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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論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的 歷史底蘊與時代特色
2019-01-08 20:46:12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程之勝 高宏貴 【 】 瀏覽:188次 評論:0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在全面、系統、深刻地闡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時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須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1這一重要論斷體現了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歷史方位的邏輯生成,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指南。本文試圖以應然的法治與實然的法治為視角,基于現當代法治理論和中國的法治實踐,通過對比研究的方法,探尋我國所踐行的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的歷史底蘊與時代特色,并揭示其深刻的內涵和顯著特點,以及它對近、現代法治理論的重大貢獻,以期能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對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有所裨益。
一、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的歷史底蘊
    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的歷史底蘊既源于應然的法治,又源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以及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關于法治的諸多論斷。在此,僅就應然的法治闡述如下。
    何謂應然的法治?抑或法治的本質是什么?古往今來,人們對其有過各種不同的闡釋,但最經典的仍然是古希臘“三杰”之一的亞里士多德在考察古希臘的雅典各城邦政治后,在其著作《政治學》中所作的結論:“法治應包括兩重意義:已經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這一表述成為后來西方法治思想最重要的歷史淵藪,它也是現代法治理論與實踐之濫觴,后人的各種界定難出其右。一言以蔽之,法治即“良法善治”,是一套蘊含原則、價值、制度、行動等多要素的理論和實踐系統,旨在實現國家治理的科學效能和社會管理的和諧有序。基于亞里斯多德的上述闡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法治的闡述,并綜觀不同時代和不同國家的學者對法治的認知和闡釋,我們認為,應然的法治內在地蘊含如下要義。
(一)法治是民主之治
    法治是民主之治,是指法治必須以民主為前提。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統治方法,是社會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眾所周知,在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五種社會形態中,除原始社會外,均有法律。然而,有法律可供遵循并非就有法治。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和社會集團為了建立和維護有利于其統治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便開始制定各種法律制度,并賦予其普遍的約束力,要求全體臣民一體遵守,如有違背,將受到諸如警察、軍隊、監獄、法庭等暴力工具的嚴懲。在這兩種社會形態中,雖有法律,但由于缺乏民主制度,法律不過是維護統治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專制統治利益的工具,無論是立法、執法還是司法,幾乎無任何民主可言,更談不上法治監督。因此,在這兩種社會形態中,無論是立法程序和具體內容,還是法律的具體實施,根本不可能反映廣大臣民的民主訴求和維護廣大臣民的基本權益,這顯然不是法治。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吸收了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民主思想,推翻了封建統治,并進一步將民主事實法律化——依據憲法組建國家,在近代民主政治實踐中產生了近代法治。基于此,應然的法治必須確立主權在民,實行民主治理,即無論是立法還是法律的具體實施,均必須以民主為基礎和前提,切實反映社會民眾的民主訴求和維護社會民眾的基本權益。因此,不僅要確保法律的實體民主和公正,還要確保法律的程序民主和公正,實現全社會的民主互動與和諧治理,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同時,建立和維護有利于國家發展和民眾幸福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當然,這一法治理念與實踐只有在切實踐行它的社會主義中國才能真正實現。
(二)法治是“國法”之治
    法治的先決條件必須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及科學的法律規范可供遵循。但是,依據應然的法治理論,作為法治所依據的法律必須是具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條件制定或者認可的,體現國家意志和利益,并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以權利和義務或者權力和職責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即法治應當是“國法”之治。執政黨的政策固然可以作為制定法律的依據和前提,但其本身并不直接表現為法律,更不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執政黨的政策僅僅對黨內組織及其成員具有約束力,要想賦予執政黨的政策以普遍的法律約束力,必須由享有立法權限的國家機關依照法定的立法程序和條件將執政黨的政策轉化為法律。列寧曾指出:“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2不僅如此,由于國家法律具有“一元性”,即它只體現一國統治階級和社會集團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統一的行為規范,它不僅賦予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且便于一國執法機關、司法機關和法律監督機關統一遵循,為全體公民守法提供了統一的行為準則。道德與法律相比,固然其調整社會關系的范圍更為廣泛,且具有更大的靈活性,但由于道德本身具有“多元性”,即不同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群體組織和公民個人,乃至公民個人在其人生的不同階段,其道德觀念、道德水準和道德評價意識往往是各不相同的。從而可能使得一國的法治無所適從,唯有“國法”之治才是法治的核心要義。
(三)法治是法律至上之治
    法治、人治和法制均有嚴格的分野。迄今為止,盡管鮮有思想家對人治予以明確的界定,但一般認為,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主張的“賢人政治”和中國儒家所主張的“為政在人”都有人治的側面。人治至少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領導人或者統治者的意志為治理的根據;它具有隨意專橫的性質;它往往輕視法律,即法律必須服從于領導人或者統治者的意志;它缺乏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理念與準則。法制則主要表現為一國的法律制度等靜態屬性,法制至少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法制并非一定以民主為前提;法制并非包含法律至上的含義;法制產生的時間較為久遠;法制并非當然約束權力;法制也并非當然包含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而法治則不然:它崇尚法律至上,領導人或者統治者均必須嚴格地服從法律;它奉行任何權力均必須受制于法律;它弘揚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結論則正是對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賢人政治”(哲學家的統治)設計的揚棄。縱觀世界各國近代以前的興衰史,無論是神權法還是世俗法,基本不可能產生近、現代法治。因此,國家主要隨君臣之賢愚而跌宕起伏。蓋因賢人(明君清官)可遇不可求,故人治不具有長期性和根本性。因此,如果不是通過制度來選人任人,最終會邁入專制的窠臼。而法治是“法的統治”(rule of law),它能“獲得普遍的服從”,強調法律至上,法律獨立于其他規則之外。它強調一切組織和個人沒有任何法外特權,法對所有組織和個人一視同仁,西方近代法治原則中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與之一脈相承。而人治之下,最高權力掌控者及其關聯者則可排除在法律之外,凌駕于法律之上。
(四)法治是尊重和保障人權之治
    法治之下,每個人才會對自己的行為產生預期,方可在日常生活中免于恐懼與不安。這是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前提。盡管近、現代各國的國情各不相同,法治水平和人權狀況也不盡一致,但幾乎都是將憲法作為一國法治的總章程。而憲法最重要的價值目標莫過于尊重和保障人權。如歐洲大陸的第一部資產階級成文憲法——1791年的《法國憲法》,不僅將1789年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作為該憲法的序言,而且在其正文中規定了諸多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內容。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沒有明確使用“人權”這一概念,但于第二章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在此基礎上,我國于2004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在其第33條增加1款,作為第3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并于第14條增加1款,作為第4款:“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既然近現代各法治國家幾乎都是在憲法指導下的法治,而憲法作為公民基本權利法,自然各國的法治也勢必以尊重和保障人權為宗旨。不僅如此,一國的法治狀況是否充分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也是判定其是否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法治國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標準。
(五)法治是內含社會自治之治
    一方面,任何國家公權力對于維護社會秩序須臾不可或缺,但在現實生活中,基于權力天然的優越感和易擴張性,它易被掌權者所濫用,因而在現代法治國家,法治之“法”當然地包含規范、控制權力,即制約權力的內容,此謂“法無授權不可為”;另一方面,規范、控制抑或制約權力的宗旨是保障民眾的各種權利和自由,而“獲得普遍的服從”的法律必然也是管控公民自由盡可能少和賦予公民權利盡可能多的法律。因此,在一個法治社會里,更多的是讓社會主體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即實現社會自治。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如何解決好權力維護社會秩序和保障社會主體權利自由、釋放社會活力之間的有機平衡,的確是檢驗真假法治的“試金石”。
(六)法治是良法善治
    所謂良法,人類文明早期一般認為是切合自然和符合人性的自然法。但綜觀當今各國的法治實踐和社會進步狀況,我們認為,它應當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符合一國的具體國情,體現一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意志和利益的,完備、嚴謹、科學、與時俱進、獲得普遍遵從,同時又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并能夠產生良好的實施效果的法律。善治則應當是一國的法律適用機關不僅應當具有法律信仰、法律至上等法治素養與理念,而且具有嫻熟、嚴謹、科學的適用法律的方式與方法。它還應當表現為廣大民眾能夠自覺地依據法律規范自身言行,妥善地利用法律實行自治,從而使法律在確認和維護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觀念上體現其效能,在建立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與實現民富國強、人民幸福安康等方面發揮其最大效用。應然的法治應當是良法與善治有機結合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
二、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的時代特色
    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既認真審視了應然法治的理論與實踐的基本要義,吸納了應然法治的理論與實踐的諸多合理內核,也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繼承和發展它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而且具有如下鮮明的時代特色。
(一)堅持黨對法治的全面領導
    黨對法治的領導和黨的領導地位一樣,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由我國國情和國體性質決定,并由憲法明文規定的。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充分體現了將黨對法治的堅強領導貫穿到我國法治運行的全過程和各方面這一時代特色。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最根本的保證。”1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必須把黨的領導貫徹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2。習近平同志的這一法治思想表明,全面依法治國必須對路,即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國千頭萬緒,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才能調動廣大干部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黨對法治的全面領導是具體的、現實的,其具體體現在對黨的組織、國家機構的制度設計和運行之中。最典型的是國家監察委員會試點制度,即在國家各級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之外,黨和國家整合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原國家各級監察部門和原各級人民檢察院下屬的反貪污賄賂局的職能,獨立設立了國家各級監察委員會,行使對享有公權力公職人員的監察職權。這一試點制度在我國2018年憲法修正案中以增設國家監察委員會一節最終得以落實,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監察委員會是國家的監察機關”。這既合理地整合了監察公共權力和依法懲治各種濫用公共權力之行為的資源,又有利于提高反腐倡廉的效率,同時,也進一步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對于切實加強黨和國家對行使公權力公職人員的監察、依法懲治各種貪污腐敗和濫用職權的行為,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
(二)堅持依憲治國
    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是對黨的十五大“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呼應、落實和重大發展。需要指出的是,依法治國中的“國”針對的是國政,強調政治權力的運作。我國現行憲法作為根本大法,于第三章中對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機構的運行機制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這一層面的法治強調的是現代國家權力必須依憲運作。千百年來,人們在對各種憲制理論與制度實踐不懈探索的基礎上,最終探尋到法治這一“最不壞”的發展進路,并用近代憲法予以確定。現代國家是依照“基本法”來分配、行使權力的,“基本法”是遵循“自然之規律、萬物之本性”的良法,憲法就是“基本法”在各國的化身,它通過規范國家機關之間的權限劃分和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根本關系,實現根本上的“良法善治”。從這個意義上講,法治就是實現憲法之治。但要實現憲法,即將紙面上的憲法轉變為現實中的憲法,與各國民主政治的現實、經濟發展的狀況以及公民的權利意識等密切相關,因為作為立憲產物的憲法規范不會自動轉化為現實的憲法秩序。
    憲法的實施是實現憲法的核心環節。憲法的實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憲法遵守,二是憲法適用。3憲法的實施是現代民主社會的根本標志之一。現階段,由于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某些既定的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響,全社會還沒有真正樹立起憲法的權威,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沒有真正養成民主意識和法治觀念,法治教育也沒有真正深入民間和民心。例如,我國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法律工具觀”在相關教科書上仍然存在法律本質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工具等表述。這一表述在現實生活中容易被理解為包括憲法在內的各種法律是權力掌握者統治和管理老百姓的工具,會使人們只看到憲法是社會和公民的行為規范,沒有看到憲法更是一種指向掌權者、限制權力的裁判規范,從而只重視法律維護統治秩序的功能,不重視法律更具有保障公民權利的價值。因此,我國憲法和法律限制權力、保障權利的理念與社會現實尚有沖突和距離。正如習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言,“憲法的生命在于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于實施。”1這就要求我們要進一步加強法治建設,使憲法真正得以實施,法律真正得到施行,才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法治思想與精神的光芒。
(三)堅持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相結合
    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既需要國家法律提供法治底線予以保駕護航,更需要全面從嚴治黨為其提供政治保證。盡管“國法”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和相當的強制性,但為了貫徹全面從嚴治黨,確保反腐倡廉“永遠在路上”,必須對共產黨員尤其是掌握公共權力的黨員干部提出更高的行為準則。即共產黨員尤其是掌握公共權力的黨員干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除必須遵守國家法律之外,還必須嚴格遵守黨內法規。這表明黨內法規的內容嚴于國家法律,國家法律是黨內法規的底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指出“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2,“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3。這表明國家法律的效力高于黨內法規,黨的各級組織及其成員一旦違反黨內法規,除受黨紀處罰外,觸犯法律的,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這兩套規范體系中,內在地要求將黨內法規納入法治軌道。因為現代法治的核心在于規范、約束權力,當然包括執政黨的權力。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其執政地位是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形成的。但這一地位要真正經得起歷史和現實的檢驗,得到人民的認可,唯有規范、約束其執政行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提出正是規范、約束各級黨組織及其成員權力的宣言書,是“通過制度化和法治化尋求穩定的價值和力量”4。
    《中國共產黨章程》作為最根本的黨內法規,其體例與我國現行憲法相同。《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規定:“黨必須在憲法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5明確指出,黨內法規也受國家法律制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7月8日公布施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開啟了黨由政策治國到法律治國的“治理現代化”轉變。這為形成完備的黨內法規體系奠定了基礎,旨在規范黨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執政權。將黨的執政權納入法治軌道,本質是在“兌現”《中國共產黨章程》對現行憲法的政治承諾,即執政權亦應視為憲法授權的結果,也與權力法定的現代法治理念暗合。
    綜上所述,我國黨內法規建設必然遵循法治精神。黨領導人民立法,帶頭守法,嚴格依法辦事。理論上,黨內法規體系與國家法律體系彼此是精神一致、內在統一的;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黨依規執政與人民依法治國本質上也是一致的。因此,黨規國法并行不悖,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6甚至有學者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精神和我國法治發展現狀,從法理和實踐兩個層面論證了將黨內法規納入法律體系的現實可行性。7通過黨規和國家法律二元運行模式與路徑,實現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從而進一步推進落實全面從嚴治黨,這既是結合我國國情的戰略選擇,也是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更是習近平同志對當代法治思想的重大發展和重要貢獻。
(四)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有機結合
    法治和德治是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兩種方式。中國共產黨將依法治國上升為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因為法治具有根本性、決定性和統一性。但也必須充分正視法律的相對穩定性和調整社會關系之范圍的有限性這一客觀現實,即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遠遠小于道德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因此,全面依法治國,既要樹立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又要考慮道德在治國理政中的應有作用和特點,還必須立足于中國幾千年來的德治傳統。基于此,黨中央亦將以德治國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
    客觀地講,我國已經建立起了較為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執法、司法、守法和法治監督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依法治國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鑒于法律的“一元性”以及道德的“多元性”,以德治國究竟是以哪一個階級、階層或者社會集團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水準來治理國家呢?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1,就是將依法治國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統領的社會主義道德有機結合,從而克服了因道德具有的“多元性”可能使得以德治國無所適從帶來的困擾。也就是說,以德治國并非不同階級、階層、社會集團乃至每個公民的道德觀念、道德水準和道德評價體系均可以作為治國的依據,而只能以統一的社會主義道德——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統領的社會主義道德觀念、道德水準和道德評價體系——作為治國的依據。這必將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和事業組織以及全體公民,除必須嚴格遵守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以及其他法律性的規定之外,還必須嚴格依照社會主義道德來規范自己的言行。這賦予我國社會主義法治以新的內容,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對于全面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五)堅持國家統一治理和社會自治的有機結合
    按照西方思想家的自然權利觀念,國家的立法權源于人民與生俱來的自然權利的授權。基于此自然法思想的浸淫,洛克指出:“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2一切制度都是因人而設、為人服務的,因此,在制度層面,法治的終極存在應是實現人的自我管理與自我服務。我國全方位改革如火如荼,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不竭的動力。它的一項重要內容是簡政放權,以釋放社會活力。對政府而言,“法無授權即禁止”;對公民和社會而言,“法無禁止即自由”。誠然,國家為實現其統治職能和維持所應有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需要有必要的強制,但這種強制應建立在追求主體的解放與自由的“初心”之上。否則,干預過多則又會束縛人的手腳,限制社會主體自由活動的空間,從而窒息社會的活力,甚至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最終導致社會動蕩,乃至政權更迭。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然使得市場主體與相關社會組織聯系更加密切,社會組織規則就發揮了“活的法律”的效用;同時,只有通過社會組織的自治規則,國家法律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調控功能。放眼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在這方面概莫能外。我國當前所踐行的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或多或少地都認真審視了上述法治理論和我國當前的政治、經濟、文化、法治等的現實情況,強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除應當依照法律的實體規定和程序規定對國家統一治理之外,還必須倡導社會自治,并將二者有機結合,從而讓自治規則為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保駕護航。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3,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將政府的行政事務與社會自治體的自我服務事項做出明確的分界,防止政府去干預本應由市場調節、社會自律能解決好的事情,讓社會和市場秩序主要依靠公正的法律維護,而非來自政府的直接干預,亦即在社會領域倡導私法自治,相信契約精神,從而形成“小政府,大社會”的法治政府格局,回歸政府服務的本位。唯其如此,才能解放市場主體,充分釋放社會活力,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業熱情和發展信心,讓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從而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六)堅持統籌綜治
    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而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離不開法治的保駕護航。“小康社會”是一個綜合系統指標,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多個層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社會主義法治應是貫穿于小康社會各個層面的統籌綜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包含著物質層面的民富國強,還包括精神、價值與各種制度層面的完善發展。具體而言:
    在經濟層面,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1。如上所述,法治政府應是簡政放權的政府,“政府有形之手”應遵循法治精神,在法律制度的范圍內,收放有節,調節有度,放管結合,方能達致法治的至善境地。具體而言,政府應為市場主體營建一個規范有序、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賦予市場主體廣闊、寬松、和諧的發展空間。而政府這一作用的發揮本質也是通過法治的力量讓其“歸位”,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在政治層面,法治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蘊,它通過追求政治民主、權力(利)制約,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衡量一種政治制度是否先進,一種政治行為是否文明,一個政治主體是否合格,法治是一個基本標準。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2這一論述清晰地表明我國民主與法治、權力(利)與法治的內在聯系。
    在社會層面,當前我國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如何保持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弘揚契約精神,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健全以公平為核心的產權保護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都需要以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為依托。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重要一點就是要完善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在文化層面,各國有自己的傳統習俗、民族心理和情感因素,從而形成自己的法治文化傳統。一國法治理論與制度的形成也一定有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簡單移植和機械照搬他國法治理論與實踐,可能“橘生淮北則為枳”,甚至削足適履,因為“任何制度只有建立在全民普遍認同的理性文化的基礎上才能煥發出生命力”3。正如西方自由主義法治理論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并不適合我國國情。還如在現代法治觀念讓人們權利意識極大覺醒和提高的今天,息訟的傳統心理亦不可忽視,人民法院調解被視為“東方經驗”。概言之,現代法治對我國而言是“舶來品”,因此,在學習、借鑒他國法治文明的同時,要堅定文化自信,“立足本土文化,注重本土資源的挖掘,注重中國法治模式與道路的尋找。”4在此基礎上,兼收并蓄,揚棄超越,最終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制度文化。正如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的:“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5
    在生態層面,在當前我國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啟動鄉村振興的戰略布局下,加快建立以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律制度,提高政策導向為主的法治化治理水平,是指導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樹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1這一目標,從而實現綠色宜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人居環境的應有之義和必由之路。
三、結語
    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它不僅吸納了人類法治理論和實踐中的諸多合理內核,而且緊緊抓住“依法治國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2這個“牛鼻子”;它既有近、現代人類法治思想的基本特點,又繼承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的法治思想,凝結了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智慧,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注入了許多嶄新的內容;它既旗幟鮮明地傳承中國幾千年來的優秀法治文化,又充分立足于新時代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現實基本國情;它既著眼于目前中國的基本法治狀況,又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它既是體系完整、思想新穎、內容豐富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寶貴法治思想,又是對近、現代應然法治理論的重大發展。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思想不僅會為全面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發揮極為重要的引領作用,而且勢必會對當代世界各國的法治理論與法治實踐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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