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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論人民“獲得感”的生成:邏輯規制、 現實困境與破解之道——學習習近平關于人民獲得感的重要論述
2019-01-01 20:15:17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6期 作者:張衛偉 【 】 瀏覽:371次 評論:0

    人民“獲得感”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理念和實踐的重要目標。當下,“獲得感”已經從抽象的治國理念的話語形態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心理期許,它也是人民群眾對生活質量和幸福體驗的最具生活化、大眾化的價值表達。從官方政治表達到群眾的現實感受與未來期許,人民“獲得感”的實現必然要以個體性、主觀化、生活化的形式體現出來。然而,作為主觀化、個體化的樂觀體驗之生成,人民“獲得感”的產生并非沒有客觀依據可循,換言之,它的實現必然有其客觀的邏輯規制。任何無視、消解“獲得”實現客觀規定的理念和行為,都將與“獲得感”漸行漸遠。于此,探求“獲得感”實現的邏輯規定性,并以其作為我們認識、審視這一問題認識論依據,對于提升新時代人民“獲得感”有著重要意義。

一、人民“獲得感”生成的邏輯規制
    “獲得感”是個體基于現實生活境況(比如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精神生活豐富與提升等)的樂觀感受和良好體悟。就當前中國社會而言,“獲得感”是指廣大人民群眾在現代化建設和改革發展中獲得真實、豐富、多元的物質精神利益,并且可以共享到改革發展成果后的滿足感、幸福感、成就感。從個體層面來看,雖然不同個體因為自身原因(比如支撐“獲得感”內容的不同、“獲得”評價標準的多樣)而使得“獲得感”呈現個體化和差異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人民“獲得感”的產生不遵循某種內在的客觀規定性。
(一)人民“獲得感”實現的內容支撐及其結構規定性
    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獲得”總是關乎個體的現實生活和意義實現。就“獲得”的內容上看,馬克思總是強調物質利益等“外在獲得”與精神發展等“內在獲得”的統一性顯示“獲得”的完整性。具體而言,其一,外在物質利益的“獲得”是個體現實生活的基本保證,即強調外在獲得的根本性。“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1物質利益“獲得”成為人確證自己本質力量的方式,并在此過程中展示主體的、人的感覺的豐富性,即“不僅五官感覺,而且連所謂的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2。比如支撐個體生活質量提升的自然資源、生產資料、物質消費、社會福利等等都屬于個體“外在獲得”的組成部分。對于執政黨來說,就是要“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3,因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進一步把‘蛋糕’做大,為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奠定更加堅持物質基礎”4。其二,人的發展需要“內在獲得”的支撐,即要超越物質利益并進入到人的精神發展層面。正如馬克思指出,“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5具體而言,人的“內在獲得”是個體發展的重要方向,它表現為個體主觀性的信念、審美、意志等方面,它關系到人的個性完善以及知、情、意的協調發展。可以說,缺乏“內在獲得”的物質消費,人的生存將會走向片面化,人的“獲得感”將無從談起。馬克思在批判古典國民經濟學中揭示出“需要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增長如何造成需要的喪失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喪失”6的事實,其結果必然是只顧及貨幣和財富而導致“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動都必然湮沒在貪財欲之中”7,進而使個體深陷資本邏輯和物質利益泥潭以及由“資產者與無產者”單一化的社會關系而不能自拔。也正是對更高層面的“內在獲得”的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理想信念就是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8而“理想信念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9。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的座談會的講話中,總書記指出“要牢記‘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道理,始終保持積極的人生態度、良好的道德品質、健康的生活情趣”10;從根本上看,“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充滿希望。”11于此,基于內在的自我精神生活構建,這體現在對良善道德生活的追求以及信仰的皈依,以個體尊嚴、自由和價值的實現為獲得對象。
(二)人民“獲得感”實現的“勞動—獲得”邏輯
    我們通常說的“獲得感”主要在于個體在創造性勞動中所取得成果的滿意感,感受到自己勞動的意義,覺察到“勞動付出”與“勞動收獲”之間的合理性、公正性。換言之,如果個體的勞動毫無收獲、勞動成果在比較意義上與個體“勞動”的付出不成比例,這自然有悖于“獲得感”的產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獲得”必然邏輯對于“獲得感”實現起著關鍵作用。
    個體“獲得”什么、“獲得”多少、如何“獲得”都與勞動實踐有著必然聯系,即我們常說的“勞有所得、勞有所獲”的規定性。黑格爾曾站在主體把握自身勞動及勞動對象的基礎上,強調了“勞動-獲得”的必然路徑。馬克思對此評價道:“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把對象化看做非對象化,看做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可見,他抓住了勞動的本質,把對象性的人、現實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為人自己的勞動的結果。”12但遺憾的是,“黑格爾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1黑格爾此處的勞動更加關心是現代個體的自我意識,而馬克思則將其與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聯系起來。與黑格爾形而上的以“自我意識”為呈現的勞動不同,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內,馬克思揭示出以物質生產力為表征的現實勞動是歷史前進的根本性因素;而對于每個人來說,現實的“勞動實踐”是人把握與生成自己的必然方式,人通過勞動實踐實現自然界的對象化和人化,“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形成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過程。”2這表明作為自身勞動主人的個體與自己勞動過程、勞動成果和勞動關系之間具有一致性。事實上,在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敘事邏輯中,我們都能看到馬克思對“勞動—獲得”這種必然邏輯的堅守。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異化勞動”的批判,闡釋工人階級“越勞動越貧困”的悖論,這就是要揭示資本邏輯下“勞動—獲得”邏輯斷裂的深層原因;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視角,從“人類學意義上的勞動”轉變為“資本邏輯下的勞動”的敘事邏輯,事實上都在探究現代社會勞動意義被遮蔽的根源。總之,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以及以勞動價值展現的生產力為“勞動—獲得”提供了最科學的詮釋。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民創造歷史,勞動創造未來。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依靠辛勤勞動、誠信勞動、創造性勞動”3,“空談誤國,實干興邦”4,因而“必須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讓全體人民進一步煥發勞動熱情、釋放創造潛能,通過勞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5。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總書記指出“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6;他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指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7等;即使是在論及國家的精準扶貧政策時,習近平也強調“脫貧致富終究要靠困難群眾用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實現,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沒有比腳更長的路”8。正是對“勞動—獲得”意義的堅守,秉持“擼起袖子加油干”的精神,在全體人民辛勤勞動和共同努力中實現全體人民的“獲得感”。
    必須交待的是:“勞動—獲得”邏輯固然是“獲得感”實現的關鍵,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一邏輯適用的限度,即面對某些由于自然或后天原因喪失勞動能力的群體,他們“獲得”的實現就無法適用上述邏輯。這是因為,在類存在的意義上,基本“人權”是人的“類”權利,而不管他勞動與否。在這個意義上,當“獲得”與“類權利”聯系起來的時候,社會福利、最低生活保障、人道主義關懷等是實現個體“獲得感”的重要方式。但是指出這個層面的“獲得”實現僅僅針對某些特殊群體,也可以說這個層面的“獲得感”很大程度上在于滿足于個體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因為,個體更深層次的“獲得感”實現必然是靠創造性勞動實現的。
(三)人民“獲得”實現的超個體性意蘊及公共化取向
    “獲得”僅僅是關乎個體性層面嗎?抑或者說,“獲得感”的實現僅僅在個體化層面而與他者、集體、國家無涉嗎?事實上,無論是理論上個體“獲得”內容的超個體規定性,還是現實生活轉型中個體“獲得”實現的公共性轉型,這些都說明雖然“獲得感”是以個體主觀體驗表現出來,但是這種個體感知背后卻凝結著“獲得”邏輯的公共性意蘊。從人的本質規定性來看,人作為個體都是為了彼此而存在,即人的“相互性”或“類屬性”。從“獲得”在滿足個體“需要”的意義上看,“需要”的相互性決定了他人對于自我“獲得”實現的規定性,整個現實生活呈現出我為他人“獲得”和他人為我“獲得”之間的紐帶;從更加宏觀的意義上,自我獲得總是與集體、國家的獲得緊密相關。習近平總書記也是在個人與國家關系上強調“自覺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偉業之中,把個人夢與中國夢緊密聯系在一起”9。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人的“類規定性”決定“獲得”內容的社會性和公共性,因為人的需求的公共性體現為一定的歷史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他們的物品為尺度的。”1這意味著“獲得”并不是個體主義上的,它與社會公共性旨趣有關。
    從現實來看,個體“獲得”邏輯的公共性轉型也決定了“獲得感”實現必然要超越個體主義窠臼。進入現代社會,廣大人民“獲得”的規定性發生了重要變化,即傳統社會中依托于個人、家庭等私人空間的“獲得”方案,已經逐漸轉變為依托于社區、組織、村落或者國家等更高級別組織的方案選擇。具體而言,隨著社會分工、集體行動、社區治理的深入發展,個體需要的對象、滿足方式已經逐漸超越私人領域。相應地,社會公益、公共事業、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尤其是當今社會中蓬勃發展的第三部門組織已經成為影響個體“獲得感”實現重要方面,它們在社會治理、城市運行等美好生活構建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習近平指出“注重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努力形成社會治理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2,“要堅持社會公平正義,排除阻礙勞動者參與發展、分享發展成果的障礙,努力讓勞動者實現體面勞動、全面發展”3。而從更高層面來看,國家的發展給予個體明確的發展方向和確定的發展通道,實現個體在對當下獲得產生滿足感的同時對未來“獲得”充滿信心,從而擁有恒定或是漸長的安全感。總體而言,個體“獲得感”的實現必然要跳出個體主義的窠臼。按照上述邏輯,無論是“獲得”對象、獲得“方式”以及“獲得”價值都是個體性存在和社會性存在的有機統一。
二、人民“獲得感”的流失及其原因解析
    從理論上看,獲得感的提升需要遵循“獲得”的邏輯規定性。然而在審視現實時不難發現,“獲得”邏輯在多重因素中被不同程度的漠視、淡化甚至消解:片面化的對待“獲得”內容而使得個體越“獲得”越貧困、勞動價值論被制度殘缺等社會問題所阻隔以及“獲得”出現一定程度的個體化危機,對這些現實問題進行深刻檢視是破解獲得感提升難題的必要步驟。
(一)獲得內容結構性失衡下的“獲得感”悖論
    在某種意義上,“獲得”是與“貧困”相對的概念,“獲得感”就是個體掙脫現實生活中的貧困感、無力感。“獲得”的內容具有本真性和結構規定性,這種結構規定性一旦失衡,即外在利益獲得與內在精神獲得相失衡,個體的“獲得感”就可能失落,即造成獲得與貧困的現實悖論。馬克思將資本家與工人的貧困分為“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其中資本家“絕對貧困”就反映了獲得內容結構性失衡問題。在馬克思那里,“富有的人同時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現的完整性的人。”4這種完整性體現為美好生活“獲得”結構上“內在-外在”的統一與平衡;在分析現代社會中人的生存境況時,馬克思深刻地看到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5,這種“擁有感”非但沒有給人帶來“獲得感”,而是恰恰標志著建立在私有物質財產之上人性的“絕對貧困”。總體而言,“外在利益獲得”與“內在精神獲得”相失衡所造成的“獲得感”流失,在現代中國社會也同樣存在著。
    其一,“欲望”支配下的“獲得”致使“獲得”對象總是遙不可及。欲望因其自然屬性顯然不等同于人的全面需求,以欲望為支配的“獲得”往往只注重獲得對象給感官和肉體帶來的刺激,其不涉及“獲得”帶給人的持久滿足,更枉談在欲望支配下人“內在-外在”獲得的平衡。而以感覺為基點的“物化”獲得必然激發“欲壑難填”,此時既有“獲得”轉化為欲望的實在形式甚至進一步產生“欲望是生產力”的錯覺,由此“獲得”的定在性與欲望的無限性更加彰顯既有“獲得”的微不足道。這在現實中體現為人們盡管擁有更多的“獲得”物,卻終因不滿足而感受不到“獲得”。其二,在“商品拜物教”漩渦中的內在獲得缺失。商品拜物教不僅使得個體在美好生活“獲得”中突出對物質利益獲得的倚重,商品之于人已不再局限于滿足人的生存生活和發展需要的使用價值意義,更作為一種標簽與符號成為人身份和階層的象征物,網絡和生活中的各種“炫富”即展現出人們的拜物教心理。個體因秉持“物質至上”、“金錢萬能”而鮮有關注自身內在的精神滿足,當商品等物質成為個體生活獲得、人際關系和自身發展的唯一目標,這種窄化自我不僅直接導致個體內在的精神空虛、價值虛無和意義缺失,也將導致美好生活“獲得”中的精神貧困。其三,精神文化生產中的資本鉗制。對個體來說,獲得內在性精神發展往往是通過享受先進文化和批判低俗文化來實現的,而在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文化被商品化、產業化甚至被資本化的現象逐漸突出:一方面,商業性的“流量”文化以碎片化的大眾文化形式呈現,這使得在資本——利潤助推下的文化本身良莠不齊,人們在文化消費中最終并不能真正實現內在精神獲得;另一方面,文化借助現代技術手段和互聯網傳播平臺,這種技術在先實際上給定了人們文化消費的域值,按照伯格曼的說法,人們越來越難以逃離以技術裝置給予的生活范式,置于“裝置范式”之下的文化生產傳播事實上體現為人們先在的技術資本統治,這使得人們試圖逃離“商品拜物教”的精神文化“獲得”出現較大程度的貌合神離。
(二)“勞動—獲得”邏輯排斥下的“獲得感”危機
    與個體“獲得”對象結構性失衡相比,“獲得感”危機最為嚴重的莫過于“勞動—獲得”邏輯的斷裂,這種斷裂表現為“獲得”與個體的勞動付出不成比例,抑或者說個體勞動實踐的獲得在“應得”意義上呈現出不合性、不公平性,這種斷裂造成廣大勞動人民不滿意自身的勞動所得,懷疑勞動的意義,直至對“勞動—獲得”邏輯的排斥,這對個體“獲得感”實現是最為致命的。在當前中國社會,“勞動—獲得”必然邏輯排斥下“獲得感”危機也是現實存在的。
    其一,當前社會中利益格局固化使得“勞動”臣服于資本邏輯,社會底層人民“勞動-獲得”價值在比較意義上微乎其微。吳敬璉曾經分析當前中國社會的“權貴資本”1,這一現象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在中國社會叢生出形態不一的以裙帶、黨朋、血緣、家族等來維系的特殊利益體團,這些群體利用自己所占的資本控制了資源、權力等流動,并以某種非正式制度“獲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背后的資本邏輯力量和權貴本質昭然若揭。這些現實情況不僅加劇了社會公正難題、激化了社會矛盾,更為嚴重的是導致人們對“勞動-獲得”意義的懷疑。現實中,“認干親”、“跟對人”、“站好隊”、“拉幫結派”等被認為比勤勉踏實做事更重要;在青年人中,“顏即正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讀書無用論”等論調塵囂日上,這些使個體對創新性勞動在獲得美好生活中的必然性心存疑慮。這正說明資本邏輯正以某種“拜物教”意識消解人們的信念,即任何辛勤勞動在“資本邏輯”面前都微乎其微,換言之,“走捷徑,抄近路”似乎是最好的選擇。其二,自媒體環境下的“粉絲經濟”的“短平快”收益成為不少人“獲得”的首選方案,侵蝕著“勞動-收獲”的過程性、必然性與長期性。當前中國泛娛樂化現象、互聯網經濟的高度發展,獲取金錢的方式也發生了質的變化,“網紅效應”、“網絡直播”、“草根選秀”等消費性、娛樂性文化在短期之類實現了資本聚集,而通過上述方案迅速實現大量資本獲取的群體在微媒體、微空間中迅速走紅,這種“名人”效應在輿論中展現出“走紅”、“圈粉”、“選秀”比傳統意義上“創造性勞動”的收益更大。其實,我們并不否認依靠“網紅”等實現“獲得”依然有個體的勞動付出,但是這種勞動付出對于整個社會進步、人的精神發展和歷史傳承的意義確實是有限的。于此,“創造性勞動—獲得”這種必然邏輯被弱化,而通過“審丑”、“賣萌”等網絡亞文化的形式成為“網紅”、“名人”的方案被更多人接受。事實上,上述方式在更為實質的意義上是一種“偶然獲得”,這種“獲得”與創造性勞動下的“獲得”相比不具有必然性、穩定性、長期性,其“獲得感”也是容易流失、甚至是膚淺的。
    從本質上看,“勞動-收獲”邏輯的消解既是由資本邏輯下的快節奏生活方式所致,也是現代社會焦慮在個體身上的表現,而就其結果來說卻毫無疑問加劇了個體因模糊美好生活“獲得”方式而產生的現代焦慮:或因得不到而焦慮不安;或因當下已得而未來不必然會得而惶恐不安,進而安全感喪失、生活危機重重,這自然有悖于美好“獲得”和人民美好“獲得感”的實現。
(三)個體主義取向中“獲得感”的弱化
    “獲得感”實現的公共性意蘊決定了,任何以個體主義為中心的“獲得”理念或方式都可能影響“獲得感”的生成。事實上,受以主體性思維為核心的現代性理念影響,當前中國社會中個體化的“獲得”取向在現實中逐步放大并潛藏著個體化的生活危機,這無疑阻隔著獲得感的生成。
    其一,忽視“獲得”的相互性要求而崇尚“排他性”獲取。從人的生存條件來看,“獲得”的相互性意味著生活資源的共享性、共有性;換言之,如果“獲得”僅僅注重個體或特殊群體利益,則會引起貧富分化、分配不公、階層矛盾等“人與人關系”問題阻礙“獲得感”生成。以當前個體主義邏輯主宰下的生態環境治理話題為例,當前社會就流行著某種這種錯誤理念1。個體在治理行動中往往會選擇最大收益和成本最低的現實方案,問題是這種方式通常表現為僅僅著眼于“人與自然的關系性”特征,而無視“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性”規定:不僅表現為生態問題治理中的“浪費與節約”的矛盾,且觸及發展差距、貧富差距、收入差距等“人與人關系”的深層問題。當社會下層占有資源不足而無法滿足生存需求時,他們就極易出現資源浪費、大量開采、破壞環境等“不得已”行為。這說明,如果“獲得”不能在整體上著眼于“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獲得感”的真正實現是艱難的。其二,公共生活中個體的“惟私主義綜合癥”阻礙著“獲得感”的生成。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現代村落還是城市社區,在私人領域之外,大部分生活資源都以公共消費品的形式呈現出平等進入性和共享非排他性。然而,當前社會中個體往往秉持“精致的利己主義”,個體“獲得”被量化計算而無視公共利益,并通過“功利主義”法則來加以選擇,忽略或是蔑視利益之外的公共情感、道德等因素從而淪為“單向度的人”,這必然不利于公共生活質量的提升進而阻礙“獲得感”生成。
三、“讓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破解現實生活中人民“獲得感”難題的路徑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以“讓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作為其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針。“讓人民群眾更有獲得感”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它是當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目標。以“獲得感”實現的邏輯規定性為指導,以破解當前中國社會廣大人民“獲得感”困境為核心,這是實現廣大人民“獲得感”的重要方面。
(一)夯實“獲得”內容保證人民“獲得感”生成的實在性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把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作為改革成效的評價標準。”2這啟示我們,個體“獲得感”的實現應該立足于“實實在在”,即“獲得”內容上的實在性,讓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真實的感受到生活質量的提高。其一,對接民生“需求”以實現廣大人民“獲得感”生成。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重點強調民生問題在當前中國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比如生態、就業、醫療、教育、貧困、社會保證、社會公正等問題都是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他要求黨的工作要將民生問題放在重要位置,要突出重點、守住底線。在民生建設中,要努力“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3,從而真正將民生問題的解決落到實處,最終“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眾,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滿”4。其二,正視獲得“需求”變化以助推“獲得感”提升。黨的十九報告指出,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我們要在解決“廣大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換言之,廣大人民關于“美好生活的需要”的發展和豐富決定了“獲得”內容的變化和發展,我們應該以廣大人民“需要”的變化來審視“獲得”內容的多元化,對接“現在人民群眾有收入穩步提升、優質醫療服務、教育公平、住房改善、優美環境和潔凈空氣等更多層次的需求”5,要“扎扎實實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最困難最憂慮最急迫的實際問題”6。尤其是注重廣大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在夯實“獲得”內容的基礎上契合廣大人民的情感需要和心理感受。
(二)健全“獲得”保障機制實現人民“獲得感”的再生
    健全“勞動—獲得”保障機制,不僅要使廣大人民重新確立“勞有所得”、“勞而必得”的信念,更為重要的是要保證人們的“獲得”值得他們去付出勞動。破解廣大人民“獲得感”失落的困境要解決好兩個問題:確立勞動是實現“獲得”的必由之路,保障“勞動”的“應當”,同時,在比較意義上實現“勞動—獲得”的公平性。應對上述問題,健全“勞動—獲得”保障機制,“讓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讓發展更有質量,讓治理更有水平,讓人民更有獲得感。”1其一,完善收入分配機制,在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上實現廣大人民對“獲得”的期待。習近平指出,“改革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推進改革的復雜程度、敏感程度、艱巨程度,一點都不亞于三十多年前。”2“‘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它損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眾獲得感,揮霍的是基層群眾對黨的信任”3。按照總書記的指示,優化收入分配機制,打破利益固化格局,促進社會發展和分配正義,真正摧毀現實生活中“權力”、“階層”、“腐敗”等“不勞而獲”行為,對于消解“勞動—獲得”邏輯,從而保障廣大人民勞動“應得”,并在實現社會公正的情況下推動“獲得感”增強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其二,加強社會保障制度,使“獲得”保障關乎到每一個個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社會問題矛盾增多的情況下,尤其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線、保民生的兜底責任。”4必須指出的,雖然我們承認“勞動”是“獲得”的必然邏輯,但是也應該關照現實生活中由于失去勞動能力而影響“獲得”的弱勢群體。由于“最可怕的敵人,是人類無法防止的這幾種天然無能為力的事情:幼弱、衰老和各種各樣的疾病。它們是我們可悲的柔弱的表征”5,這需要政府、單位、組織、個人等多主體共同參與到社會福利建設,推動志愿服務事業、慈善事業,在社會公正建設中推動“獲得感”實現的全民性,“要加強社會領域制度建設,擴大人民群眾獲得感,維護社會和諧穩定。”6
(三)培育合理的“獲得”心態為“獲得感”的實現提供價值保障
    良好的“獲得”心態是人民群眾實現“獲得感”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獲得”心態是指能正確認識、評價現實生活中的“獲得”問題,它能順應“獲得”的客觀法則,且不與“獲得”發生對抗的觀念;并且當個體“獲得”處于逆境甚至未獲得時,這種良好心態能引導個體進行自我調適,進而引導個體“獲得感”健康發展。其一,引導廣大人民群眾破除將“獲得”等同于“單向獲取”的誤區。現實生活中,總是存在著將“獲得”等同于“得到”,這就是關于利益流動中的“單向獲取”。實際上,作為“獲得”的重要內容,“內在獲得”在注重個體精神發展、價值體驗、自我認同的意義上將“獲得”致力于更高層面,即通過“給予”、“奉獻”、“幫助”、“審美”等形式來實現信念、價值的積極體認。從表面上看“獲得”表現為個體向內“得到”、“獲取”了什么,而本質上“獲得”恰恰是通過對外“給予”而實現的。根據上述,全社會要形成有關“獲得”的合理心態,破除將“獲得”等同于“得到”的社會心態,廣大社會媒介、權力機構、教育部門應該加強宣傳教育,樹立在“給予中獲得”的正確心態。其二,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獲得”實現需要“長期性”、“曲折性”、“創造性”,在糾正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錯誤心態中提升“獲得感”。早在2013年習近平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就指出“人類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離不開篳路藍縷,手胼足胝的艱苦奮斗”7,在部署民生工作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項長期工作,沒有終點站,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8,民生工作的進行不能急于求成,要“一年接著一年干,鍥而不舍向前走”9。所以,在追求美好生活,實現“獲得感”的現實進程中,我們要看到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是持續的、艱巨的甚至是曲折的。于此,良好“獲得”心態就在于廣大人民能正確看待“獲得”實現中的曲折、困難,并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追求“獲得”對象。

(四)以“獲得”的公共性推動人民“獲得感”的普遍實現
    獲得的個體化危機嚴重阻礙了獲得感的實現與提升,換句話說,個人的獲得感的暫時實現并不等于人民獲得感的整體性與延續性生成。克服這一危機的實踐需要在“共創”和“共享”上雙管齊下:一是通過“共創”夯實獲得實在。物資緊缺的傳統社會,依靠個人、家庭等私人領域來獲取生活消費品成為人們美好“獲得”的主要方面,隨著人們需求的豐富帶來獲得的現代轉型,人的獲得越來越依賴于社區、社會等集體提供的公共消費品,這就要求人們在“共創”中克服獲得的個體化危機。一方面,參與公共集體實踐活動。如參加志愿服務、社會公益等活動形式優化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資源和美化公共環境,以集體共創的形式擴大社會公共產品的獲得閾值,從而增強獲得感。另一方面,形成“公共性”的新型生活方式,更加注重自己生活方式長期性及由此產生的公共影響。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生態文明貴陽論壇時指出,要“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布局、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為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清的生產生活環境”1;這種生活方式推行要靠廣大人民的具體踐行,如以綠色低碳出行、生活垃圾按標準分類、推崇“光盤”行動、密切鄰里互動等日常具體活動培育文明健康、助益未來的公共性生活方式,這種“共創”不僅在客觀上增加公共產品獲得的質量和數量,也在主觀上形成個體參與“共創”的責任感和榮辱感,從這個意義上說,“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2二是通過“共享”增強獲得感。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作為實現與提升獲得感的根本指針。對國家來說,繼續立足國家大局與長遠發展加強對制度的頂層設計,從宏觀上對個體“獲得”予以整體性和長期性引領,從制度和實踐中推行“共享”發展,改變目前影響個體獲得感的發展不均衡現狀。對社區、單位等其他共同體來說,實現在居住環境改造、垃圾分裂處理、單位發展規劃等具體事務上實現“共享”發展成果,使公眾實實在在感受到“共享”增加“獲得”的同時,增強對其所在共同體的歸屬感。對于個人來說,以積極的姿態參與感受“共享”發展成果。“共享”是“共創”的現實目的,個體積極的心態、利用較好的時機“走出去”感受和體驗各類“共創”發展成果,并在“共享”中密切人與人之間的現實聯系,有利于獲得感的最終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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