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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習近平關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抵御重大風險的思想論析
2019-05-05 11:06:32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魏繼昆 【 】 瀏覽:187次 評論:0

    當今中國正處于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其發展前景十分光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國家安全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需要,高瞻遠矚、未雨綢繆,清醒地告誡全黨:“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向全黨鄭重提出“抵御重大風險”。爾后,他在黨的十九大上從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所肩負的偉大歷史使命的戰略高度,再次向全黨予以強調和闡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系統而深刻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為何要抵御重大風險、抵御什么樣重大風險以及怎樣抵御重大風險的根本問題。鑒于理論界、學術界對此問題尚未展開深入探討,筆者擬以習近平關于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抵御重大風險思想為題作一探究。
    一、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抵御重大風險之客觀依據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各種風險都要防控,尤其是重點防控那些可能遲滯或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全局性風險,即重大風險。這就要清楚前進征途上的重大風險因何而來、又將如何演化等關鍵問題。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有著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就是說,在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中國共產黨“抵御重大風險”絕非偶然,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迫切的現實要求和明確的未來擘劃。
    從歷史看,抵御重大風險是新時代傳承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的邏輯使然。2018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全黨要“增強憂患意識、風險意識”,并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磨難挫折中成長,在戰勝風險挑戰中壯大”。這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敢于應對風險挑戰、勇于開拓實踐的科學總結。完全可以這樣認為,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團結帶領全國人民抵御各種風險考驗而不斷開拓創新發展的歷史。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抵御各種風險中披荊斬棘,愈戰愈勇,“百煉成鋼”。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論是面對大革命失敗后的危局,還是處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的險境,抑或是面臨抗戰勝利后全面內戰一觸即發的嚴峻形勢,一次次驚濤駭浪,一場場嚴峻斗爭,使中國共產黨人在千錘百煉中革命精神和戰斗意志更加堅強,使中國共產黨在一次次轉危為安中不斷發展壯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對一系列國內外的風險挑戰,中國共產黨無所畏懼,沉著應對,奮力化解,不僅維護了國家安全,保持了社會穩定,也使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得以在成功地抵御各種風險挑戰中穩步前行。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同樣是在同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的斗爭中一路披荊斬棘,攻堅克難。無論是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外的政治風險,還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以后國際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風險,抑或是1998年嚴重洪澇、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災害風險,中國共產黨也是面臨一次次重大考驗,又一次次轉危為安,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這艘巨輪駛過一個個暗礁險灘,奮勇向前。歷史充分證明,“風險——應對——發展”就是中國共產黨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抵御重大風險的內在邏輯和必然結果。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引領并結合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卓越的治國理政能力,在于中國共產黨人不畏艱險、勇于擔當,在于人民群眾的真誠擁護和大力支持。正如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勇擔歷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犧牲,中國人民就無法打敗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反動派,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我們的國家就無法團結統一、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走向繁榮富強。”這是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對中國共產黨抵御各種風險挑戰尤其是重大風險挑戰基本經驗的集中概括。正因如此,在新時代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必須繼承和弘揚歷史上中國共產黨勇于戰勝風險挑戰而奮勇前行的優良傳統、革命精神和頑強意志,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開拓向前。
    從現實看,抵御重大風險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統籌推進“四個偉大”實踐和應對國際風險挑戰的必然要求。2016年1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我們現在搞開放發展,不僅有利的因素很多,而且風險挑戰依然嚴峻,并特別告誡,這是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在此歷史條件下,要統籌推進“四個偉大”的實踐和應對嚴峻的國際風險挑戰,全黨必須牢固樹立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深入探究推進“四個偉大”實踐的特點和規律,深入探究國際風險挑戰的起因、演化及其對我國的影響,并積極投身于改造世界特別是防風險的實踐之中,以更充沛的精神去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
    就國內現實而言,抵御重大風險首先是進行“偉大斗爭”的內在要求和根本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再告誡全黨,要時刻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是在新時代對不斷變化著的世情、國情、黨情新的概括和總結。因為發展起來后的中國,雖然內外條件總體上十分有利,但是“風險挑戰不容忽視,而且都是更深層的風險挑戰”。因此要進行偉大斗爭,就必須敢于抵御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特別是重大風險,使黨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戰斗力。從“偉大工程”來說,在新時代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涉及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制度等諸多方面,這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其建設必須按照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要求的,“要結合偉大斗爭、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實踐來進行。”毫無疑問,抵御重大風險,正是進行這一“偉大實踐”的應有之義和內在要求。唯其如此,才能在偉大實踐中使黨永葆先進性,才能使其執政地位更為鞏固。從“偉大事業”來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共產黨人主觀臆造的,而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并付出巨大代價而取得的輝煌成就。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尤其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僅有幾十年的實踐,還是新事物,對其“認識和把握也還是非常有限的”。對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向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在國際國內面臨的矛盾風險挑戰都不少,決不能掉以輕心。”所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深入推進這一“偉大事業”,必須時刻準備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是抵御重大風險,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終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確保國家長治久安。從“偉大夢想”來說,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歷經近百年的艱辛開拓,今天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目標。但是,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夢想絕不會輕輕松松地就能實現。誠如2016年10月習近平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還有許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還有許多‘婁山關’、‘臘子口’需要征服。”就是說,在實現“偉大夢想”的征程中,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全黨必須時刻做好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的精神準備。
    就國際現實而言,習近平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的主旨演講中,曾借用英國文學家狄更斯的名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來概括和描述當今世界。他認為,當今人們生活在一個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是物質財富不斷積累,科技不斷進步,人類文明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當今世界又是一個“風險社會”,特別是“地區沖突頻繁發生,恐怖主義、難民潮等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貧困、失業、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正是由于當今世界的矛盾在累積、變量在增加、風險在上升,因而抵御重大風險也是應對國際形勢變化和世界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挑戰所使然。
    從未來看,抵御重大風險是鍛造中國共產黨人擔當歷史“大任”的關鍵之舉。共產黨人是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統一論者。在現階段,就是要“把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統一起來”。而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既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使命擔當,更是鍛造中國共產黨人肩負起實現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這一歷史“大任”的關鍵舉措。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文中,以先賢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為底蘊,指明共產黨人要負起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就“必須注意在革命斗爭中的鍛煉和修養”。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要繼續肩負起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而為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實現創造條件,就必須投身于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中,到那里去“經風雨,見世面”。而抵御重大風險,正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鍛造崇高政治品格,提高抵御風險能力,進而使其肩負起歷史“大任”的重要平臺和歷練機遇。
    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重大風險之多維表征
    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什么樣的風險挑戰呢?對此,習近平高度重視、深入研判、重點剖析,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他指出:“我們面臨的重大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從其闡釋的重點看,在新時代,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重大風險是全方位的深層次的,但主要來自于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綜括起來有以下“六大風險”。
    (一)經濟風險:呈現出由隱至顯的變化
    這里的經濟風險,主要是指經濟運行前景中的不確定性,無論是宏觀經濟還是微觀經濟,無一例外地都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從空間來說,既有國內經濟風險,也有國際經濟風險;從要素構成來看,有產業風險、商業風險、金融風險、網絡經濟風險等。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綜合實力不斷增強。但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清醒地指出,中國經濟還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內部和外部風險。如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從經濟風險的積累和化解看,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一些矛盾和風險。現在,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并提醒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對于由隱至顯的經濟風險必須予以特別關注,千萬不可以視而不見。
    從其內容看,對于當下經濟風險,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尤為關注經濟下行風險、糧食風險、能源風險、金融風險、網絡經濟風險以及國外經濟風險等。其一,經濟下行風險。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至今,由于受到全球性、階段性乃至結構性等因素影響,使得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從供給側方面看,習近平認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主要是“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由此導致“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其二,糧食風險。當今中國糧食生產已經突破一萬億斤,比較穩定地實現了糧食的基本自給。基于此,在一些人看來,中國的糧食已經過關。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卻始終保持清醒頭腦,鄭重告誡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我國糧食安全基礎仍不穩固,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什么時候都不能輕言糧食過關了。”否則,一旦出了大問題多少年都會被動,并認為,“到那時誰也救不了我們。”真可謂字字凝重,句句深沉,體現出他對于糧食問題的高度關注和深思遠慮。其三,能源風險。現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但能源對外依存度過高,其中石油達到59%,鐵、銅超過60%。對此,習近平指出,當今中國“面臨著能源需求壓力巨大、能源供給制約較多、能源生產和消費對生態環境損害嚴重、能源技術水平總體落后等挑戰”。其四,金融風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形勢總體是好的,但是對于易發多發的金融風險,習近平見微知著。他指出,雖然中國金融的系統性風險總體可控,“但不良資產風險、流動性風險、債券違約風險、影子銀行風險、外部沖擊風險、房地產泡沫風險、政府債務風險、互聯網金融風險等正在累積,金融市場上也亂象叢生。”況且金融風險有長期潛伏的“病灶”,存在瞬間爆發的可能性。所以他一再告誡:“如果我們將來出大問題,很可能就會在這個領域出問題。”其五,網絡經濟風險。網絡經濟是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它在金融、能源、電力、通信、交通等領域應用廣泛,因之所隱藏的風險也非同一般。據此,2016年4月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物理隔離’防線可被跨網入侵,電子調配指令可被惡意篡改,金融交易信息可被竊取,這些都是重大風險隱患。”他強調,在網絡經濟領域,“不出問題則已,一出就可能導致交通中斷、金融紊亂、電力癱瘓等問題,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和殺傷力。”此外,還存在不易防控又影響至深的國外經濟風險。經濟全球化雖然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進步,但也必須承認,“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會導致中國經濟穩定受到國際經濟波動和政治博弈的沖擊和挑戰。而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新時代中國經濟的外部風險加大了。正因如此,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指出,“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由此可見,在經濟領域,其風險是國內外交織的,如果防控不當,后果將極其嚴重。
   (二)政治風險:內源性和外源性相互交織
    政治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政治風險的界定和判斷也是以政權的維系、鞏固和發展為其根本依據的。因而在加強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上,習近平向全黨明確提出要“防范政治風險”。這是事關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鞏固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問題。
    從內源性看,政治風險主要涉及中國共產黨建設中的政治方向、政治領導、政治根基、政治紀律等諸多方面。在政治方向上,在洶涌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有的黨員干部精神上嚴重缺“鈣”,理想信念滑坡。對此,2013年6月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不無憂慮地指出,“如果哪天在我們眼前發生‘顏色革命’那樣的復雜局面,我們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決然站出來捍衛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顯然,在如何加強黨的領導和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這一根本問題上,其“風險”是不可以低估的。在政治領導上,曾有一個時期,黨的領導被淡化、虛化、弱化。有的黨員干部在“涉及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原則性問題的政治挑釁面前態度曖昧、消極躲避、不敢亮劍”。有鑒于此,習近平認為,中國共產黨人能打仗,能搞建設,也能推進改革開放,“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能不能在日益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堅持住黨的領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還需要我們一代一代共產黨人繼續作出回答。”在政治根基上,一些黨員干部淡忘了“人民擁護和支持是黨執政的最牢固根基”,其言行嚴重脫離群眾,突出體現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滋長上。更為嚴重的是一些黨員干部對此見怪不怪,甚至覺得理所當然。對此,習近平指出,“這就更加危險了。”在政治紀律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復強調黨員干部要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但有的卻置若罔聞,搞結黨營私,拉幫結派,更有甚者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獨立王國、搞小山頭、拉小圈子。對于這種嚴重破壞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現象,習近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政治安全的大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外源性的政治風險。因為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是“在越來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來越大,面對的暗礁、潛流、旋渦可能越來越多”。就是說,深化改革的政治風險在加大,“必須慎之又慎。”再有,西方敵對勢力不愿意看到改革、發展、富強的中國崛起于世界舞臺,自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就把矛頭進一步指向中國,實施所謂的“遏制”戰略。因而,我們必須增強風險意識,勇于應對挑戰,時刻切記習近平的警醒:“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三)意識形態風險:敵對勢力在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
    “意識形態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安全,并有效扭轉了這一領域一度出現的被動局面,使其總體保持了向上向好的發展態勢。同時,他也向全黨鄭重指出:“意識形態工作面臨的內外環境更趨復雜,境外敵對勢力加大滲透和西化力度,境內一些組織和個人不斷變換手法,制造思想混亂,與我爭奪人心。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具體說來,這一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顏色革命”風險。即各種敵對勢力“一直企圖在我國制造‘顏色革命’,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我國政權安全面臨的現實危險”。二是互聯網風險。信息化在給人類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使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面臨“最大變量”。西方敵對勢力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并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投入西方懷抱,將從互聯網開始”。2013年8月,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告誡全黨,“從美國的‘棱鏡’、‘X—關鍵得分’等監控計劃看,他們的互聯網活動能量和規模遠遠超出了世人想象。”三是“陣地”丟失風險。在意識形態領域,當今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在相互爭奪。針對此種嚴峻形勢,習近平指出,在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由此使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爭奪十分激烈,因而“一定要增強陣地意識”。
   (四)社會風險:社會穩定進入風險期
    這里的社會風險,主要是指能夠導致社會沖突,威脅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可能性。當前中國正進入經濟社會發展加速轉型的關鍵階段,面臨著繁重而艱巨的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任務,特別是“社會穩定進入風險期,各種一般矛盾和深層矛盾交織疊加,一些重大問題敏感程度明顯增大,處理不慎極易影響社會穩定”。比如,影響社會穩定的風險增大。由于社會階層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在社會生活中,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相對拉大,以利益為核心的各種社會矛盾特別是人民內部矛盾“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很突出、處理起來很棘手的問題”。又如,影響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大。雖然社會安全感穩步上升,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突出的問題,如“非法集資、信息泄露、網絡詐騙等案件相當猖獗,違法犯罪手段日趨信息化、動態化、智能化,以報復社會、制造影響為目的的個人極端暴力案件時有發生,嚴重暴力犯罪屢打不絕,等等”。此外,食品安全風險亦不容小覷。“舌尖上的安全”是涉及千家萬戶的大事,“一旦出問題,很容易引起公眾恐慌,甚至釀成群體性事件。”正如習近平強調,食品安全問題也考驗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在中國執政,要是連個食品安全都做不好,還長期做不好的話,有人就會提出夠不夠格的問題。”
   (五)自然風險:自然災害嚴重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
    自然風險是指由于自然界因素而導致人的生命、財產、社會功能和生態環境等損害的可能性。諸如地震、火災爆發、泥石流、洪水、臺風等突發性風險,也有土地沙化、地面沉降、干旱等漸變性風險。歷史告訴我們,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若要完全防止自然風險的發生和轉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人類可以在實踐中不斷認識自然,可以防范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自然風險,或將自然風險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防范和抵御自然風險,并注重對全黨全民的風險防控教育。如2016年7月唐山大地震發生四十周之際,習近平在視察唐山時指出:“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災害種類多,分布地域廣,發生頻率高,造成損失重,這是一個基本國情。”以此告誡全黨全國人民,在風險防控上要警鐘長鳴,時刻做好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并且要常抓不懈。
   (六)軍事風險:軍事領域的壓力在增大,安全風險在增多。
    當今中國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們面對的壓力也在增大,周邊安全風險也在增多,維護我國核心利益和發展利益面臨更復雜的挑戰。”比如,敵對勢力在制造種種錯誤輿論,什么“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等,所有這些別有用心的錯誤觀點,都是在混淆視聽,其目的“是搞亂我們的思想,搞垮我們的制度,動搖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基”。又如,軍事實力有差距。在國際較量中,說到底“還是要看有沒有實力”。當下,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面臨嚴重挑戰,世界和周邊依然面臨潛在戰爭風險。客觀說來,中國國防和軍隊的現代化水平,“與國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還很大,與世界先進軍事水平相比差距還很大。”再如,面臨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嚴峻挑戰。現在世界新軍事革命加速發展,國際軍事競爭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在這場軍事革命中,美國是“領頭羊”,俄羅斯等其他一些大國,也在努力搶占軍事技術領域制高點。與其相比,中國軍事裝備水平“在很多方面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的”。不僅如此,在這樣新軍事革命的大潮中,如習近平所言,“落后一旦形成,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將是致命的。”
    綜上所述,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重大風險具有如下顯著特點:
    其一,綜合性,即復雜性。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其所著的《風險社會》一書中就認為,當今社會的風險有別于中世紀,“是現代化的風險”,它不是局部性問題,而是“具有全局性”。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同樣如此。其涉及的不僅是某一個方面的局部性風險,而是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軍事等諸多方面的全局性風險;也不僅是中國的國內風險,還是跨國的國際性風險。對此風險,習近平結合中國的現代化實際也有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如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講話中指出,“各種風險往往不是孤立出現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織并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突出強調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所面臨風險的綜合性、復雜性。
    其二,動態性。事實證明,各種風險不是固定不變的,都有一個孕育、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也是處在發展演變之中的,它具有“傳導、疊加、演變、升級”等特性。正因如此,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向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提出,必須增強風險意識,不斷提高抵御風險能力,并且要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
    其三,嚴峻性。當今世界是一個“風險社會”,當今中國所面臨的風險挑戰也是極其嚴峻的,特別是中國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特定歷史階段,其“矛盾和風險比從低收入國家邁向中等收入國家時更多更復雜”。對于這些風險挑戰,如果應對不力或抵御不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就會被迫中斷,可是一些黨員干部卻嚴重缺少甚至完全沒有居安思危的風險意識。對此,習近平鄭重指出:“沒有意識到風險是最大的風險。”
    其四,艱巨性。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不同于以往歷史上所遇到的風險,因為當今世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在深入發展,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在持續推進,這一開放發展的大環境,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有利。但是,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世界上并不存在只有機遇而沒有挑戰。有鑒于此,進入新時代后,習近平向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特別強調,不僅要看到發展機遇的有利一面,更要看到“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因此,全黨防范和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的使命任務也更為艱巨。
    三、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抵御重大風險之根本舉措
    “應對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和挑戰,關鍵在黨。”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應對風險挑戰經驗的深刻總結和科學概括。過去,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書寫了勇于應對風險挑戰的光輝篇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應對更為嚴峻的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必須堅持“偉大的事業必須有堅強的黨來領導”的基本經驗,把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建設好、建設強,使其“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這就需要全黨尤其是黨員干部在以下幾方面重點著力:
    1.首要前提:著力增強對重大風險的防控意識。就實質來說,風險防控意識是一種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始終堅持的一個重要原則。1945年,是中國革命蓬勃發展的非常年代。但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卻高瞻遠矚地強調,全黨“準備困難”,并列舉了需要特別注意的“十七條困難”,準備戰勝之。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也反復強調,“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黨的其他領袖對于風險防控也有很多精辟論述,所有這些,習近平認為“是治黨治國很重要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正是因為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勇于應對一系列風險挑戰,才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勝利。在新時代,針對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風險挑戰,習近平向全黨深刻地指出:“我們的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面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具體說來,在重大風險的防控上,就是要有“終身之憂”,始終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就是要有辯證思維,始終做到“既充滿信心,又如履薄冰”;就是要有“底線思維”,始終做到“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惟其如此,才能切實做到有備無患,牢牢把握抵御重大風險的主動權,并最終戰勝嚴峻的風險挑戰。
    2.關鍵議題:著力提高對重大風險的防控能力。能力就是本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們黨“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并全面而深刻地闡釋了增強執政的“八大本領”。其中之一就是“增強駕馭風險本領”,這是抵御重大風險的根本性議題。無它或者這項本領不強,所謂抵御重大風險就是空話。基于此,全黨需要著力提升以下“六種能力”:其一,著力提高抵御政治風險能力。習近平明確提出“防范政治風險”的重大命題,而提高抵御政治風險能力則是防范這一風險的首要舉措。其中,在政治方向上“必須有很強大的戰略定力,堅決抵制拋棄社會主義的各種錯誤主張”,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特別是要不斷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做到眼睛亮,見事早,行動快。”其二,著力提高抵御經濟風險能力。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說,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如何,其關鍵在于“加強黨委領導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對此,習近平強調,“要從全局和戰略高度,著眼于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發展方向,及時提出政策措施,不斷把發展向前推進”。其三,著力提高抵御意識形態風險能力。當下,雖然國際力量對比持續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但是當今世界“兩種社會制度、兩種意識形態的較量更加激烈”。因而在新時代的偉大斗爭中,必須始終堅持“四個自信”,“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其四,著力提高抵御社會風險能力。當下中國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的任務十分繁重。因此,在新時代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同時要“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加強國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風險能力”。其五,著力提高抵御自然風險能力。由于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提升防災減災救災能力,是一項時刻不可松懈的長期任務。因此,在新時代,“要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的方針,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后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全面提高全社會抵御自然災害的綜合防范能力。”其六,著力提高抵御軍事風險能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軍事領域是競爭和對抗最為激烈的領域。因而提高抵御軍事風險的能力,一方面要“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另一方面要“堅持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3.根本保證:著力保持黨同人民的血肉聯系。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經驗與教訓都告訴我們,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其“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和事業發展的真正靠山。如果離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及其事業發展就無從談起。在新時代,尤其是面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前,若要戰勝前進征途上的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更是須臾不可離開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只有時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終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聯系,才能凝聚起戰勝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的磅礴力量。正如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所總結的,“黨與人民風雨同舟、生死與共,始終保持血肉聯系,是黨戰勝一切困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正所謂‘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4.強化管理:著力推進風險防控的科學化、精細化。習近平指出,在抵御風險挑戰問題上,“要加強對各種風險源的調查研判,提高動態監測、實時預警能力,推進風險防控工作科學化、精細化。”從其管理來說,就是要建立一個比較完備,能夠“層層負責,人人擔當”的防控風險機制。如在防控意識形態風險上,“要認真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納入巡視工作安排,加強對意識形態陣地的管理,落實誰主管誰主辦和屬地管理,防止給錯誤思想觀點傳播提供渠道。”又如,在抵御網絡風險上,更要“守土盡責”,“建立統一高效的網絡安全風險報告機制、情報共享機制、研判處置機制,準確把握網絡安全風險發生的規律、動向、趨勢。”再如在抵御經濟風險上,建立完備的機制同等重要。習近平強調,“必須標本兼治、對癥下藥,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尤其是在抵御金融風險上,“要加快建立監管協調機制,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強化統籌協調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風險。”由此可見,強化管理就是要推進風險防控的科學化和精細化,其關鍵在于建立健全各種約束機制,特別是明確風險擔當的責任主體,即誰主管誰負責,清楚標本兼治、著力化解風險的重點所在,切實做到“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
    5.落實到位:黨員干部要成為防控風險的“實干家”。在新時代,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的任務十分繁重,向全黨尤其是黨員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要做到:講政治,講理想,講紀律,講實干。其一,講政治是抵御重大風險的首要之舉。抵御重大風險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在抵御重大風險中,黨員干部必須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始終講政治,強化政治擔當,提高政治能力,特別是要提高“把握政治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局的能力和保持政治定力、駕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風險的能力”。其二,講理想是抵御重大風險的強勁動力。抵御重大風險離不開崇高理想的科學引領,因此在抵御重大風險中,黨員干部必須始終堅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其三,講紀律是抵御重大風險的重要保障。黨的紀律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抵御重大風險作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一項艱巨而重大的使命,離不開黨的紀律的剛性約束,黨員干部要自覺地講紀律,守規矩,特別要牢記:“黨面臨的形勢越復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其四,講實干是抵御重大風險的根本所在。抵御重大風險,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來不得半點虛假和懈怠,每位黨員干部都要牢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真理,成為“防風險的實干家”。特別是要在以下三個方面著力落實到位:一是要做到“主動”,即強化預見性、前瞻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二是要做到“擔當”,即“把自己職責范圍內的風險防控好,不能把防風險的責任都推給上面,也不能把防風險的責任都留給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負責任地制造風險”;三是要“做實”,即對于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及其原因,“要心中有數、對癥下藥、綜合施策,出手及時有力,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自覺肩負起時代賦予的偉大歷史使命,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制高點上,吸納歷史智慧,立足當下實踐,堅定走向未來,以其卓越識見、勇于擔當和堅定踐行,為全黨全國人民指明了所面臨的風險挑戰和有效應對的根本舉措。實踐證明,以上關于抵御各種風險尤其是重大風險的鮮明立場、系統觀點和科學方法,是新時代戰勝前進征途上的一切艱難險阻的行動指南和強大精神力量。

習近平 中國共產黨 重大風險 責任編輯: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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