新。”胡適也主張,應在承認“百事不如人”的基礎上“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因此,陳獨秀等一些受過新式教育的人開始高揚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興起了一場“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的文化革新運動。

    “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在那些文化革命家看來,中國文化屬于封建主義舊文化,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新文化,兩者的差異“只有時間上進化遲速,沒有空間上地域異同”。他們因而把文化上的“古-今”、“中-外”問題放置在“新-舊”的二元邏輯中進行一元化的價值認定和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提倡新學,反對舊學”于是成了“提倡西學,反對中學”的同義語。在“破舊以立新”的邏輯下,他們首先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傳統文化。
    實際上,在戊戌變法前后,“提倡西學,反對中學”的文化自省思潮就已萌發。當時嚴復在比較中西文化時就帶有明顯的“抑中揚西”的價值傾向。譚嗣同則提出“沖決羅網”的口號,他說的“羅網”就是由傳統文化的利祿、俗學、倫常、群教、佛法等織就而成的,反傳統色彩已十分明顯。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反傳統的傾向進一步走向激進化,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遭致全面的批判和否棄。陳獨秀認為,全部十三經,與民主國家不容者十之九九,孔子所主張的道德、禮教、政治等都是封建時代的產物,與現代社會已格格不入。吳稚暉更是將被世人長期尊崇的先秦諸子貶斥為“周秦間幾個死鬼”,聲稱要把“孔孟老墨再丟在毛廁里三十年”。他們甚至提出不讀中國書、廢漢字等激進主張。
    他們在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同時,主張全面效法西方文化。陳獨秀認為西洋人擁護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可以救治中國政治、道德、學術和思想上一切黑暗,要建設西洋式新國家、組織西洋式新社會,必須首先輸入主張平等人權的西洋式新信仰;錢玄同提出要“把法國美國做榜樣”。胡適認為,文化是一個整體和系統,具有不可分割性,因而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須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全盤西化,別無他途。然而,一戰的爆發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危機此起彼伏,暴露了帝國主義的垂死掙扎狀,不僅引發了西方人對自身文化的迷茫、反思和批判,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可謂代表性之作。殘酷的現實和批判的理論(也包括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傳播)也打破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執迷,加上文化的民族情感的作祟,促使了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潮。
    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便是當時一些中國人對中西方文化態度發生轉變的重要標志。他在書中描繪了西方世界的亂象叢生狀,包括各國生計與財政危機、貧富分化、思想紛爭、國家間的惡斗以及由科學萬能和物質至上引發的信仰危機等,大呼“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提出要拿“我的文明補助西洋文明”。同一時期的梁漱溟在《東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則把世界文化劃分為三種不同類型:歐洲文化是“意欲向前”,偏重物質生活,屬最低層次;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偏重精神生活,是最高級的;中國文化則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偏重社會生活,發展程度介于印歐之間。如此一來,梁漱溟對中西文化的取舍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文化保守主義者固然看到了西方文化所暴露出的種種問題,也發見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積極合理的成分,但他們因此就試圖回頭借助中國傳統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的危機,顯然是南轅北轍。因為正如瞿秋白等人所言:“東西文化的差異,其實不過是時間上的……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而至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還停滯于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試圖以本質上從屬于農耕社會的中國傳統文化去拯救西方文化所患的“現代病”,無異于緣木求魚。因此,“全盤西化”固然不可取,但走回頭路更不可行。西方的文化危機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危機,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繼續往前走,創建“第三之文明”(李大釗語),即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發展道路。
    正當中國人在東西文化之間游移彷徨、爭執不休之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中國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陳獨秀、李大釗等開始“以俄為師”。一方面,他們逐漸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立足于歷史新起點,重新審視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不再將之等同于新文化。比如,陳獨秀認為,人類文明進化有如新陳代謝,時時相續和變異,“創造二十世紀之新文明,不可因襲十九世紀以上之文明為止境。”另一方面,他們從開啟人類新文明的高度去認識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李大釗說:“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青年毛澤東也認為:“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
    俄國十月革命及其所送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開辟了中國文化革命的新方向。然而,如何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小農經濟汪洋大海的中國社會進行這場文化革命,無疑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僅有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不夠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仍有待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繼續探索和回答。
    正是在歷史的呼喚下,毛澤東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全新思想,最終確立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基本方向。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文化定義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一界定既繼承了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科學和民主(“大眾的即是民主的”——毛澤東語)的基本精神,又新增了“民族的”這一主體向度。毛澤東將“民族的”這一向度放在首位,是有其深意的:其一,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其二,要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實際,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我所用的態度學習外國的進步文化;其三,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并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馬克思主義;其四,吸收古代文化的民主性精華,提高民族自信心。新民主主義文化強調了科學和民主的時代精神,使之與文化保守主義者相區別;又強調了“民族的”這一主體向度,不僅與“全盤西化”的歷史虛無主義者和帝國主義的奴化論者相區別,也與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劃清了界限。這既凸顯了中華文化的主體意識,又體現了開放包容的時代精神,最終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正如毛澤東所言,資產階級的文化,一遇見中國人民學會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文化,就要打敗仗。我們接連取得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打敗了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從這時起,“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
    三、從“自強”走向“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最終確立
    新民主主義文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中國人民在其指引下實現了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這既彰顯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新文化的巨大生命力,也極大地提升了中國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自信心。不過,“自立”只是“自強”和“自信”的前提條件,而“自強”則是“自立”和“自信”的根本保障。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再證明,沒有“自強”的“自信”注定是無法持久的,甚至會重新蛻變為妄自尊大的盲目自信。即是說,就鞏固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自信而言,實現政治上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完成“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這一更偉大的目標,這是基于唯物史觀的戰略邏輯。應該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一戰略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因此,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之后,黨和人民便著手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征程。

    然而,如何在一窮二白的國情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而言無疑是一個全新的挑戰。畢竟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相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所要面對的“問題域”是截然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思路也應適時轉換。不幸的是,一些共產黨人習慣于運用革命戰爭時期的思維方式和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建設時期的問題,結果發生了嚴重失誤。加上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有主觀主義的偏差,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教條主義傾向。使得我們黨的很多路線、方針、政策嚴重背離了實際需要,最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一連串的失誤和挫折,使得我們沒有取得本應該取得的更大成就,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沒能充分有效發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吸引力沒能充分彰顯。以致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廣東“逃港潮”等這類“用腳投票”的現象屢屢發生。
    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和政治體制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在國際比較的視野中愈發顯見。因為我們在走彎路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我們周邊的“亞洲四小龍”卻迎來了一個黃金發展期。加上我們長期在意識形態領域離開生產力去空談社會主義優越性,以及對資本主義反動性和腐朽性的過度宣傳,由此造成的理想和現實的強烈反差,對于改革開放初期初入國際社會的中國人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沖擊。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我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苦戀》等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盲目羨慕資本主義的思潮。“外國的月亮都比中國圓”等崇洋媚外的論調再次喧囂云上。“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文化上對社會主義的不自信根本上是由于我們長期在經濟上的不發展、政治體制上的不完善和民主法治的不健全引起的。特別是林彪、“四人幫”在“文革”期間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行“封建法西斯主義”之實,嚴重損害了馬克思主義形象,動搖了一些人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和信念。
    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總結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后深刻指出,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必須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基于這一認識,我們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相結合,實現了繼新民主主文化之后馬克思主義文化中國化的又一次歷史性飛躍,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展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逐步形成、發展和完善,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文化建設綱領,即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概括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這一文化綱領是我們黨站在新時代的歷史高度,在總結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化建設思想和積累的文化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體現了一元主導與多樣并存、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文化發展方向和文化發展政策等的辯證統一,既是“繼往”的結果,又具有“開來”的里程碑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確引領下,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跡。我國的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十八大以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了世界前列,國際地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提升,黨的面貌、國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軍隊的面貌、中華民族的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與此同時,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大幅度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這些成就標志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第三次歷史性飛躍。在“西方之亂”與“中國之治”的鮮明對比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道路、理論和文化的優越性得到充分彰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心最終在中國人民“富起來”和“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再次樹立起來了。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生成的歷史邏輯對堅持文化自信的啟示
    以史為鑒,方可知興替。中華文化在波瀾壯闊的歷史演變中,既有沉痛的教訓,也有寶貴的經驗。我們只有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朝著更加健康自信的方向不斷前進。
    (一)文化自信要堅持以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如前文所述,中華文化只有在選擇和吸收了馬克思主義新文化之后,才成功實現了新陳代謝,并在引導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三次歷史性飛躍中再次樹立了文化自信;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階段的曲折經歷也一再證明,唯有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唯有以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才能解決不同歷史時代的問題;唯有以馬克思主義武裝群眾,才能使之轉化成強大的物質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效能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文化自信才能隨之不斷增強。馬克思主義既是一種先進文化,也是一種文化哲學,其關于社會基本矛盾理論、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理論、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理論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論等,無不是我們認識文化的性質、地位、功能、存在基礎、價值取向、演變規律和發展方向等的科學方法和依據。它在理論上為我們認識文化本質、鑒別文化優劣、實現文化自覺等提供了重要認識工具;在實踐上為我們定位文化發展方向、制定文化發展戰略、實現文化自立自強等提供了科學指導和價值引領。所有這些都是鞏固和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保障。
    (二)文化自信要以文化自覺為基礎
    所謂文化自覺,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中國傳統文化一度呈現出繁榮昌盛的景象,之所以在近代出現由盛轉衰的歷史悲劇,其中的認識論根源在于我們的祖先對自身文化的社會存在基礎、所處的歷史方位及其在世界不同文化體系中的地位,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當然也就沒能及時根據轉型時代的環境變化而適時作出調整和改進,以順乎變化了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客觀形勢的需要。主觀認識之“理”如不能自覺順應歷史發展的客觀之“勢”,做到因勢而利導,結果就只能是在“勢”的自發性力量的作用下被動地做出改變,由此而付出的歷史代價自然就要大得多。“五四運動”以后,中華文化之所以能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能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文化境況和未來走向做出科學分析和深切體察。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文化自信必須以文化自覺為基礎,只有對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才能增強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新環境、新時代對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離開文化自覺的文化自信是盲目的,也是無法持久的。
    (三)文化自信要以文化開放為前提
    中華傳統文化之所以在近代出現由盛轉衰的局面,始源于近古時期中國人夜郎自大的文化心理及由此導致的閉關自守政策。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之所以沒能充分發揮它的優越性,也是因為我們在意識形態上過分強調與西方資本主義的對立而選擇自我封閉。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文化之所以再次走向繁榮昌盛,與我們在堅守中華文化的立場上大膽吸收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是分不開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文化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只有在開放條件下才能進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進化,任何的妄自尊大、閉關自守都勢必要走向衰亡。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任何一種文明,不管它產生于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社會土壤之中,都是流動的、開放的。這是文明傳播和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我們都應該采取學習借鑒的態度,都應該積極吸納其中的有益成分。”從歷史觀之,文化自信和文化開放是相輔相成的:文化越自信越敢于對外開放;越是開放包容,就越能在吸收借鑒、取長補短中不斷發展自己,也就會變得越自信。
    (四)文化自信要以文化自強為根本
    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精神文化屬于社會意識的范疇,歸根結底受制于社會存在,尤其是生產力發展水平。我們的祖先之所以長期具有文化優越感,跟我們華夏民族在文明發展水平上高于周邊部族有根本關聯。新文化運動前后,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產生自卑心理,跟鴉片戰爭后屢遭挨打的國運有直接關系,而這又是由我們在經濟、政治、科技、國防等各方面全面落后于西方國家造成的。改革開放之初,崇洋媚外的思潮再次喧囂云上,跟我們“社會主義優越性發揮得太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快、不穩、不協調,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有根本關系。十八大以來,我們的文化軟實力得以大幅提升,文化自信心越來越強,跟我們在經濟上、科技上、國防上等硬實力的大幅增強有根本關系。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如果離開強國富民的物質基礎,文化自信就會成為空談,就會失去底氣和保障。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充分發揮出來,這是鞏固和提升文化自信的根本之道。
    總之,我們需要運用馬克思唯物史觀這一偉大的認識工具,在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視域中闡明文化自信的“來龍”與“去脈”,同時在社會存在論的視域中分析和理解當下文化自信的歷史根據和現實基礎。如此我們才能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中進一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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