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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不發達”的張力與動態特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方位緣何“不變”
2019-06-12 08:46:54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康丹丹 夏玉凡 【 】 瀏覽:71次 評論:0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一年多來,關于新時代的“變”與“不變”及其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關系問題成為研究者們關心的熱點話題。從目前學界的研究來看,研究的視角多側重于對新時代之“變”的理解,而對其“不變”的理解仍處于“遮蔽”狀態,即如何從整體性層面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歷史方位沒有變的根本原因。基于歷史和現實的語境,鄧小平曾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新時代之“不變”的根源在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具有不發達性,對這一本質特征的重思和再認識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不發達”問題的一個基本論述
    從語義和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不發達”問題或“不發達性”是相對于發達而言的,本身暗含著一種潛在的、目前還未被發掘的發展趨勢,屬于歷史的范疇。二戰后,發展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要求,不發達理論成為國外左翼學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研究者們共同關注的話題。他們的主要關注點在于探尋不發達的原因和克服不發達問題的發展戰略,其理論淵源大體都與馬克思主義有關,這些研究也被稱作馬克思主義不發達經濟學。但在具體的認識上,他們又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判斷和設想有所不同。在不發達的原因和發展道路上,馬克思認為,落后國家的不發達主要是由其傳統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結構造成的,因此,現代生產的發展是落后國家成功的保證。恩格斯也認為,對經濟文化較不發達的國家而言,由于缺乏現代生產的強大基礎,只有獲得先進國家的示范和幫助,才可能避免西歐資本主義發展所經歷的大部分苦難和斗爭而進入社會主義。戰后的多數西方研究者則認為不發達國家陷入貧困和不發達的狀況的主要原因在于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形成,并依此形成了結構主義理論、“中心—外圍”理論、“不發達的發展”說、依附理論等解釋系統,其中依附理論的影響最為廣泛。如保羅·巴蘭(Paul Baran)認為,所有不發達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它們的人均國民生產極端低下。因此,不論各種解釋體系的內在機理如何,不發達的狀態總是與經濟發展程度密切相關。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澤東曾提出不發達社會主義的初步構想。其主要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制度從確立到建成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這是不發達階段的中心任務;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建設目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發展商品經濟;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需要經歷上百年時間。其分析的出發點是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是剛剛建立而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社會經濟結構仍處于十分落后的階段。這一前提性認識同金德爾伯格對國家不發達狀況的描述存在相似的地方,說明不發達狀況具有歷史的共性,擺脫不發達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普遍愿望。所不同的是,中國當前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國家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這就決定了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性較小,獨立性和自主性較強;但其發展又同時不得不受到資本主義國際分工的限制。而且對社會發展歷史方位的考量必須考慮縱向的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要求和橫向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并將其納入參照體系之中。這兩項標準和自身的不發達性長期共存,且存在一定的張力,決定了其社會經濟結構變革與現代生產方式和現代技術的培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二、“不發達”的時空載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基座與實踐場域
    “階段”一詞,是一個具有強烈時間性意味的空間化概念。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產主義分為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的思想,并認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是“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然而,同所有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是建立于經濟社會不發達而發生的社會主義革命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中的初級階段,其根本依據和核心特征就是經濟社會的不發達性。這一不發達階段的時空載體,即其歷史基座和實踐場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實踐的全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體由不發達走向中等發達。
    (一)歷史基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
    現實地來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先有實踐再有理論,其支撐物應為中國社會主義探索和建設實踐的全過程。這樣就首先關涉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起點問題。一般認為,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時間標志是1956年底,事實標志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也有觀點認為其起點應是中共八大。還有研究者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起點應“確定在封建社會末期和資本主義初期”,而非只是處在“經典社會主義”的區間內。這種觀點嚴格按照唯物史觀中五大社會形態理論來作線性劃分,難免割裂社會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的關系,而忽略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因而無限制地拓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外延和歷史過程。其實,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起點問題并非一個單一的時間規定性的“裁斷”或嚴格按照經典作家的理論的精致推敲和“判斷”,而是建立在科學“診斷”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座之上。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基座受制于國情的不發達因素。新中國成立之初,受激進的革命因素和蘇聯模式等歷史因素的影響,我國社會建設一面同貧窮落后的社會脫鉤,一面急于同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掛鉤,在實踐中出現超越階段的現象,這一傾向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前。在對國情和現狀的深刻反思中,黨和國家領導人重新認識到我國當前社會主義的不發達和不成熟性質,實事求是認識問題的方法再次回到人們的視線中。有研究者認為中國目前還處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并引發了廣泛的討論。但為了同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否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相區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沒有采用這一模糊提法,并進一步明確指出:“盡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此后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都奠基于此。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科學判斷,是指我國自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就是說,“初級階段”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其時間限定和起點標志只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確立。這一明確的規定性是界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前提性條件,它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過渡時期、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已經實現的階段區別開來,不僅體現了明確的時間性規定,而且充分說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理論體系生成的載體,即空間性規定。這一過程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時間。也就是說,從時間坐標來看,其歷史終點至少是本世紀中葉。由此,也就以時間化的方式厘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區間和大致時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闊實踐則是其空間化的呈現。
    (二)實踐場域: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時期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形成與發展的實踐場域主要是改革開放之后的歷史時期。盡管毛澤東在早期已形成關于不發達社會主義的構想,許多構思接近初級階段的提法,但作為對我國國情的科學判斷的提出及其深刻內涵的揭示,則是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十三大報告完整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一理論的推進和深化,也是在改革實踐中逐步實現的。如改革突破了傳統的對社會主義原則理解的局限性,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初步構筑了適應現階段經濟發展要求的新體制框架。實行對外開放,搞活市場,推動國內市場與世界市場接軌。可以說,改革是促成國家從不發達到比較發達、人民生活從貧窮到小康歷史性飛躍的內生動力,改革開放是解決初級階段存在的不發達問題的根本舉措。
    當然,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實踐場域是改革開放之后的歷史時期,并非有意割裂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到改革開放前20多年,乃至改革前30年與改革開放后40年的歷史,而必須看到二者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系。一方面,后40年是前30年未完主題的繼承和發展,其中有關如何擺脫不發達狀態和實現現代化的正確思考范式,對后來的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另一方面,前30年的歷史積累,為新的歷史時期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順利開展提供了物質技術基礎、政治保證和制度保障。
    在這一框架內,重新思考中國共產黨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邏輯理路,不難發現,其理論依據是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發展階段的構想,著眼點在于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時全程,現實依據是中國的國情,抓住了這一階段的不發達性質也就明確了奮斗的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用“三個意味著”來解碼新時代的新特征,即“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意味著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發展,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從話語邏輯來看,這“三個意味著”實際上是緊緊圍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參照體系來說的,即縱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發展和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過程,以及與橫向的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水平和世界現代化進程相比較而言的結果;從實踐成果來看,這些歷史性的突破是建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探索和積累的基礎上的,且仍須在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實踐中完成時代使命和各項具體任務。因此,新時代并未脫離初級階段的分析框架,不僅在時間上和總體任務上與初級階段相銜接、相一致,二者還在共同的實踐場域中交匯。
    三、“不發達”的張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核心目標與動態特征
     當前,我們應在初級階段的基本架構內理解新時代的含義,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國還未徹底解決“在一定條件下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與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能超越的生產社會化的矛盾,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根本依據與核心特征沒有變,歸結起來就是不發達。
    (一)擺脫不發達狀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核心目標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基礎之上。吊詭的是,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革命的基礎都是經濟社會還不夠發達,革命后首先面臨的任務就是改變這種不發達的狀況。同時,上述矛盾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本階段不發達狀態的張力程度,長期的不發達性與擺脫不發達的要求、一定時期的穩定性與動態性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使得“不發達”成為經濟社會成長的內生動力與限制性因素。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后,深有感觸地提出社會主義分階段發展的看法,他認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而中國這種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的狀態,只能是一種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一構想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提供了思想來源。黨的十三大在對初級階段的國情進行詳細闡述時,將“生產力落后”和“商品經濟不發達”作為其核心表述,構成了有關這一話語言說的基本模式。因此,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發達,首先是指生產力的不發達。同時,這種不發達是一種全面性的狀態,還體現為制約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各個層面,即不僅表現在社會生產能力、工業化水平和現代化水平的落后,還體現為缺乏相對穩定的運轉機制、堅硬的社會制度外殼和滲透于社會各個層面的文化精神等,因而使我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轉變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黨的領導集體要完成的重要任務。
    (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發達狀態的動態性特征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很快的歷史階段,對其不發達狀態的把握不僅涉及到不要超越階段的問題,還要在不斷變化的新情況中動態地考察這一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從內部來看,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推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呈現出縱向的階段性的特征;二是從外部來看,世界主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處于不斷發展中,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參照標準之一是不斷變化的。前者是自身運動變化的結果,可稱之為“自變量”,其變化是歷時性的,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性決定的;后者的變化與前者存在共時性的特征,因而經常作為比較的對象存在,可稱之為“參變量”。
    從我國國內來看,“不發達”狀態呈現出長期性與階段性、整體性與局部性交織的特點。由于社會主義在走完初級階段這個漫長過程中,也會出現若干因為部分質變而相互區別的新階段。這種部分質變體現為階段性質變和局部質變兩種形態。因而,“不發達”狀態往往呈現出發展的持續性與階段性和不平衡性之間的矛盾,這兩種狀況又是并行存在的。例如,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從整體上看告別了計劃經濟時期的短缺經濟狀態,逐步從極貧走向先富,并向共富轉變,這也是確認新時代的主要依據。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落實;黨的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這種不平衡性既是不發達的標志,也是制約發展的因素。其中既有長期性的存量因素,也有階段性的和局部性的制約因素。改革轉型的要求使得發展的側重點已經不是規模問題,而是質量問題;深化改革的內容也不再是經濟局部問題,而是社會全局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遠未走出社會主義的不發達階段。
    從與發達國家的橫向比較來看,“不發達”狀態呈現出明顯的滯后性與趕超性。按照既定的目標,我國將在本世紀中葉總體上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據統計,2016年中國的GDP總量達到11萬億美元以上,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卻在世界排名前12位的國家中居于落后的水平,處于第11位,與相對發達的美國、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等國仍有相當的差距。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排序,中國在第90位。從平均水平來看,即使到2020年左右,我們與世界各國的均值水平仍存在一定距離。問題在于,即使到2050年左右,人均水平達到預期的固定數值,但由于發達國家仍處于繼續發展中,收入水平也將進一步提高,同比我國還可能處于一個低水平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在擺脫不發達狀態的過程中,也須同時實現由趕超到領先的飛躍,這樣的雙重任務不可能也不會一蹴而就。即使在當前,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升,主要矛盾的部分轉變也并未減緩或抵消矛盾的復雜性,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依然與本階段的不發達性相共生。
    (三)擺脫不發達狀態與發展的全面性緊密相聯
    保羅·巴蘭曾指出:“正如‘不發達’一詞所表明的那樣,不發達國家的產出很低,它們的人力和物質資源遠未充分利用,或者說完全未被利用。”這種不全面的發展也與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差別迥然,然而事實是,實踐中建立于不發達狀態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表現恰恰是不均衡和不全面的。擺脫這種不發達的現狀,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必然要求發展的全面性,不僅體現為結構上的均衡,還應是層次提升上的良性發展。
    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不發達性質主要表現為發展的不平衡。由于結構性差異的存在,導致實際問題每一個供給側都具有全局性意義,無論從其任務的復雜度、難度和相互關聯度,還是解決進程的時間長度來看,都十分艱巨。因此,正視當前存在的不發達問題,應從社會全面發展的高度出發,正確處理好以下幾對矛盾:一是處理好最高綱領與階段性綱領的關系問題。黨的最高綱領是共產主義,提高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初級階段的發展綱領體現為階段性的綱領,在基本經濟制度中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和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并發揮重要作用。因此,當前處理好最高綱領與階段性綱領的關系,應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同時,保證公有制經濟的長足發展。二是處理好以人民為中心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關系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歷來重視社會發展過程中人的問題,強調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以人民為中心是價值問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經驗問題,實踐經驗應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隨著人的需要和全面發展的要求更加突出,現實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必須以人民的需要為前提,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公平問題。三是處理好發展與不平衡的關系問題。發展中的不平衡性既是歷史前進的動力,也是制約因素,需要恰當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改革始于不平衡,深化改革仍要解決不平衡問題,如何利用好這一矛盾,是在實踐中取得突破的關鍵點。
    四、“不發達”階段的總體任務與歷史使命:社會主義現代化
    黨的十九大報告鄭重宣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互為紐結的兩項任務中,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奮斗目標,也是關鍵環節,是由初級階段的不發達狀態決定的。中國現代化目標不斷調適的過程,也是“不發達”的張力作用和動態發展的要求。
    (一)貧窮不等于社會主義
    現代化是一種源流于西方社會的發展趨勢,從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它往往能夠反映出一個社會在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的變化過程中的整體樣貌,具體體現為與傳統社會相比之下,社會生產力、生產方式、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等方面發生的實質性變化,以及在城市化、信息化、教育普及等方面的提高程度,因而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追求。須明確的一點是,作為“后發趕超型”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天然地表現為雙重使命的疊加,即既要實現現代化,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樣,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前提下,黨必須同時實現國家的兩個價值:社會主義與現代性。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社會主義是脫胎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之上的,本身意味著現代化水平已達到相當的高度。然而,歷史發展并非是沿著既定的軌道單線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和實踐最終是在大工業相對落后、資本主義發展并不充分的俄國取得了勝利,并因此開辟了不同于西方的“多元現代性圖景”。由于具體的歷史情境和研究視角的轉換,“列寧及其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就轉變為這樣一個問題——在堅持社會主義內在屬性和價值的同時,如何實現國家的現代性。”這樣,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下移,消弭二者之間的斗爭性,趨向同一性,成為擺在各國共產黨面前的共同的難題。毋庸置疑,當社會主義與現代化成為矛盾的兩個方面,既自然地體現為前者規定后者的實現方式和價值取向,又要求后者為前者提供物質基礎。“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就是其集中表達。
    (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從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來看,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長期性。由于社會主義的主要特征為公有化,現代化及其現代性后果則要求生產社會化,二者并不等同,且存在張力和矛盾,一方面公有制的發展受制于后者,而另一方面,生產社會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超越階段,也就決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來看,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具體聯系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富強”為標志的國家現代性追求是現階段的主要目標,社會主義則是達致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二是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必須同社會主義的內在價值,即“共同富裕”相吻合。這兩個方面不是前后繼起的關系,而是相生相促的,后者具有本質的規定性。因此,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框架是“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這一思路貫穿于黨的基本路線中,其基本目標就是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且是社會各方面各領域全方位的現代化,一切工作的開展都要遵循這一總目標的要求。同時,從“富強”和“共同富裕”的具體內容來看,均涉及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生產關系的變革,但后者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且難度更大,需要的時間更長。
    (三)不平衡、不充分、不協調的發展不等于社會主義現代化
    社會主義現代化并非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隨機雜糅,或簡單地表現為近代以來現代化舊主題的新形式,而是二者辯證統一的過程。金耀基曾將中國的現代化分為三個層次,即器物技能層次、制度層次和思想行為層次。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動態調適的過程,且不可避免地要經歷這三個層級的推進和演化過程,意味著現代化從不全面到全面、從不平衡到平衡、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遞進和躍遷。正如費正清所言,“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下的事實正變得越來越明顯:不同文化的民族在它們各自的文化價值和繼承的制度這些根深蒂固的結構的影響下,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對待現代化和利用現代化的技術。當然,這些價值和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它們的變化同與現代化有聯系的物質文明的進展相比,則顯得更為緩慢。”這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現象,甚至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演化為不同程度的現代性危機,也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發展起來后必然要克服的問題。
    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顯現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協調性,已成為制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瓶頸問題。這種不充分的現代化不僅表現在費正清所講的價值和制度層面,還體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在此基礎上,黨和國家從系統建設和全局謀劃的高度出發,先后提出“五位一體”總布局、推進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等內容,為修葺現代性危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和戰略保障。同時,也須認識到,現代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擺脫這一影響而成為一座孤島,今日的中國更是與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只有在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參與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才能實現。
    總而言之,作為基本國情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說是包羅萬象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本身有其內在的邏輯與基本架構,從這三個維度及其具體內容來看,歷史基座與實踐場域是載體,核心目標與動態特征是根本,總體任務與歷史使命是目的,三者相互關聯,是在新時代歷史方位發生變化的前提下理解其“不變”的重要窗口。由此也就不難理解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歷史方位之“不變”,從本質上來講是由其不發達狀態決定的,我們對任何現象的經驗總結都離不開這一根本的規定性。但仍需明確的是,現階段的不發達狀態是動態變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性貢獻和突破性意義更在于對不發達狀態的階段性克服、揚棄與超越,初級階段的這一特征也會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的實現得到歷史地解決。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歷史方位 “不發達” 新時代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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