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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019-06-11 19:01:49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蔡詩敏 張胥 【 】 瀏覽:65次 評論:0
    21世紀是中華民族大踏步走向復興的世紀,也是世界各種文化思潮相互激蕩的世紀。中華民族要在相互激蕩的世界文化思潮中站穩腳跟,要在21世紀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僅需要夯實強大的物質基礎,也需要繁榮的中華文化,更需要挺立中華民族精神。就此,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民族精神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并把它放在新時代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明確提出要高度重視“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問題”。
    一、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是中華民族精神存在的獨特性及發展的自主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精神力量”對于一個民族、國家、個人存在與發展的重要作用,并在不同場合從不同維度多次闡發與“精神”相關的概念,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精神”話語體系。如2014年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提出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自己的精神獨立性的問題”。兩年后,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再次從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不言而喻,習近平總書記兩次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強調指出的“民族精神獨立性問題”既是事關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精神存在與發展的問題,也是事關我們國家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獨立性存在與發展的問題。那么,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強調要高度重視“民族精神獨立性問題”?我們又該如何理解“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這一概念呢?筆者認為這一問題必須放在新時代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這一概念涉及到“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復興”等一系列概念,需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對這些概念的理論內涵、實踐意義做深入的闡釋。
    關于“民族精神”的內涵詮釋、界定,理論界大致可歸納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如黑格爾認為,民族精神是“構成一國文化的那個一般原則”,“一個民族的精神乃是一種決定的精神……這種精神便構成了一個民族意識的其他種種形式的基礎和內容”,“民族精神便是在這種特性的限度內,具體地現出來,表示它的意識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個的現實。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體、民族的倫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風俗,甚至民族的科學、藝術和機械的技術,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標記”。黑格爾從廣義上深刻闡釋了民族精神與國家文化、民族意識的內在關聯,民族精神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對于國家、民族的發展的決定意義,其中很多思想、觀點至今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當然,作為一個唯心主義哲學家,黑格爾對“民族精神”內涵的闡釋是在他“絕對精神主宰世界歷史”的唯心主義理論體系之中進行的,他是從“精神”而不是從“社會存在”出發來解釋民族的存在,他把“民族精神”提高到民族的“靈魂”的高度來認識,過度強化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在民族生成、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對“民族精神”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和討論,但他們創立的唯物史觀永遠是我們理解、闡釋“民族精神”的一把“鑰匙”。“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這一唯物史觀的經典論述告訴我們,“精神”屬于“社會意識”范疇,需要從社會存在,從生產實踐出發來解釋,而不能從精神出發來解釋精神。“民族精神”也屬于社會意識范疇,對“民族精神”的闡釋也一樣,要立足于民族歷史生成及生產實踐。唯有以此為邏輯起點,民族精神的存在與發展才能得到唯物史觀的解釋。
    馬克思恩格斯“民族精神”的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們關于被壓迫民族解放和斗爭問題的研究中。1844年2月,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強調:“……當只有最英勇的獻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這種獻身精神的時候,當犧牲市民社會的一切利益必將提上議事日程、利己主義必將作為一種罪行受到懲罰的時候,又再一次這樣明白宣告(1793年《人權……宣言》)。”此處,馬克思強調的“自我犧牲精神”就是猶太人解放過程中所需要的一種精神,一種必須高揚的民族精神。1854年8月—12月,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系列文章中,在分析西班牙人民反對法國波拿巴王朝的資產階級革命時強調:“只有在中央洪達的政權下,才有可能把保衛民族的問題和任務的解決同西班牙的社會改造、民族精神的解放結合起來,不做到這一點,任何政治機構只要一同實際生活發生微小的抵觸就必然垮臺。”這里的“民族精神”就是指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斗爭精神,一種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自主發展的精神。1859年,馬克思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信中,在提及恩格斯的《波河與萊茵河》小冊子時也談到了“民族精神”,這里的“民族精神”是指德意志民族反對異族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精神。由此可見,馬克思是從被壓迫民族解放和斗爭實踐出發來談民族精神對民族、國家、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的,他所指的“民族精神”是被壓迫民族在自身解放和斗爭實踐過程中產生的一種具體的“精神”。同樣,馬克思也從民族的生產實踐角度來揭示民族精神形成和發展的規律。“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這是每一個小孩都知道的。”勞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一個民族、一種民族精神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另外,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還談到“民族的意志”不能超越理性規律的范圍。顯然,馬克思所指出的“民族的意志”屬于民族精神的范疇。在1842年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馬克思提出了“民族感”的概念,這里的“民族感”就是民族意識的一般表現,是一種對“我族”與“他族”的感知。對“我族”的感知,就是對本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對本民族沒有明確認同感和自豪感的人不可能有什么民族精神;相反,這種認同和自豪感越強烈的人所具有的民族精神也就越鮮明。恩格斯在1844年2月和3月撰寫的《英國狀況十八世紀》和《英國狀況英國憲法》中分析了英吉利民族的構成和民族性格,他認為英吉利民族的民族性格與航海、殖民和工業建設緊密相關,民族性格對民族的興衰存亡至關重要,一個具有良好民族性格的民族,其民族事業和前途是無量的。同時,他也承認自己民族性格的客觀存在,“我畢竟是一個德國人,我不能擯棄德國人從亞當那里延續下來的天性。”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不同民族成員的民族意識、民族性格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民族精神與民族意識、民族性格有關,不同的民族意識、民族性格規定著民族精神的各自特殊性。
    由上可知,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各民族的生存狀況、革命斗爭實踐來闡述民族精神的,沒有直接界定民族精神的內涵,更多的是從意義的角度來強調“民族精神”是一種對民族、國家、社會發展起積極推動作用的精神。顯然這是狹義上的民族精神。概言之,馬克思恩格斯話語體系中的“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歷史概念、具體概念。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生成、發展是受多種因素影響和制約的,但歸根結底是由該民族所從事的實踐活動決定的,不同國家、民族的民族精神有差異性,也有統一性。顯然,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民族存在、民族的歷史實踐活動對“民族精神”的狹義闡釋把黑格爾立足“絕對精神”的“頭腳倒置了”的廣義闡釋顛倒過來了,這為我們理解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精神復興提供了一個必須遵循的基本理論邏輯起點。
    同樣,近代以來理論界其他學者也從不同路向、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與研究,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思想見解,至今仍具有寶貴的啟發意義。如我國當代哲學史家張岱年認為,民族精神是“這個民族延續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內在動力”,是“在(民族的)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基本精神”。根據這種狹義界定,他進一步指出中華民族精神就是“指導中華民族延續發展、不斷前進的精粹思想”。有的學者也從廣義角度給予界定,認為民族精神就是民族意識,其內容有積極的、進步的一面,也有消極的、落后的一面。據此,筆者認為,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角度出發,從狹義角度界定“民族精神”的內涵更為恰當,因為民族精神中的“精粹思想”“精華部分”才值得復興,這也是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時代要求。同樣,我們黨的歷代領導人對“民族精神”的論述都是與民族復興緊密相連的,都是從民族精神對于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積極意義上來展開的,強調的是“精神支撐”“不竭動力”的意義與作用。
    如前所述,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歷史實踐的產物,不同民族從事的不同歷史實踐活動決定了必然生成不同的民族精神,世界多樣性的民族存在決定了民族精神的差異性、獨立性和多樣性的存在。同樣,從此角度來說,中華民族精神可以理解為是中華56個民族“多元一體”的民族精神,是維系中華民族生存,支撐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精神,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精神存在。就此意義而言,“中華民族精神”是一個實踐性與時代性的概念。然而,何謂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立性?這里的“獨立性”主要指中華民族精神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獨特性”存在形態以及在與世界其他民族精神共同發展進程中所應有的“自主性”發展狀態。中華民族精神存在的“獨特性”既通過獨特的民族文化形態表現出來,更通過獨特“精神內核”或“精神特質”、獨特的價值觀形態表現出來。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自主性”是中華民族精神在世界各民族精神共同發展進程中一種更加“自覺”“主動”發展的狀態。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自主性”以中華民族精神“獨特性”的存在為前提,沒有“獨特性”的存在就沒有“自主性”的發展;中華民族精神“獨特性”的存在是以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自主性”為目的,沒有“自主性”的發展同樣沒有“獨特性”的存在,二者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存在的內在規定性。保持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立性就是保持中華民族精神在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中的“自我”存在與“自主”發展,就是保持中華民族在與世界其他民族交往過程中的“精神自我”存在。
    當然,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立性決不能成為排他性,因為任何民族的民族精神都不可能是純粹的,都有一個逐步演變、發展的過程,都會吸收別的民族的精神、文化。中華民族精神本身就是56個民族的文化逐步融合而成的。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壁壘被打破,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不同民族的民族精神相互傳播影響、相互吸收融合是一種進步趨勢。因此,中華民族精神也要重視保持其“包容性”“開放性”“先進性”存在與發展的問題。但是,這里要注意的是,包容、開放的民族精神并不等于是先進的民族精神,“包容性”“開放性”是民族精神“時代性”的體現,世界各民族精神都是一個民族的時代精神的積淀,都具有時代性,但并不一定都具有先進性,只有那些符合時代進步要求,體現時代前進的民族精神才是先進的民族精神。另外,還要注意的一點是,民族精神的“獨立性”或“獨特性”也不會因各民族精神的融合或吸收而消失。因為不同的民族精神是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歷史實踐活動中創造出來的。同樣,在全球化時代,只要我們沖破狹隘的民族視野,以更加開放、積極、平等、謙遜的心態和行動來對待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其他世界各民族精神的發展,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存在與發展才會因為其“包容性”“開放性”的存在與發展而在更高層面實現其“先進性”的發展。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立性也必將通過中國思維、中國價值、中國道路在世界民族精神圖景中得到更為充分的體現。
    二、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的生成是中華民族生成與發展的歷史必然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中國56個民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精神自然生成與發展的歷史。縱觀中華民族千百年的歷史演進過程,從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相互融合、前后傳承形成的各民族或部族的總稱“華夏”,到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形成的“漢族”“唐人”,以及秦、隋統一之后出現的漢唐盛世,再到清朝中華各民族共有的疆域的奠定,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最終形成。特別是在近代以來反抗外來侵略者的共同斗爭中,中華民族自覺意識得以形成,“救亡圖存”的共同命運,把中國各民族更緊密地聯結成一體,中華民族形成為一個自覺的穩定共同體。“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的侵略,全面抗戰爆發,更加增強了中國各族人民不分你我的“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在5000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疆域,共同發展了祖國的經濟,共同創造了祖國的燦爛文化,推動了祖國的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回望過去,正是在中華各民族長期交往的歷史過程中,各民族共同的記憶、共同的情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精神、共同的命運才得以形成。就此而言,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政治共同體,又是一個文化復合體、精神聚合體,更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我國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奮斗歷程是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和非凡創造力的源泉。”正是在這種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奮斗歷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大格局。正是在這種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奮斗歷程中,“五十六個民族共同鑄就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形成了這種偉大的、頑強的、獨立的民族精神,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歷史磨難中浴火重生,愈加以嶄新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繼續前行,走向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精神就是在中華民族形成發展過程中自然生成的精神,是中華民族自覺意識的升華。中華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是中國這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固有之文化與民族的精神,終不能湮沒也”。換言之,中華民族精神一旦生成就具有了“渾然一體”性和“特立不可同化”性,即整體性、獨立性。據此,我們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精神固有的整體性、獨立性是隨著中華民族、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而形成和發展的,也必將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不斷發展。
    一個民族的歷史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發展的歷史。在5000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也正是因為我們有這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才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歷盡艱難困苦,始終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不言而喻,中華文化對于中華民族的存在具有根本性的意義,中華文化不僅培育了中華民族“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而且具有“調節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之優越性”,能夠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提供“豐厚滋養”“精神支持”。的確,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無論是先秦百家爭鳴時期,還是五四社會變革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實踐都證明,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正是有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才具有了強大的修復能力,才能世代延續而不墜于地,中華民族精神才能穿越古今而一脈相傳,中國人的精神狀態才能始終保持昂揚向上。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精神、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的發展始終是與中華文化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進一步追問,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中哪些部分最能體現、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標識”呢?中華文化所具有的“調節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之優越性”體現在哪里呢?此問題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貫通問題,需要我們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發展及其基本精神中去思考、闡釋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傳統、精神特質等根基性的問題。
    從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發展來看,中華文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五千多年的繁榮發展過程中,創造和傳承下來了豐富的思想精華與道德精髓。這些思想精華與道德精髓已植根在中國人內心,融入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特殊的“精神特質”和“精神標記”。如孔子認為“仁”就是“愛人”(《論語·顏浦》);孟子提出“親親、仁民、愛物”(《孟子·盡心土》);《周易大傳·坤·象傳》提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等。這些都表述了中華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價值觀,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的仁愛精神、寬容精神以及宏偉開闊的氣魄。董仲舒的“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司馬遷的“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顏元的“富天下,強天下,安天下”,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凜然正氣,這些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家國一體、忠孝合一的價值追求,成為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利益的象征,都是愛國主義精神的光輝體現。同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還蘊含著豐富的“民本”思想,如孟子強調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賈誼《新書·大政上》中強調:“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管仲在《管子》一書明確提出的“以人為本”,這些價值思想也成為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中國人不僅講仁愛,強調重民本,重視道德自覺和人格完美,還歷來重視實際,講求實用,形成了一種求實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如王符提出了“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潛夫論·敘錄》),《國語·晉語第十》說:“華而不實,恥也。”《周易·乾·象傳》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些精神體現了中國人普遍的處世態度和人生的價值取向,是維系中華民族統一和推動中華民族前進的重要精神。另外,在中華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進程中,“和合”的價值理念,“大同”的社會理想也逐步融入到中華民族的發展觀、價值觀之中,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意識,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價值觀體系逐步形成。如《老子》中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呂氏春秋》中“天地和合,生之大經也”,《論語·子路》中的“和而不同”等等。
    概言之,中華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這些寬容、民本、務實、自強、愛國、大同的思想和理念都代表和體現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基本內容,這些內容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實踐理性和道德理想,是中華民族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等各類關系中的根本立場、基本原則,對維系中華民族生存、推動中華民族前進起到了重大作用。當然,對于中華傳統文化我們需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在繼承中進行創造性發展,特別是對這些有普遍價值意義的思想理念,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給予新的詮釋,使之融入新的時代內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同樣,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愛國主義精神進行了更為全面而深刻的闡述,并認為這些精神“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毋庸置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這些思想精華,對于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以及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我們都應該繼承和發揚。在這里,習近平總書記不僅深刻闡述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而且深刻揭示了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在關系,即古人所強調的這些政治抱負、報國情懷、浩然正氣、獻身精神等都是愛國主義精神的體現,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精髓。當然,就民族精神的存在而言,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存在的載體,民族文化體現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隨著民族文化的發展而發展。同樣,中華民族精神也存在于中華傳統文化之中,并隨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而發展。就此而言,中華民族精神的生成與發展與中華傳統文化的生成與發展是同源同向,互蘊互含的。
    就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成來言,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可以說是一種道德文化,“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這也是中華文化“調節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之優越性”所在。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詳細列舉了中華文化中蘊含的“和合”“仁愛”“民本”“大同”等超越時空的核心道德思想和理念,并用“基因”這個概念來揭示了這些道德思想和理念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揭示了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中斷的奧妙所在,揭示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潛移默化影響作用以及對于中華民族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個“基因”就是中華文化中所蘊含的最深層次的“精神內核”,就是在我國大地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正因為有這個“基因”,中華文化中所蘊含的這些思想和理念才具有連續性和穩定性,中華文化也才有連續性、穩定性和獨特性,中華民族精神也才具有連續性、穩定性和獨特性,中華民族才能堅守住精神自我,中華民族精神的發展才有方向,中國人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華文化才能夠“調節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不言而喻,隨著時代的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這些道德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歷史與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歷史以及中華民族精神生成、發展的歷史是統一的,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與中華民族的精神傳統是相貫通的,也正是在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精神生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文化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思想精華與道德精髓,中華民族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基因,中華民族精神逐漸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中華民族精神也就逐漸形成了整體性、獨立性。中華文化中具有根基性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是中華民族精神最為優秀的精神基因,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存在與發展的根基。
    三、保持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前提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歷史實踐的產物,我們不僅要以民族的歷史實踐為軸心與原點去思考民族精神的生成與發展,更要用實踐的觀點,在歷史已然、現實應然與將來必然的辯證統一中來把握其實踐意義與時代意義。因此,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問題更應該放在新時代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理想期許。那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內涵是什么呢?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有深刻地闡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顯然,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述蘊含著三個“目標”與三個“目的”的辯證統一,是中國共產黨對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的一個邏輯嚴密的整體性認知,也是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戰略目標、發展目的的一個邏輯嚴密的整體性認知。就三個“目標”而言,“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當前目標,是階段性目標;“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下一階段的長遠目標。此兩個目標是一致的,只是同一目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主體的不同話語方式的表達,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徑選擇,也就是說,在中國只有通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三個“目標”中蘊含著階段性目標與長遠目標、目標與手段的辯證統一。就三個“目的”而言,國家富強主要是從國家的經濟、物質層面來強調,國家富強是基礎;民族振興主要是從民族的文化、精神層面來強調,民族振興是根本;人民幸福是個人層面,既包括物質層面的富裕,也包括精神層面的富有,人民幸福是歸宿。三個層面相輔相成,實現了國家、民族、人民三個“主體”利益的辯證統一。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個宏大的時代主題,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內涵與要求,或者說有不同的時空定位。因此,我們有必要返本求源,探尋早期近代中國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民族復興”的本意,這實際上就是“民族復興”思想的出場及時空定位問題。1924年1月,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演講中明確提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五四時期,李大釗也提出了“中華民族之復活”等思想,梁漱溟、梁啟超等提出了“復興東方文化”的思想。可見,這些具有自覺意識的有識之士提出“民族復興”思想的本意就是恢復民族固有的地位、恢復民族精神、恢復民族文化。他們認為“民族復興”本質上應該是民族文化的復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其核心和前提是必須恢復和弘揚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已經成為這一時期中國思想家、政治家的基本共識。同樣,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的知識分子也提出復興民族要先復興中華民族的精神。那么,曾經創造出悠久歷史和高度文明的中華民族,為什么會出現民族復興的問題呢?究其根源是在西方率先開啟的人類文明轉型中,我們渾然不覺而日益落后,“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由此才產生了國家經濟發展停滯等與此相關的一切問題。
    其實,不管是我們過去提出“振興中華”,還是我們現在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里有個前提就是,中華民族在過去曾經創造出過輝煌燦爛的歷史與文化,曾經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這個前提是我們講“民族復興”的重要參照系。當然,過去提出的“振興中華”與現在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背景與現實基礎也是不一樣的,過去提出“振興中華”是在民族國家相對隔離的歷史背景下,而現在是在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民族國家之間的壁壘已經打破的現實背景下來談中華民族的復興問題。因此,“民族復興”的具體時代內涵與要求也是不一樣的。但是,結合早期中國的思想家、政治家們對“中華民族復興”的論述,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基本內涵的闡述,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無論時代如何變換,無論歷史如何發展,中華民族復興最基本的內涵與要求是民族振興,即民族精神的振興、民族文化的振興。因此,我們只有在理論上把“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復興”的話語納入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之中來闡釋,在實踐中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實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興”緊緊聯系在一起,才能深刻理解、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內涵與根本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那樣,“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不僅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而且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在這里,“物質上強大起來”的問題側重于“國家富強”問題,“精神上強大起來”的問題側重于“民族振興”問題,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興”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當前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當然,就對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發展大勢而言,“精神上強大起來”問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根本的問題,最長遠的問題。唯有抓住此根本,“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能“夢想成真”。從實踐的角度來說,中華民族精神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生成和實踐生成的產物,中華民族精神復興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實踐。就此意義而言,中華民族精神復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
    那么,中華民族精神如何實現復興?實現中華民族精神復興的前提是什么?這些問題實質上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存在與發展問題,需要我們立足于我國與世界的發展大勢來審視。
    當前,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興要面臨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這個挑戰是孫中山先生提出“先要恢復民族的精神”的那個時代所不需要面對的問題,現在我們需要把“中華民族精神復興”放到“全球化”的時空場域中來討論。在這個時空場域中,各國家、各民族經濟一體化,多民族多元文明交往交流交融交鋒,這勢必會給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如全球性的價值觀勢必消解中華民族精神的民族性,西方強勢民族文化勢必弱化中華民族精神中固有的優秀價值觀,中華民族精神如何保持自身健康發展的問題。這些挑戰是中華民族精神如何在全球化時代保持自身存在與發展的問題,這是個首要的、前提性的問題。就此問題而言,筆者認為,在全球化時代,要實現中華民族精神復興首要的前提是,中華民族精神要始終保持中華民族精神的民族特性,要始終堅持中華民族精神的自我挺立,即民族精神的獨立性,以至于不成為西方強勢民族國家的附庸。勿需過多論證,在全球化時代,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存在,就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的存在;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的存在,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存在。換言之,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存在,就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興;沒有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興,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存在為前提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存在是以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存在為前提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大存在是以中華民族精神“獨特性”“自主性”的存在為根本的。當然,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也能大大的提振中華民族精神,促進中華民族精神跨越民族界限,實現更高層面的獨立性的存在和發展,“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在全球化時代,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對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義和價值不僅僅是民族復興中包含著民族精神的復興,也不僅僅是一種“根本前提”的意義和價值,更為重要的是要培育出一種什么樣的民族精神來支撐民族復興的問題。此問題是民族精神的發展性問題,也具有根本性。筆者認為,全球化時代的中華民族精神應該是開放包容的民族精神、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自主創新的民族精神,只有這樣的中華民族精神才能支撐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而言,開放包容的民族精神強調,中華民族精神要主動融入到全球化進程中,以博大的胸懷,虛心地從世界民族精神之中汲取營養,實現古老的中華民族精神“先進性”的提升,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自尊自信的民族精神強調,在全球化進程中,中華民族要正確認識民族自我價值,保持對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尊重與自信,高揚傳統民族精神。當然,自尊自信不是孤芳自賞、抱殘守缺,不是自大。自主創新的民族精神強調,中華民族必須是一個自覺的民族,既要確立和提升保持民族精神的民族主體意識,也要確立和提升自主創新意識。“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中華民族精神只有適應時代發展的大勢,不斷革新,才能走向現代化,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人類是個命運共同體,世界各民族也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員,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與世界其他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世界各民族發展、人類的未來走向緊密相連。據此,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發展,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其思想與中華傳統民族精神的關聯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華傳統民族精神的“和合”精神、“大同”精神在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傳承和轉化,是中華古老民族精神精華在當代的回響,它為世界民族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在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中華民族精神一定要深深扎根于中國大地,充分汲取其他民族豐厚的文化養分,以獨特的核心價值理念——中國價值、獨特的民族表現形式——中華文化、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國道路而存在、發展,充分挖掘并展現中華傳統民族精神中的深厚價值底蘊,充分發揮引領世界人民攜手構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的重要價值指引作用,為保持人類文化多樣性與促進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進步貢獻獨特的文化精神與中國智慧。正如毛澤東指出:“在文化方面,各國人民應該根據本民族的特點,對人類有所貢獻。”就此而言,我們討論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興不僅僅要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系起來,也應該與全球化時代世界文明的發展聯系起來,更要放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中來思考。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興只有主動融入到世界歷史發展新進程中才能找到動力,中華民族精神只有在世界歷史發展新進程中才能確立與凸顯其在人類精神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當然,中華民族精神在人類精神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必須始終以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存在與發展為根本前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必須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基本原則。對于在全球化時代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言,保持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存在與發展具有基礎性、長遠性、戰略性的意義和價值。世界歷史不管如何發展,民族與國家始終還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載體以及世界、人類存在的基本單位,人類精神的存在與發展始終也還是以各個國家的國家精神、各個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存在與發展為前提的。
    世界是一個由不同民族與國家構成的共同體,世界民族發展的美好藍圖需要各民族國家共同來描繪,世界民族精神發展的絢麗圖景也需要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共同來點綴。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正在從事更為嶄新的實踐活動,正在以嶄新的精神風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對新時代,放眼于今日之世界,中華民族必須立足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中華文明發展,在實踐中挺立中華民族精神,在時代的發展中提振、發展中華民族精神。當然,我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世界歷史發展新進程中,中華民族一定能再次創造出新的獨具特色的中華民族精神,一定會再次給世界民族精神圖景中增添濃墨重彩的一筆。獨立的中華民族精神一定能堅守住整個中華民族存在的精神自我,也一定能支撐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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